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R·斯特雷耶

用现代标准来看，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时代，在国家的稳定性和安全上不能说有明显的增加。然而，与更早期的情形对比，这种提高是不可置疑的，而且足以在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开启一场令人瞩目的复兴。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远距离贸易的促进，人口的增加，人们更关注宗教和政治。要统一所有以上这些利益并不总是简单的，尤其困难的是协调对一个好政府的需要与对一个完善的教会、更基督化的生活方式的需要。早期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和平运动在10世纪法兰西中部混乱的地区展开，由教会作为一种尝试组织农民和其他非参战者进入治安维持会组织，以压制暴力和反抗封建君主的掠夺。但这并不很成功，因为封建君主往往在军事上比没有训练的、缺少装备的和平组织的军队更有优势。这一运动也被外行人质疑，甚至是保守的教会成员，因为它把教会牵涉进世俗的战争和罪犯裁决的事务中去。但当这一理念被强大的君主，比如诺曼底公爵所吸收，当教会愿意退居二位并认可一个世俗统治者的努力，那么和平运动就是有用的。它使公爵们有借口来介入地区事务并镇压那些威胁政治稳定的暴力行为。

从长期看，教会成员和非教会人士总是能够在减少暴力冲突的具体方法上达成一致。但在11世纪，他们越来越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不一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上的关系。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两者都深深混淆在一起。国王们被认为是半宗教的重要人物而且对宗教事务有广泛的影响。他们提名修道院长、主教以及教皇；他们甚至干预（正如查理大帝那样）教条的制定。在另一方面，教会里的领袖，在世俗事件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像是国王的智囊、管理者、基督公国的统治者。11世纪时，在教会中产生的新领导阶层仅仅进行的是对神职人员的改革。随着发展的深入，因为改革神职人员，教会就需要独立于世俗权威。而要去赢得并保持这种独立性，教会就必须在教皇统领下进行中央集权化。而强有力地中央集权化的、革新后的教会一定会对世俗社会有广泛的影响。一些改革者认为，教会需要在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上有最终的权威。如果欧洲真的要接受基督教，那么它必须有基督教的领导。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非常有力地提出了这一方案，摧毁了之前欧洲政治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世俗统治者反对教会的这一方案，并导致了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冲突。经过斗争，宗教和世俗权威间曾有的互相依赖关系被严重削弱了。国王失去了他们半宗教的特征与他们对教会提名的控制权。教会赢得了对欧洲社会的领导权，虽然不是完全的控制权。教会完全从世俗政治权威中分离出来，他们在最高程度上获得了独立，从而能够在更低的程度上实行相当的自治。即使是部分的胜利，格列高利的改革者也算是赢得了一场胜利。

就像所有的胜利者一样，在冲突中教会的胜利有其不可预见的结果。通过发挥教会的特质，通过把它完全从世俗政府中独立出来，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明确了世俗权威的实质。定义和论据可以改变，但强势的格列高利不得不承认教会不能执行所有的政治功能，所以世俗统治者是必要的，并需要有他们作为的范围。他们也许会听从教会的指导和纠正，但他们并不是教会管理基层的一部分。他们管理着另一种组织，但对此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简单说来，格列高利的教会的概念几乎导致了国家概念的产生。这一过程如此强烈，以至于现代作家不得不把冲突描述成教会和国家的斗争。

要完全相信这一过程是错误的，但在斗争过程中及其之后，欧洲政治结构的重组确实为国家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复兴后的欧洲，全面的统治的想法不再被认真对待。当教会和帝国紧密合作，帝国的权威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认可。但相比其他任何世俗政治组织，冲突更削弱了帝国。其他组织的首领与改革者们一起独立地解决了他们的纷争，并取得了比帝王所取得过的更好的协议。西欧可以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单元，但这显然不是一个政治单元。每个王国或公国都以独立个体形式存在，多元化的国家体系的基础已经建立了。

与此同时，世俗统治者开始主要作为正义与司法的保证者与散播者，冲突加强了这一已经存在的趋势。格列高利的改革者也许相信是教会定义了正义，但即使是他们也承认，在正常条件下是世俗统治者的责任去负责将正义施行到人民中。国王强调这一功能是更重要的。如果他们不再对教会组织的指导和管理肩负一定的责任，如果他们不再是“外部事务的主教”，那么他们唯一的存在借口就是维护正义。但如果他们要执行正义，那么法律法规必须被制定，而且司法制度需要完善。以上的两个步骤，当然对于国家的建立是有用的，但它们并不总是那么早就出现，它们也不总是像在西欧那样具有如此的重要性。

在西欧国家初期，如此强调法律的事实对它们将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家基于法律而建立，并为了法律的实施而存在。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道德（有时是政治）上的义务，而且欧洲法律不同于很多其他地区，它不仅仅是惩罚罪犯的法律。它调整家庭关系、商业关系以及对财产的拥有和使用。法律在其他政治体系中没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律师在其他社会没有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欧洲国家并不总是能实现法律主导的国家的理想，但正是这一理想本身成了获得臣民的支持与忠诚的一个重要因素。

（选自《现代国家的起源》，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