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2015年8月27日，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数百吊唁者排着长龙在外等候;礼堂一角，十几位家属在哀乐中默默流泪。

排队的人们一边保持肃穆，一边低声讨论：哪些官员和老干部出席？汪东兴的儿女都在干什么？

他们告别的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汪东兴三十多年来早已淡出公众视野。他在1976年达到政治高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位列中央权力核心第五位。他负责毛泽东安保工作近30年，是中南海“大内总管”，也是毛泽东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

然而顶峰却也是落幕的开始。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汪东兴所笃信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他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辞职，获得批准。

与他一同淡出政治舞台的，还有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并主管农业的纪登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主管过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以及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的吴德等人。

他们都曾在“文革”时期到达政治生涯的高峰，继而从政治舞台退隐，消失在北京的巷陌中。

退隐政坛后的低调生活

汪东兴晚年住在西单六部口新壁街的一座四合院，这是汪东兴搬离中南海后的居所，对面就是原国家副主席王震的院落。从这里到中南海新华门只有1300米。静谧的气氛中，灰色的砖瓦在高墙和铁网上露出头，一棵高大的泡桐树伸出茂盛的枝叶。

8月21日汪东兴去世当天，记者来到他的家中探访，这里没有哀乐，也没有花圈。汪家的追思场所被安排在解放军305医院太平间贵宾厅。

事实上，淡出政坛后的他们，几乎都住在西二环内闹中取静的院落内。

住在新壁街的汪东兴，生活得安静低调。一名隔壁楼房的居民指着他家院落说，“这里据说是领导人之家，但从来不见开门。”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与汪东兴常交流，在他看来，汪“心很宽，想得开”。他九十大寿时，曾在西单一家饭店请老战友吃饭，战友们觉得他的身体不错。

阎长贵回忆，汪东兴暮年时常对他言及毛主席功劳很大，“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杨银禄也忆及，汪东兴常说，“我想毛主席了”，“然后就流下眼泪”。

吴德晚年过上了归隐的生活。“开始几年他就在家里待着，哪里也不去，家里可以用四个字形容：门可罗雀。”其女吴铁梅称，父亲在家中看书、写字——用瘦金体抄毛泽东的诗歌，晚上偶尔睡不着，就去院子里看看花，他的车“跑的字儿最少，用的油也最少”。

东交民巷17号院还住着几位老干部，但吴德也几乎不跟他们来往，跟吉林、北京的老部下也没有接触。家中常客是纪登奎和纪坡民父子等。他们能激起吴德的兴头。

吴铁梅记得，有一次胡耀邦来访，对吴德说：“你可以到处看看去，到全国各地啊。”自那以后，吴铁梅陪父亲去了广州，“看看改革开放”，又去了趟西安。据她回忆，有一次在跟纪坡民的聊天中，“老爷子”听到了“社会上乌七八糟的事情”，挺不高兴，还跑到中纪委去发了言。在《新闻联播》上看到官员贪污的报道，吴德就很生气：“把电视关掉！”

陈锡联喜欢四处转悠，去玉泉山钓鱼，把北京周边有鱼的地方都去了一遍，家里有很多钓鱼比赛的奖杯。夏志伟说，“其实钓鱼比赛的厂家也希望知名人士和老领导得到这个奖，有广告效应”。

他晚年的交际圈主要在军队。夏志伟称，陈家来的人主要还是老领导、老部下，他们逢年过节常常互相走动，聊的也都是战争年代的经历。不变的是，陈锡联客厅里的毛泽东像从1973年以来从没换过。

往事的沉默渐渐被打破

人到暮年，回忆的欲望更强烈，关于往事的沉默也被打破。

2000年左右，汪东兴想打一次官司——一本名为《汪东兴传》的“地摊书”侵犯了他的名誉。案子到法院后，被认为“汪老打官司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上报到最高院，最后转给打非办后不了了之。

最近十余年，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的日记、口述史或回忆录相继出版。但除汪东兴外，其他人在2000年前就已病逝。特别是四人中年纪最轻的纪登奎，谁也没想到他竟最早去世——1988年7月13日，纪登奎心脏病突发，走得很突然。

其子纪坡民回忆，“他觉得自己年纪还不大，以后有的是时间”，言及此处，他无奈地两手一摊。他称，父亲生前想写两本书，一本个人回忆录，一本写“文革”。

“我从日常接触中强烈地感受到，赋闲后的纪登奎内心并不宁静。但他并没有把这些思考写出来。”赵树凯在他的文章《忆纪登奎从九号院离去》中不无遗憾地写道。

他们中最早出“文革”个人回忆录的是最年长的吴德。2004年8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时他去世已8年了。吴铁梅表示，这本书在原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帮助下才得以问世，书中十三个章节的口述，是1993年夏天在北戴河完成的。

与吴德的“文革”回忆录不同，2007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陈锡联回忆录》则把更多篇幅放在记述陈锡联的戎马生涯，十七章中仅最后两章涉及“文革”。

2010年，汪东兴一连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另一本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汪东兴日记》——主要回忆他参与转战陕北、第一次出访苏联和重上井冈山等重大历史事件。

这些书中有些回应世人猜测的段落。汪东兴书中公布了林彪事件中自己给毛泽东写的检讨。

他们各自复原记忆中粉碎“四人帮”的精彩情节，吴德提到自己负责卫戍部队的始末。而陈锡联则回忆，“抓四人帮一伙，要动用卫戍区的部队……吴德、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先后来到我家，我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抓捕当晚，是他提醒华国锋，“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

争议也与口述史相伴，吴铁梅坦言，她父亲的口述史面世后，出版社被书中提到的两位老干部告上了法庭。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但纪坡民觉得，“文革有多少曲折的事儿啊，一个人就是一种故事，一种说法”。

一份“生平”看出革命几十年的评价

汪东兴遗体告别仪式上，《汪东兴同志生平》被印成7页A4纸，装订成薄薄一册。纪坡民拿了一份，又帮没能出席的老干部子女带了几份。

“你一个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给个什么评价呢？就是这个‘生平。”他说。纪坡民收集生平资料的习惯源自他父亲的葬礼。1988年纪登奎去世，正逢中央治丧改革，以往念悼词的冗长流程改成了印一份“生平”。

纪坡民回忆，在父亲的“生平”定稿前，有关部门曾专门征求家属意见，纪坡民的一条意见是，父亲曾多年在北京军区、中央军委担任领导职位，但生平中却没有体现。有关部门最终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生平”写了纪登奎历任诸多军方职务的其中一个——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其他职务被淡化。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去世后，吴铁梅为了父亲“文革”中的评价措辞，曾一度与治丧委员会争执。她对记者回忆，当时她提出，这份初稿中没有父亲参与的两件大事：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和粉碎“四人帮”。

治丧委员会认为，吴德“文革”前的事可多写，“文革”后的事可不提。吴铁梅想法刚好相反：“文革前的反正档案里都有，唯独文革后要写清楚，我爸不是‘那边的，是‘这边的”。

吴铁梅把父亲1995年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的口述实录《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拿给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回去研究研究”。吴德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夜里11点半，吴铁梅接到电话，父亲“生平”里头多了一句话：“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过程中，吴德同志完成了中央部署给他的工作”。

相比之下，汪东兴生平资料中“文革”时期着墨颇多。

“我来是因为他粉碎过‘四人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外，一位董姓的北京老工人这样告诉记者。提到汪东兴后来的淡出，老人淡淡一笑：“国家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免不了的。”

（《南方周末》2015.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