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召稼楼由传统的水利主导、聚族而居、商业兴镇的聚落形态，发展为现代休闲旅游观光区、群众文化活动新平台，这种古镇的保护开发模式值得后人借鉴。古镇不是孤立的个体，古镇的发展要抓住时代机遇，接受挑战；更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多为民众谋福祉。这样，召稼楼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古镇重建，都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古镇；聚落；转型；召稼楼

古镇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它的发展蕴含着时间的积淀。每一个古镇在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进程中，都对应着该区域内经济、文化、民俗的重大社会变革。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其演变过程自然就各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文化既是个性的，也是共性的。正所谓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共性又通过个性表现出来。以此凭借某一典型古镇的转型因素，来分析研究其内在机理，由此呈现出古镇发展变革的大脉络，以期启示当代古镇的未来走向。

召稼楼古镇，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内，面积达150亩。它源起于元朝初期，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至今仍保留着少量清代建筑。2005年，召稼楼被列入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召楼古镇正式启动修复改造工程。在“修旧如旧”的原则下，召稼楼凭借上海世博会的东风，于2010年正式开街迎客。2015年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有着800年历史的古镇召稼楼再度焕发生机，展示了江南生态水乡、上海创意重镇的崭新形象。

一、召稼楼的传统聚落类型

从时间上来看，聚落经历了古代乡村到现代城市的演变；从空间上来看，聚落涵盖了广义的人类生存空间。聚落形态的转型也是由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而趋于多元的。分析其传统聚落的形成原因，不仅依托特定的自然地理形态，也与文化、经济等因素密不可分。

（一）水利主导的地缘聚落。传统古镇聚落形态的初始形成因素，与便捷的水陆交通密不可分。一个集镇初具规模后，经商业、文化影响后又反过来刺激了交通的发展。对于古时的上海来说，兴修水利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回顾历史，上海地区的河浜体系不同于北方的自然河道，而是建立在人工基础上的。吴越时期，朝廷就在太湖流域建立了一套“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农业圩田系统。据研究，太湖东部最早的农业开发形式是从沼泽中围出大圩。五代时期，在吴越政府的人为干预下，大圩与圩间的河道形成浦塘圩田体系。北宋末，圩田成为江南扩展耕地的主要方式。据《上海县竹枝词》记载，“大修水利最宜田，潮浊泥淤港易填。留坝浚深兼置闸，禾棉那虑旱无年。按：图富必以务农为本，务农必以兴修水利为本。未有水利不修而田能丰收、民能富足者也。”足见水利事业之重。

就今日召稼楼地理环境来看，古镇夹河而建，老姚家浜、复兴港穿镇而过，刘家河、东小港等河流交错其间。平西街、兴东街、纯佑街等主要街巷位于河的交叉处，整体平面呈“丁”字形。街巷沿河道兴建起来，河道两岸的民居建筑夹河而起，朴素而不失简约，低调而不失雅致。此外，从整体布局看，各个商铺、酒店、农家乐与桥梁、雨廊、戏台、亭子互相杂糅，从而形成连续的空间格局。被河道分割的小块坊里之间则有小桥相连，桥的大小和形式各不相同。礼耕堂对望即是过去的老码头，供居民淘米洗衣和靠船卸货。以管窥豹，我们也能从这个侧面来审视整个召稼楼古镇的景观特色与地形、地貌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聚族而居的血缘聚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制度是中国文化存在的基础，更是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媒介。血缘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至今，仍保有其本质的不可或缺的一环。支撑和推动召稼楼发展的，正是基于明清时谈、沈、奚三大家族的宗族关系。而奚氏后来居上，位列“浦左首富”。明代奚氏迁居于召稼楼地区，老一辈人置地建房，子孙按照传统的模式生活：一部分青年人外出经商，一部分人留家耕种、赡养老人。经过400余年的人力、财力聚集，逐渐成为召稼楼镇的主导势力之一。

这从古镇所有的桥名和主要大宅都是奚氏各个支系居住的“堂”名，获得证明。如礼耕、绿野、纯佑、梅园、资训、宁俭、崇本等。如今，未能恢复的还有号称“一百零八间”的东南宅（瑞凝堂）、称“九十九间屋”的西南宅（凯寿堂）、奚家长子长孙居住两百多年的人瑞堂（当地人错写成存瑞堂、仁善堂）。在乡下还有始迁祖置地建房的老奚家宅集古堂、厚余堂、务本堂、济美堂等。清光绪《南汇县志》描述为：“奚氏列第相望，书香不断，称望族焉”。 在18世纪中叶到清末的160年中，奚家新宅由北向南，连绵三四里路，成了召稼楼第一大户。

（三）集镇式的业缘聚落。宏观来看，江南地区富甲一方，得益于丰富自然资源建立起来的渔业、农业，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物质经济基础。明代以后，商业得到极大发展，社会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革。传统的“重文轻商”观念逐渐在经济的刺激下瓦解，不仅从商成为江南地区的风尚，商人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这一社会形态的转变极大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集镇的发展。于召稼楼镇而言，据上海县志记载，明光绪初年，当地有商店60余家，居民百余户。20世纪20-30年代仍有商店60余家，居民百余户。1949年有商店78家，从业人员160人，其中南北什货店15家，茶馆、豆腐店各6家，棉布百货店、药店各5家，鲜咸鱼店4家，米店3家。另有碾米厂和饴糖坊各3家、轧花厂和榨油厂各2家，共有从业人员53人。50年代仅剩小店数家。1984年有商店25家。

作为闵行区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赵元昌商号宅院在清代为召稼楼的集镇人口聚集和经济发展典型代表。宅院现位于召稼楼镇道南街34-58号，建于20世纪30年代。“赵元昌”也是赵氏商号，在平西街、兴东街、道南街分别开设商铺，经营南北杂货。通过梳理赵氏家族的生平，便可知江南地区重商的思想观念。根据赵昌飞编修的《赵氏族谱》记载，商号掌柜赵元祥的父亲在其16岁时病逝，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虽有近百亩田产，但她仍坚持晚辈出门闯荡、学做生意。赵母为助子生意兴隆，便亲自拜托周浦镇名士胡明甫为店铺取名、题匾。赵元祥在母亲的扶持下，苦心经营，和气生财，享誉一方。1934年前后，赵家在召稼楼已开办了三间店铺，聚集了大量人气。如今，召楼镇上的赵氏宅楼至今保存基本完好，成了召稼楼镇非常难得的历史遗存景观。

二、召稼楼的当代转型机制

召稼楼兴起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时至清朝中叶时开始衰落，但到20世纪80年代时仍是拥有数十家店铺、作坊的水乡集镇。如今游人往来、填街塞巷，形成了旅游新景观。传统古镇的转型绝不是一蹴而就。召稼楼的发展无疑是依托所属区镇的发展变革而进行的。在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的大力支持下，闵行区浦江镇成为黄浦江东岸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市镇。在浦江镇党委和政府的通力协作下，召稼楼被打造成为浦江镇南部的核心旅游观光区域。

（一）重大事件的影响。上海世博会规划师吴志强先生认为，城市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城市的主动行为，其目的无疑是带来促进城市发展多方的积极影响。召稼楼所在的浦江镇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上海世博会召开的契机下，召稼楼于2008年开始重建。倘若缺少了上海世博会的外部刺激，古镇老街、非遗资源也只能“养在深闺无人知”。同时，由于市中心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空间，在这种建设思路引导下，世博的“文化消费链”则会很自然地拓展至如浦江镇的乡镇地带。经济、政策的硬实力带动历史、文化、旅游的软实力，召稼楼古镇的重建也在情理之中。

（二）文化资源的开发。2007年上半年，上海明确提出发展成为“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思路。而这个发展思路主要在贯彻“文化”之上。回顾过去，浦江镇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召稼楼历史文化风貌区被誉为古代浦东垦荒中心，更是上海城隍秦裕伯和浦江合流第一人叶宗行的故乡。浦江镇除建设秦裕伯、叶宗行纪念馆外，更创新发展思路，将召稼楼打造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新平台。近年来，浦江镇党委、政府以打造“文化重镇、文化创意的大镇”为目标，以增强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为主要发展方向，坚持“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化”的发展理念，积极打造浦江居民“十五分钟都市公共文化圈”。2012年以来，浦江镇依托召稼楼古镇礼耕堂开展的《传礼继世 耕读传家——召稼楼“百姓讲堂”》系列活动入选《2012年闵行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项目》，扩大了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同时，浦江镇借召稼楼搭建起群众文化活动的平台。“古镇周周演”“社区邻里节”“社区大舞台”“端午文化节”“百姓讲堂”等长效文化活动深得民众喜爱。

三、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镇的相关研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而随着千禧年的到来，古镇研究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热点总是伴随着社会热点而产生。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古镇多为“千镇一面”，同质化的现象令人担忧。反观召稼楼凭借世博契机得以重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 源得以兴盛。梳理历史，召稼楼由传统的水利主导、聚族而居、商业兴镇的聚落形态，发展为现代休闲旅游观光区、群众文化活动新平台，这种古镇的保护开发模式值得后人借鉴。古镇不是孤立的个体，古镇的发展要抓住时代机遇，接受挑战；更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多为民众谋福祉。这样，召稼楼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古镇重建，都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吴志强.重大事件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意义及启示[J].城市规划学刊，2008，（06）：16-19.

[2]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3-31.

[3]奚志强.召稼楼奚氏史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4]郑土有.五缘民俗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陆瑶，上海大学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镇保护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