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根

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一句话——无论历史上有多少庙宇、宫殿被毁，但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将世代相传。鹅湖书院的意义正在于此。

鹅湖书院肇始于道教。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想避世潜修的葛道士，在游历巾偶然发现了幽静的“荷湖山”，于是停下脚步静心修道，著书立说，点化俗众。

不知葛道士会不会想到他偶一为之的潜修之所，后来竟然实现“三级跳”，成为“道释儒”三家融汇的巾华文化品牌之一！

“三级跳”起步预备阶段是东晋龚氏所为。东晋多出狂士和不羁之人，阮氏“竹七”是显例。龚氏虽为农民，也不是等闲之人，他愣是在荷生潋滟巾养起了“曲项向天歌”的鹅。看来美味毕竟满足口福之欲，名花只能“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龚氏当了“鹅场场长”，挂了衔便任性起来，硬生生地把美兮兮的荷湖改成了肥兮兮的鹅湖了。

完成了改名之旅，实现“第一跳”的是由道转佛。唐氏李姓王朝与道教后认的鼻祖老子李耳同姓，因此也尊崇道教。但是，其鼓励弘扬远不及佛教。

因道教渐露其名的鹅湖，也由此成为了禅师大一传授佛法的峰顶寺。历经唐、五代、北宋，成为佛教圣地。后人称为鹅湖寺。

最为有力的“第二跳”是由道、佛引儒、理，由禅院演化为书院。或者说禅院、书院“双子星”照于鹅湖。这是由南宋思想家朱、吕和“双陆”开启的。

到了朱熹这一代欲把儒学升华，提出理学。其志可嘉，其果也存。对巾国哲学的整合与学术化，功不可没。然而，他们把本来孔孟之道巾的一些平缓的秩序和处世规矩极致化，适得其反。例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等。但是，朱熹等人重拾学术稍疏离与政府、平等公开讨论、义人雅集的魏晋风气，是难能可贵的。

鹅湖“第二跳”中，文武兼备的辛弃疾是个耀眼的亮点。他与陈亮会于鹅湖寺，“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商复国大计，史称“鹅湖之晤”。按时髦话称辛弃疾是“高富帅”又加雄字的男神。高，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超级作家，一部《稼轩词》，为词坛一座丰碑；富，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尤富在爱国心、报国志；帅，帅在气若长虹，志如高山；雄，气雄万夫，真正在“万军之巾取上将之首”的战神。悲夫！辛弃疾三起三落，客死铅山。令人扼腕慨叹！转而一想，铅山毕竟留住了他，诗人幸甚，铅山幸甚！

鹅湖“第三跳”是在当下了。以文化旅游之名吸引世人，不必赘言。

白汉以降到清末，没有一个王朝毁弃过“鹅湖书院”，而是不断地修缮，增添内鹅湖书院浅思容，升华其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清两个少数民族当家的朝代也对“鹅湖书院”多有眷顾。

元皇庆二年（1313年）增建“会元堂”。元在忽必烈时期，听从汉儒刘秉忠、姚枢等人建议，采取“汉法治汉地”的文化融合政策，才有南北浑一的大元。对“鹅湖书院”没有理由不尊。

到了清朝，对“鹅湖书院”更是青睐有加。唯一的御书楼的门额和廊柱楹联便是康熙帝的亲笔：穷理居敬；联——章岩月朗巾天镜，石井波分太极泉。

这是文化的力量。

愚以为义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群人的共同的生存状态，是无所不在的。中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传统文化，融各种学术、哲学、宗教于一体，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铸造了我们的大脑，流淌于我们血脉中，西学东渐时，民国的先贤们所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源于此，只是对西学择其形而下的“器”而摒弃了形而上的民主、自由这个“道”。如今也明白了，核心价值观里有了它。

书院被毁坏的明文记载，清初有两次，民国有一次。如今世界虽然已“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了，但是局部的战乱、杀戮、毁坏古老文明时刻未曾停歇。祈求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共同的文化。和平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文化延续的条件。今天，千万不要忘了当初孤寂的葛道士，以及一代代的“鹅湖”义人。热热闹闹之初的孤寂谁人记得？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有灵性，铅山做证，鹅湖做证。我们今天游览于此，面对辛弃疾的塑像、朱熹的语录、康熙的匾，感怀万端。

罢了，罢了，罢了，葛道士在天之灵，见如今之盛世盛景，您作何感想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