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在笔者的印象中，“传统”一词时常与“现代”相对应，有时甚至成为守旧的同义语。好比说一个人守旧似不太好听，于是就委婉地说他“很传统”。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颇以“反传统”为时髦，许多中青年作家开口闭口“现代派”，动不动就批评一些惯用的表现手法太传统，不屑一顾。可自九十年开始，忽然掀起一股读经热，传统又逐渐吃香起来；如今就连发表文章申报课题，若涉及传统文化也格外容易通过。

其实，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两千多个民族、五千多钟语言，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语种没有自己的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的自然选择，早已渗透于民族的血脉与生活的细节之中。犹太人一度失去自己的家园，流散于世界各地，可他们的传统文化消失了吗？希伯来文化对人类历史尤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巨，可是众所周知载入史册了的，何须像中国某些学者那样喋喋不休地鼓噪呢？我们的某些学者动不动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问，认为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此诋诬，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因为新文化运动指向的分明是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和与这一制度相匹配的文化形态，就是“制度层面”的文化，也就是为我们今天某些学究所津津乐道的“纲常”——它们对中华民族的戕害，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乃是有目共睹的。刘绪贻先生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于儒学统治，实为真知灼见。而对于几千年所传承下来的“非制度层面”的文化，我们可从来就不曾丢弃过。胡适先生不是早就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么？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和《中国小说史略》不都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么？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光明日报》还专门开辟了《文学遗产》专栏，语文教材也从来就没少选古代典籍，只不过不再把它视为“经”来顶礼膜拜罢了。怎么能说我们不要传统割裂了传统呢？中华民族当然要复兴，但复兴绝非复古或复旧。不要动不动就拿“大唐盛世”“康乾盛世”说事儿，殊不知唐朝二百八十九年，黎民百姓尚能安居乐业的时日，不过才六十余年。动乱时“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太平时“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也叫盛世？康乾就更不用说了，仅那一桩又一桩的文字狱，动辄满门抄斩诛灭九族，还不够令人发指的么？

言及复兴，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发轫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这个专用名词里，“复兴”是由意大利语的“重新”和“出生”构成，并非汉语字面上的“恢复兴盛”之义，更不是“旧戏重演”。文艺复兴张扬的是过去时的古希腊文化，目的却是为了抨击现在时的文化和制度，为了意大利的新生。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能不令我们深思：文艺复兴的先驱如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巨匠，都是意大利人，而且出生于佛罗伦萨，可他们高调宣扬的为什么不是本国本民族的意大利文化，而是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对岸的古希腊文化呢？按照中国学究的思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理应复古罗马文化之兴，再现大罗马帝国的辉煌呀，怎么能引进它国它民族的文化呢？这不是数典忘祖吗？然而，文艺复兴的宗旨是人的解放，是要把人性从神权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至于从哪儿汲取资源并不重要，而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和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恰恰可以提供这方面最适宜也最丰富的资源，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文艺复兴的“巨人”们（恩格斯语）非常理智地选择了古希腊文化，根本没考虑也无须考虑这些文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历史早已证明，文艺复兴实乃人文主义的滥觞，堪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正是从那时起，再经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整个欧洲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纪元，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倘若盲目地推崇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无异于故步自封、作茧自缚。尤其是在今天，无论你是否认同全球化的说法，“天涯若比邻”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更何况地球是个圆的，自古以来人类就没间断过四处迁徙，相互交流。西方盛行的基督教不就是源起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吗？中国古代的文化他们也照样学习嘛！西方人似乎不懂什么“夷华之辨”，不讲什么“祖宗之法”，更不盲从于什么“子曰诗云”。他们有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可从未将其中某一家定为一尊，用某一家的学说来制定“纲常”，并以此形成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他们视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为己有——这才是最大的“传统”——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有利于健全人性的，绝不拒斥统统“拿来”，融合并升华成自己的价值观念。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邓小平就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为什么邓小平不提“面向传统”呢？那个年代稍有世界眼光的人都清楚“祖宗之法不可法”，怎么今天的学究就非要“克己复礼”，非要以“三纲六纪”“四书五经”来规范现代社会呢？办个所谓的“国学培训班”，统共授课不到一个月，收费竟高达五六万，难道就这么“弘扬传统文化”？

（选自《书屋》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