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西方美术自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直至清朝前期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虽受到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环境制约，但经由一批中外仁人志士的努力，仍完成了从初步传播到蔓延发展到广泛融合的过程，西方美术作品的流传、美术技法的教习与融汇、美术风格的传承与结合，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建筑艺术等美术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中国美术的传统。

关键词：明清美术；西方美术；文化交流；传播；利玛窦；郎世宁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美术教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课题（批号2012zy085）阶段性成果 ]

明末清初时的一百多年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发生发展直至鼎盛的时期，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内涵、解剖学、透视学为基础、形体光影空间为表现手段的西方近代美术体系。经过一两百年来对中世纪僵化的宗教艺术的批判和对古希腊罗马精神的推崇和发展逐步得以确立。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继之而来的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东西方交流日趋频繁，西方美术以一种几乎不为人察觉的方式潜入和渗化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对古老的中国美术文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中外文化交流的背景

中国从明代建立不久就由于防范倭寇等原因实行了海禁政策，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所以我们也常常不自觉地将明清时代的美术也看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与中国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不过是传统的一种延续而已。但实际上，郑和的七次远下西洋和传教士利玛窦的来华活动，以及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使中国通过印度洋周边诸国与欧洲产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些都已经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全新阶段拉开了帷幕。

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自古就有，汉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我国就和西域诸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甚至罗马帝国都有过密切的交往，以至于我们的传统美术中已经融入了相当多的异域成分。但是新阶段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却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明朝并没有沿着郑和时代的脚步继续前行，而是出于国防安定的考虑骤然收缩对外交往活动，甚至远低于宋元时期中国的开放程度，这和欧洲大步跨入航海和商业时代的蓬勃发展趋势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条件下，中西方的文化艺术交流从显性层面转移到了隐性层面，官方层面转移到市井层面，但势头并没有减弱；其二，与以往更多的中亚艺术的直接接触（或者说是与欧洲艺术的间接接触）不同，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直接面对了更为遥远、差异更大、又是经过了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近代美术，其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巨大反差必将对中西方美术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西方美术在明代中后期的初步传播

尽管明代初期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不久就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实际上对外交往并未中断。以天朝上邦自居的中国官方对能来仰体天朝、在科学艺术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们非但不排斥，反而还会恩宠有加，因而出现了很多欧洲传教士在宫廷供职的现象。意大利人利玛窦被认为是将近代西方美术传入中国的首批传教士中的最有名的一位。因其具有西方科学文化的许多知识，又懂得如何顺应中国礼俗，因此颇受朝野欢迎，在传播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首次见到利玛窦带来的油画“天主母像”的时候，对于这种比传统中国画更接近于真实效果的写实画法，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踽踽欲动。其端严娟秀，中国画工，无由措手。”这段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

利玛窦不仅将油画带到中国让国人大开眼界，其本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可能对中国美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考证，南京博物院馆藏的一批明人写真，如《徐渭像》《李日华像》等，有“略用淡墨勾出五官部位之大意，全用粉彩渲染”这样的画法，颇接近于西画技法；而“金陵画派”的吴彬、龚贤等画家在山水画的透视和光影处理等方面与西方绘画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能是受到当时存放于教堂内的西方雕版印刷品的影响。但正如苏立文所言“17世纪那些有可能受到西方艺术影响的中国山水画并没有一幅是直接去模仿西欧作品的”，西方绘画对于明朝中晚期中国画家的影响是极为有限和微妙的。

而利玛窦对中国徽派版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更为深远一些。现存的《程式墨苑》中的四幅依据利玛窦提供的底稿制作的木版画灌注了中国临摹者力求忠实于原铜版画的热情和匠心，这是直接学习、借鉴近代西方绘画的最初尝试；徽商的经济活动造就了较为开放和较少保守习气的徽派版画圈，使其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审美趣味，因而徽派版画的空前繁荣也要估计到西方绘画尤其是版画所产生的影响。

三、明末清初西方美术在中国的蔓延

继利玛窦之后，更多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而美术作品所具有的视觉传播优越性，一直被作为传教的媒介工具受到高度重视。在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的争取下，由欧洲出版社出版的纳达尔神父的《圣迹图》于1605年抵达南京。“耶稣会士带来的油画虽然更受人赞赏，课时最终还是书籍插图和雕版印刷品的影响更广泛一些，因为这些东西更便于广泛流传，也便于大量复制或被中国的木版雕刻师改作”（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汇合》）。随即，该书在中国被大量复制、流传，对西方美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有“西来孔子”之美誉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将原铜版画《圣迹图》改编为“上图下说”的木版画集，内容上仍终于纳达尔原著，形式上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中国化的特点，使变体复制版本的《圣迹图》在中国得以更广泛的传播。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清两朝宫廷均备受恩宠，以致1650年顺治皇帝特恩准其在原利玛窦所建经堂的基础上主持修建起了北京城第一座大教堂——南堂。该教堂虽历经战火，20世纪初修复后仍能保持原形制。这座建筑与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巴洛克建筑在风格上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其中具有巴洛克建筑特色的由卷涡纹构成的外轮廓和门窗格局尤为明显。南堂及前后修建的东堂、西堂、北堂、澳门的圣保罗教堂等一系列的巴洛克或哥特式教堂为欧式建筑在中国的蔓延奠定了基础，自此开始了欧式风格在中国园林建筑中的滥觞，其中以清末的圆明园为甚。

四、清朝前期西方美术的传播和产生的影响

近代西方美术自16世纪初传入中国，经历百年的传播、蔓延的过程，到了清初，在绘画、建筑、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南怀仁兼长绘画。据记载，南怀仁曾用透视画法做过几幅画悬挂于宫廷娱乐场所，还主持刻印了《七奇图说》画册，广为流传。而与其一起在钦天监任职的中国画家焦秉贞深受其影响，尤其是在透视画法上。当时将以透视法为核心的，包含明暗、光影、空间、浓淡以及设色等技法的西方绘画技法统称为“海西法”。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对焦秉贞所掌握的“海西法”颇为赞赏，“古人尝赞画者，曰落笔成蝇，曰寸人豆马，……焦秉贞素按七政之法度，五形之远近，所以危峰叠嶂，中分咫尺之万里，岂止于手握双笔”。被称为“我国最早的油画作品”的《桐荫仕女图》屏风，也可能出自焦秉贞之手。而这一切，与南怀仁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尤其是西方绘画技巧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更为规范、系统的西方绘画技法的传授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画家格拉迪尼，他应皇家之邀由耶稣会派到中国，是郎世宁来华之前的一位专业画家，被委派向宫廷内学画的学生教授透视画法和油画技法。另一位擅长油画和铜版画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马国贤，首次在中国使用铜版画的技法摹写宫廷画家的山水画，其油画作品曾被康熙用作赏赐臣下的物品。这两位有着美术专业背景的画家，对西方绘画及其技法在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播是功不可没的。

在中国生活达52年之久、有着深厚的西方美术功底、传教期间进行大量艺术创作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无疑是晚明西方美术传入中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郎世宁最大的贡献在于将油画的造型、透视、明暗等技法和中国画的意境追求、构图方式、线条特点等有机融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亦中亦西，写实达意、神形兼备的宫廷画风，现存世的作品共有80余件，题材涉及广泛。最具有代表性的《乾隆皇帝朝服像》展现了郎世宁高超的写实能力。作品中表现的是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人物形象丰实饱满，富于立体感，同时为了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将明暗对比削弱，光线变得柔和分散，将写实色彩技法和传统绘画的工笔重彩以及线描手法糅合在一起，既突出了人物主体形象、增强真实的体积和空间感，又使画面具有统一的格调和装饰性，同时也使得肖像更加具有庄严、圣洁的典章意义，将一代明君的威严、尊贵、自信、睿智刻画得淋漓尽致。较之早期作品中那种特别强调明暗对比的欧洲风格，可以说是更加中国化了。

郎世宁还与与宫廷画院内的许多中国画家合作完成了一批合笔画。比如《弘历雪景行乐图》由郎世宁完成起稿和图像的主要部位，而其余部分和背景添色等工作则由中国宫廷画家唐岱、陈枚等人共同完成，因题材重大，各位画家均不敢怠慢，可以说各展其所长，但因不同风格的拼凑也造成不统一性，艺术价值稍有削弱。郎世宁还注重引进欧洲的铜版画，以郎世宁为主创作的铜版画《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可以视作为最早的有中国画家参与完成的铜版画。

郎世宁另一项重要的贡献在于促进欧洲建筑风格在中国的传播，其向乾隆皇帝推荐有关西方建筑庭园的铜版画，从而引发了清宫内大规模的西洋楼的修建。后来举世瞩目的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西洋楼建筑，则标志着西方建筑风格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发扬光大。西洋楼建筑群包括六幢洋楼、三组大型喷泉和若干园林小品，今天我们从废墟中仍然能够辨出那有着大幅度曲线变化的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的特点，而从现存的一幅当时的油画中可以看出室内装饰又是洛可可式的风格，从一些铜版画中又能发现殿堂的屋顶以及喷水池两侧的雕塑和装饰却是中国式的。于此可见，郎世宁及同时期的传教士们（如蒋友仁）在致力于传播欧洲传统的同时，也不忘将不同的风格尤其是中国传统风格融合到一起，从而符合不同的审美需求乃至创造出新的审美趣味。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美术自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直至清朝前期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虽受到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环境制约，但经由一批中外仁人志士的努力，仍完成了从初步传播到蔓延发展到广泛融合的过程，西方美术作品的流传、美术技法的教习与融汇、美术风格的传承与结合，对中国传统的绘画、建筑艺术等美术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扩展和丰富了中国美术的传统。

参考文献：

[1]袁宝林. 比较美术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苏立文.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M].赵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聂崇正. 郎世宁. 第1版[M].台北：台北锦绣出版社，1994.

[4]潘耀昌.西法中国画的先行者[J].新美术，1987，（04）：31-34.

作者简介：

刘仁朋，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