张立群

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开始由高增长转入中高增长，与此同时，也进入了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布局2015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从目前情况看，由高增长到中高增长的增速换档活动有望在2015年基本完成，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将进入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新时期。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我国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出持续下降的状态。GDP增长率从2011年的93%，持续回落到2012年—2013年的77%，2014年进一步降低到74%。分析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主要是外需贡献持续减弱和国内城镇化问题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2014年经济增速继续回落，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以及由此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持续下降，而这一问题恰恰是城镇化过程中瓶颈制约的具体表现之一。从消费、出口、投资等三大市场需求分析看，2015年经济增长将由降转稳，全年GDP增长率预计略高于7%。经济增速回调活动预计基本触底。

综合各项指标和因素看，2015年世界经济仍呈继续恢复态势。尽管存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负面作用加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金融市场可能迎来调整等风险因素，但预计2015年国际市场保持平稳的可能性最大，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也将总体平稳。从我国出口企业经营状况看，正在进入竞争力由下降转向平稳的过程。2008年以后，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持续提高，依靠低成本支持而形成的竞争力持续减弱，是导致出口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近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努力在研发能力、品牌竞争力、成本管理能力和职工队伍素质等方面形成新的竞争力，并逐渐取代低成本支持的竞争力，使得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开始进入由降到稳的时期。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出我国出口增速的下降过程已大体结束，2015年出口增速按照美元预计为7%左右（如果按照人民币口径，预计为5%左右）。

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近年来实施的保就业的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就业形势基本平稳。在服务业发展势头比较好，小微企业创业门槛降低等因素的支持和作用下，特别是以保就业为底线的稳增长政策的支持下，预计2015年就业形势仍会大体平稳。增加就业和政府保障基本民生政策的落实，预计会继续支持城乡居民收入获得平稳增长，进而支持消费的平稳增长。此外对房地产和汽车市场的调整，有望在2015年趋于平缓，其对消费的负面影响预计会减弱。综合这些情况，预计2015年消费的实际增长率为105%左右。

投资增长将大体趋稳，2015年投资增长率预计为15%左右。首先，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态势有望结束。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这个区域的突出问题不是人口不足和买房需求不足，而是住房供给能力不足。正是这一供小于求的格局，决定了大城市房地产市场必将恢复较快发展。实际上从2014年第四季度开始，随着“买落”预期的改变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相关调整的出台，使得大城市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已经开始回暖，预计今年会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任务和城市群规划的落实相联系，大城市政府也在高度重视房地产企业拿地难的问题，以及由此对房地产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制约和束缚。因此，大城市政府正在完善城市规划布局、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住房建设供地等方面下更大功夫，预计将逐步提高大城市及其相邻中小城市的住房建设供地能力。在销售形势日益好转和相应区域内住房建设供地逐步增加的支持和带动下，由拿地难、卖房难所引发的房地产业比较剧烈的调整就可能转为比较温和的转型升级模式，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会出现由回落到平稳的变化。

其次，目前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大体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包括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资金;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选择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相结合，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地下基础设施以及环保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尽管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债务到期、土地财政弱化等困难，但考虑到我国财政赤字率较低、政府债务规模仍在风险线以内、政府债务都对应一定的资产等因素，因此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都还有回旋运作的空间。2014年国务院43号文件专门针对地方债存量，提出了项目甄别的具体措施，预计将在稳定银行资金与地方政府建设项目关系方面发挥出重要的稳定作用。从2014年10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在铁路、机场、输变电等方面新批准了一批建设项目，投资规模达到16万亿元。综合这些情况，预计2015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速可以保持在20%以上。

在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带动下，制造业的投资预计也会由落转到稳。综合各行业投资现状和制造业发展状况分析，预计2015年制造业的投资增长率为15%左右。

从市场需求分析看，2015年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略高于7%的水平。上述分析表明，出口、消费和投资等市场需求已经大体趋稳，因此经济增长回调过程，预计将在2015年基本结束。

经济增速换档的基本完成，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条件、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和资源环境条件的趋势性变化，指出了由此引起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市场竞争特点、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应该看到，经济增速换档，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深刻改变的结果，集中反映在市场需求约束增强和成本水平提高上。这些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一个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好、做得优、做得省、做得清洁的新模式转变。从企业方面来看，面对的市场竞争比过去激烈了，要取得订单与过去相比变得不容易了，成本压力和控制污染的压力不断加大了，企业必须努力从过去“有没有”的标准转向现在“好不好”、“省不省”、“环保不环保”的新标准，必须从低水平、低成本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要通过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改革，以全方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新时期，其根本任务是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深化改革，形成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从微观方面看，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度和性价比明显提高;从结构方面看，是供需结构、区域布局结构、国内外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均衡;从宏观方面看，是发展空间可持续拓展、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缓解、产品、服务、资金通过市场交换顺畅且有效益地循环;从经济发展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看，是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基础设施、不动产的品质得到明显提高，系统配套性、布局合理性、耐久性和可传承性明显增强。从资源配置方面看，是通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实现各类要素资源的集约高效配置;从环境方面看，是形成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综合看来，这是中国经济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重大转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梯。

适应新常态的过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过程，也是体制机制的全面完善、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过程。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伴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企业转型、产业转型也是一个优胜劣汰，重建新的发展基础的过程，如何有效控制和不断化解各类风险，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体制机制全面完善，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好“稳”与“进”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序。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宏观调控政策“托底”的任务很重。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比较看，防止经济走冷，主要应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要做到有力度。2015年房地产转型调整、房地产投资增长及整个投资增长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应该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确定赤字水平，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准确地把钱用到保障基本民生，稳增长、促转型和支持改革创新上来，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扩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更好地发挥对各类社会资金、民间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2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减小和热钱流入导致的货币投放压力减小等现象的出现，使得货币政策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总量措施调整方面的空间有所扩大。另一方面，受无风险利率仍然较高等因素的影响，在货币金融领域中传统的“赚快钱”的模式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影子银行等高风险融资活动受到监管以后，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的股市大涨及其包含的投资倾向，都值得高度重视。如果投融资活动不能与实体经济爬坡过坎的艰难转型现状紧密结合起来，那么货币数量增加的效果就始终会与风险累积相伴。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就不会形成良性循环。此外，美国QE结束以及欧盟和日本等国家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都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需要高度重视和合理应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就是针对稳增长、防通胀、控风险、促转型、支持改革等多个目标进行综合权衡，按照稳健的原则，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和适度性。

3全面深化改革，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作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快把前置性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围绕破产退出活动尽快完善并严格风险责任约束机制以及资本优化组合机制。破产退出改革重在制度和机制建设，不宜单纯追求数量和规模。针对困难企业和过剩产能的调整，要注意把市场选择和政府支持的作用合理地结合起来，既注意优化产业素质，也要注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4积极稳妥地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抓紧制定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注重加强对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系统的建设，还要注重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特别是地下设施与地面设施建设之间的配套建设。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在城市范围内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加快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通过各个城市群整体功能和承载力的提高，促进市场、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人口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5积极提高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针对当前人口和相关的买房、用车需求过度集中在一线大城市的现状，各个大城市都应该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兼顾长远规划目标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资源潜力，科学调整城市规划布局，努力增加供地能力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支持汽车和房地产市场发展。防止汽车、房地产市场发生较大的波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