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瑛子，周建忠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江苏 南通 226019)

一、龚景瀚生平及《离骚笺》成书

龚景瀚“丁乾嘉朴学昌明之会，又具学识著述之才”[1]，为乾嘉时期有代表性的官员、文人、学者，其生平、家世、履历等均有较为翔实的史例可供论考。龚景瀚著述颇丰，有《澹静斋全集》等传世，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均有藏本。

(一)龚景瀚生平

明清时期，福州龚氏家族文风昌盛，时人称福州龚氏“以循良显名天下”，出现过龚嵘、龚用卿、龚其裕、龚一发、龚景瀚、龚易图等著名文人、官员，《清史稿》《清史列传》均有相关记载。龚氏后人重视保存、整理先辈著述，龚式谷等人刊刻的《澹静斋全集》以及龚葆琛等纂修的《福州通贤龚氏支谱》是研究龚景瀚生平的重要史料。

据《福州通贤龚氏支谱·世系考》相关记载，龚景瀚为龚一发次子，龚氏家族第十五世孙。龚一发(1715—1773)，原名关渭，字天磻、号厚斋，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乾隆庚午(1750)举人，历任宜阳、林县、虞城等地知县。龚一发在任职期间，兴修水利、创建书院、与民共劳作，后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龚一发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祀河南虞城县名宦祠。[2]27-35

龚景瀚(1747—1802)，字惟广，号海峰，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卒于嘉庆七年(1802)。龚景瀚为乾隆辛卯(1771)进士，初任甘肃靖远知县，后因功升擢，历任循化厅同知、陕西邠州知州、庆阳知府、兰州知府等职。嘉庆七年送部引见，卒于京师，祀甘肃兰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乡贤祠。[2]36-45

龚景瀚在军事、政治、治学、创作等方面都颇有声名：作为文人，龚景瀚著有《澹静斋文钞》《澹静斋诗钞》等，现存诗400余首、文近百篇；作为学者，龚氏治学严谨，深思力求，其《祭礼考》《说祼》论述典章礼仪，《鲁都考》《春秋大夫赐号说》考证求实；作为官员，龚景瀚为官任职期间，兴修水利、整饬书院、讲学垂范，使民能享其利，因政绩斐然，龚氏受总督福康安、总督宜绵器重；除担任地方官职，龚氏多年随军征战，军事能力突出，其《坚壁清野议》被编入《皇清文颖》。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称赞龚氏为“闽中近代诗家，足以雄视海内者”[3]248，为官则“洞民情，谙军事，今之循吏而兼名将者也”[3]334。清人谢章铤评价龚景瀚玄孙龚易图时，将龚氏家族二人并论，“昔，兰州历官(龚景瀚)精通兵谋，公(龚易图)亦以书生杀贼。兰州所著‘澹静斋’诸书，宇内传诵，公亦撰《谷盈子》并诗稿十六集。后先相望，非所谓克绳祖武者耶？”[4]33-34

(二)龚景瀚著述考

龚景瀚勤于创作、著述颇丰，其作品涉及经史诗文等方面。据《民国闽侯县志》，龚景瀚所著有“《邶风说》二卷、《祭仪考》四卷、《禘袷考》一卷、《说祼》一卷、《孔志》三卷、《循化厅志》八卷、《读书访古录》、《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离骚笺》二卷、《澹静斋文钞》六卷、《澹静斋文钞外篇》二卷、《澹静斋诗钞》六卷。”[5]13此外，《清史稿》《射鹰楼诗话》《经学博采录》《晚晴簃诗汇》等更为详细地记载了龚氏著作的刊刻情况，“有《邶风说》三卷、《祭仪考》四卷、《说祼》二卷、《离骚笺》二卷、《循化厅志稿》八卷、《澹静斋文集》八卷、《诗钞》六卷皆所手定；其属稿而未能成书者，《孔志》《禘袷考》《读书录》共若干卷，藏于家，皆说经者之圭臬也。”[6]6

据前文所述以及《福州通贤龚氏支谱》等关于龚景瀚作品的相关记载，笔者兹分别考述如下：

《澹静斋全集》。该书有道光六年(1826)本、道光二十年(1840)本、同治八年(1869)本等版本，包括龚氏诗文集《澹静斋文钞》《澹静斋文钞外篇》《澹静斋诗钞》以及学术著作《说祼》《邶风说》《祭仪考》《离骚笺》。其中，《澹静斋文钞》六卷，收录有杂著、书信、序跋等；《澹静斋文钞外篇》二卷，多为与时事相关的政论文章；《澹静斋诗钞》六卷，有诗400余首，风格多样；《祭仪考》四卷，详述礼制，引用《诗经》《春秋》等证之；《说祼》二卷，阐释古代祭祀礼仪，并图文结合展示古代礼器；《邶风说》二卷、《离骚笺》二卷，二者分别为龚氏研读《诗经》、注疏《楚辞》之书。

《循化厅志稿》。八卷，龚景瀚任职循化厅同知期间编撰，李本源校订，该书涉及循化建制沿革、政治经济、民俗物产等方面。

《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金石类》记载，“《石塔碑刻记》一卷，清林乔荫撰，《石塔碑刻记附考》一卷，清龚景瀚撰，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7]

《孔志》四卷。龚景瀚撰，林昌彝补编，现存光绪二十七年(1901)本。龚氏有感于前人对“孔子生卒月日，籍里宦游”的理解或博而多误、或未能辨正，故而广采群书，撰写《孔志》进行考证。

《积石山房四书文》。该书未见，据《澹静斋文钞》中《积石山房四书文自叙》一文可推知，是书分为上中下三编，有80余篇，因龚景瀚“望积石山，嶙峋峭拔，苍翠扑人”[8]而得名。

另：《禘袷考》《读书录》等书为稿本，未进行刊刻，已不可考。

(三)《离骚笺》的成书及体例

《离骚笺》为龚景瀚的《楚辞》研究专著，是书二卷，专疏《离骚》一篇，“笺其大义脉络，井然如丝连而绳贯也。”[9]401

乾隆三十六年(1771)，龚景瀚登进士第、以知县归部铨选，后丁忧返乡。龚氏居乡十余年中，读书治学、教授学生；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龚氏赴选，授靖远知县。乾隆四十三年(1778)，龚景瀚于永定书院主讲，闲时读《毛诗》《楚辞》数月，因而作《邶风说》解说《诗经》十五国风之《邶风》。其时，龚景瀚亦于《楚辞·离骚》一篇颇有所得，然“因循未及笔之于书”；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龚氏于公务之余，教导家中晚辈。因而龚氏集王、洪、朱三家之注，并加以补正，作《离骚笺》于泾阳官署。据《离骚笺·自叙》，龚氏记作书时间为“阏逢摄提格壮月望后四日”[9]401，“阏逢摄提格”为甲寅年，故《离骚笺》作于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九。

在编纂体例上，《离骚笺》首为龚景瀚《离骚笺·自叙》，说明作书缘由，次为正文，最后为总结性质的通论。《离骚笺》采辑众说，注疏《离骚》时先于原文文句下选引王逸、洪兴祖、朱熹三家之注解，又别引《说文》《玉篇》等书以及五臣、吴仁杰、邵璜诸家之说进行补充。龚氏“瀚按”“瀚曰”常在上述注解之末，作进一步诠释考订。《离骚笺》多数释语为龚氏参酌几家之注而得，亦有少数文句，龚氏不列前人之注，只用“瀚曰”“瀚按”的评语进行批注。龚景瀚认为前人注《离骚》，“皆随文训诂，未能贯通其意义”[9]401。因不满前代注家未疏通《离骚》大义，龚景瀚分《离骚》为三大节、十三小节，《离骚笺》卷一为龚氏划分的《离骚》第一节，卷二为第二、三节及龚氏所撰总论。在分节的基础上，龚氏于句末或各节末归纳旨意、阐释章法，卷末总论考析作时、梳理脉络、评析文法。

二、训诂：字词训释，驳旧立新

“《楚辞》以王叔师《章句》为最古，至洪氏《补注》、朱子《集注》而备矣。”[9]401龚景瀚治学深受乾嘉学风影响，龚氏注《骚》虽旨在“贯通”《离骚》大义，然龚氏治学深受时风影响，《离骚笺》在训诂方面同样采辑众说、间出新意。具体言之，《离骚笺》释词解句既重视探究本义、亦结合语境，考辨名物则广征博引加以论断。

(一)探求本义，征之典籍

《离骚笺》训释字词时综合旧注并进行补说。龚景瀚常据《说文》《玉篇》等书探求本义，进而援引古籍中相关字词以证之。

1.“何桀纣之猖披兮。”龚氏首引王逸注及五臣注，而后注云：“按《玉篇广韵》，衣不带之裮皆从衣，今此从犬，似当从猖狂本义。五臣说近之。”[9]411关于“猖”，王逸释为衣不带之貌，五臣释为“乱”；龚景瀚引《玉篇》，从字形出发分析字义，衣不带之“裮”形旁从“衣”，而“猖”形旁从犬、读音从昌，本义指纵思狂妄，更切合《离骚》文句中的意思，龚氏因此认同五臣之注。

2.“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龚氏注云：“《玉篇》‘謇’，居展切，难也，吃也。朱说为本义；王训为‘忠贞’，则转义也，兼之始备。”[9]412朱熹释“謇”为“难于言”，王逸释为“忠贞之貌”，龚景瀚据《玉篇》等字书，指出朱、王之说一为本义、一为引申义，训释时应当兼顾二者。

3.“又重之以修能。”龚氏注云：“修，《说文》曰‘饰也’；《玉篇》曰‘治也’。其义当与《大学》‘修身’同，训为修饰、修治俱可，下文‘修名’、‘好修’皆因此。王训为‘远’，朱训为‘长’，俱非。”[9]404龚景瀚引《说文》《玉篇》，又引《大学》之“修身”作为佐证，认为“修”为修饰、修治之意，后文“修名”“好修”“灵修”等均同为此义。而后，龚景瀚结合“好修”解释“灵修”，注“夫惟灵修之故也”云，“修为修治、修饰，训‘远’非也。在君为灵修，在臣为好修，其义一耳。朱为妇悦其夫之称，亦未必然。”[9]413

(二)据境索义，审慎通达

释词解句为训诂的基本内容，龚景瀚不仅基于《说文》《玉篇》等字书探究本义，又立足于更宽的语言环境，结合上下文疏通文句、串讲评析，其注疏总体较为平实审慎。

1.“及荣华之未落兮。”《离骚》之“荣华”，历代注解有指颜貌、指草木、屈原自喻等义，如王逸认为“荣华”寓指颜色、荣华未落指颜貌未老。龚景瀚结合语境，上文言琼枝，下文有荣华，“荣华，指琼枝，非指女”[9]443，因此释荣华未落为草木繁盛之貌。

2.“告余以吉故。”龚氏注云：“故者，已然之蹟也，下文传说吕望等是也。吉故，前事之吉善者也。”[9]454前人多释《离骚》之“吉故”为求合之吉占，王邦采释“吉故”为“会下文之意以立言”[10]583，龚景瀚之注与王邦采类似、而更为详细，后文吕望、宁戚等均为君臣遇合之范例，因此“吉故”所指为前事吉善者。

3.“又何芳之能祗。”王逸、汪瑗等注“祗”为敬，子兰之徒干进务入、不能敬爱贤人。黄文焕训“祗”为振，“何芳能祗”指自振其芳[10]631；龚景瀚指出：“何芳能祗，言不能敬以自保也。王说非。”[9]458

(三)着意草木，补证地理

“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11]循名责实、辨别异称，从语源上追本溯源是名物研究基本方法之一。《离骚笺》于名物考辨颇下功夫，龚景瀚或辨析植物、或考证地名，在旧注基础上提出质疑、补正疏误。

1.“夕揽洲之宿莽。”王逸认为“宿莽”指“草冬生不死者”，吴仁杰引《山海经》，注“宿莽”为莽草。[10]97龚景瀚注“宿莽”云：“王注必有所本，且此云‘宿莽’，《山海经》曰‘莽草’，未必一物”[9]407，龚氏认为王逸之说必有所根据，吴仁杰以“莽草”释“宿莽”，失之穿凿。

2.“杂申椒与菌桂兮。”龚景瀚注“菌桂”云：“吴以蕙与熏草为二物，是也。其说互见，下句以菌桂为二物，亦有据。但在本文，以‘申椒’例之，似指如竹之桂。且此句皆言香木，不应杂以草。从竹、从草，或古字通用，或传写之误，不宜泥也。”[9]409龚氏在吴仁杰注疏基础上，据对文索义，以“申椒”之例推断“菌桂”为木名而非草名，并从字形变化、文本流传的角度进行推测，加以佐证。

3.“留有虞之二姚。”龚景瀚考证此句所提及地名的具体位置及名称。龚氏承袭杜预之说、指出洪兴祖之误，将《离骚》中“有虞”释为河南虞城，“今河南归德府虞城县，古之纶城也。河东之虞城，乃舜初起之地，非此虞。洪引皇甫诸说，非是。”[9]446-447

《离骚》篇章宏富，其中不少名物难以考索，如无确证，龚景瀚秉慎言阙疑之义，不强为之说。如“索胡绳之纚纚”，吴仁杰注“胡绳”为大蒜，龚景瀚指出吴说之谬误，又云：“以大蒜为香草，似非也。绳毒之名亦不见于古，吴说似附会。以上文薜荔例之，胡绳当是一物，但不可考耳。”[9]418

三、文法：划分层次，剖章析句

“笺之为言，线也，不多之谓也。读者之悟，与作者之意相遇于幽玄恍惚之地，一线孤引，竟欲忘言。其文反略于作者，而以作者为我注脚，此为上上人语也。”[12]《离骚笺》亦以“笺”命名，龚景瀚立足《离骚》文本，用“笺”之体例通义理、述章法，力求达到全文大义“丝连而绳贯”的注疏效果。

(一)评析结构，讲求脉络

历来学者对《离骚》段落的划分看法不一。王邦采《离骚汇订》以三分法划分《离骚》层次，以卷首至“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第二段至“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而后为第三段。龚景瀚同样以三分法为中心进行层次评析，总体分《离骚》为三大节、又细分为十三小节，并认为“乱曰”数句为全篇大旨所在。《离骚笺》之三大节分别为：“自篇首至‘沾余襟之浪浪’为首一大节，皆言‘国无人莫我知’也……自‘跪敷衽以陈词’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中一大节，皆言‘莫足与为美政’也……自‘索藑茅以筳篿’至篇末为一大节，皆言‘何怀乎故都’，而‘将从彭咸之所居’也。”[9]469-471

龚景瀚言：“求女一节，王注为近，近李厚庵申之，其说始畅然”[9]449，其《离骚》分节之说或是由李光地《离骚经注》中“两段说”发展而来。李光地称《离骚》前半篇直述己事、后半篇托意寓言。龚景瀚则更进一步，分《离骚》为无人知己、上征求索、问占远逝三大部分，并于各段小节以及篇末总论等处反复申说屈原忧君忧国之意，以《史记》之“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贯穿全篇。龚景瀚释《离骚》之“见帝”“求女”为“无聊之思，作万有一然之想”[9]441，“见帝”一节言屈原多方悟主、小人多方败之；“求女”一节因王逸、李光地之说敷演，龚氏又言求女比求贤臣、春宫喻指嗣君，宓妃指有贤名而不忧君国者，简狄、二姚指他邦之贤。

在三分法的基础上，龚景瀚析分篇段，点评《离骚》之章句文法以及各大节、小节之间的关联，总结照应、伏笔、承接等艺术手法。龚氏解三大节之间关联，如篇首“高阳苗裔”二句有宁死不可去国之意，正与篇末临睨旧乡、诎然而止呈首尾呼应之势。龚氏亦解各小节之起伏照应，如“固前圣之所厚”为“节中前圣”一节伏笔，“启九辩与九歌”一段文法与“说操筑于傅岩”遥遥相对。龚氏举芳草与玉饰为例解说“脱卸”之法，前半篇取喻于芳草，至众芳芜秽、则兼取芳草与玉言之，至兰芷不芳、则单言兹佩可贵，以此展现《离骚》之层层递进、起伏照应。

(二)剖析心态，考析作时

龚景瀚注《骚》旨在推究篇章脉络、体贴屈原本心，其《离骚笺》于揭示屈原心迹、考析《离骚》作时等体察入微、又申以己说，有新颖可采之处。

在注疏过程中，龚景瀚设身处地、揣摩心态，紧扣“生死”“去留”的线索勾连《离骚》全篇，指出“不可去而必死之意”为一篇之筋节：于开篇二句，龚氏言溯所自出，已有宁死不可去国之意；于“恐皇舆之败绩”句，龚氏言此为君国、非关一身，是故国不可去；于“怀朕情而不发兮”句，龚氏言宗社将墟，不有君国、何有一身，故必当死也；篇末，龚氏言为国无望、不可去亦不可留，其必死之意隐然言外，并非徒为君不我用、俗不我知而自沉。除反复推求关键词句，龚景瀚从全篇综合把握屈原心态。龚氏举前半篇“九死”“溘死”“死直”“危死”等处，云：《离骚》前半篇“多必死之言，而非有必死之志，皆以甚言己节之不可变”；至见帝、求女均不可为，其时死志已决、哀痛已极、而后半篇无一言及死，“所谓哀之至者不言其哀”“忧之至者反若无忧”[9]473。

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历来注家以《离骚》为屈原初放之作，龚景瀚立足文本、揣摩心态，复考析《离骚》作时。龚氏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未立之时，“游春宫”处即深有望于顷襄，因怀王此时已留于秦。而后，龚景瀚结合屈原之生死去留及《离骚》脉络词气，分析《史记》“嫉党人”“怨其君”“忧其国”之情，指出《离骚》前半篇词气激烈、多有怨愤，因怨时犹有所望；后半篇宗社之亡在于旦夕，屈原只期一死，故文辞益见深沉，从而以《史记》为证、确定《离骚》作时。

四、义理：以《诗》解《骚》，阐发忠孝

在注疏《楚辞》的过程中，龚景瀚结合研究经学著作的心得与方法，其《离骚笺》重视寄托、以《诗》证《骚》，并糅合“忠孝”解读《离骚》文意及主旨，显露出伦理纲常的倾向，体现了龚氏自身学术趣尚与价值判断。

(一)《诗》《骚》参互，比附对照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13]以《诗》解《骚》之风发轫于刘安《离骚传》，王逸亦称《离骚》依《诗》取兴、依托《五经》立意，此后注家引儒家经典解《骚》、尤其引《诗》解《骚》者代不乏人。

受其时经学风气影响，清代以经解《骚》之风颇盛，如奚禄诒《楚辞详解》引《易经》《礼经》证《骚》，挖掘其哲学内涵、文化意义。龚景瀚 “出入群经，贯穿礼制”，常以经学作为立足点阐发文学作品，其《离骚笺》是乾嘉时期《楚辞》研究中以《诗》解《骚》的典型。

《离骚笺》分《离骚》为三大节，龚景瀚称三节正如《诗经》“赋比兴”之义，并认为结尾“乱曰”如《诗》之小序。具体言之，龚氏《离骚笺》之分节首一大节言“国无人莫我知”，龚氏云：“此一大节正言之也，时人所谓赋也”；第二大节言“莫足与为美政”，龚氏云：“此一大节放言之也，时人所谓比也”；第三大节言“何怀乎故都”，龚氏云：“此一大节假言之也，时人所谓兴也”。[9]469-471龚景瀚以其治《诗》《礼》的学术优长阐释《楚辞》，形成了自身特色。《离骚笺》划分《离骚》为三大节，又以结尾“乱曰”总结全诗大旨，显得结构紧凑、层次井然；然龚氏强行比附《诗经》，将“赋比兴”与《离骚》三大节分别对应，以“正言”“放言”“假言”进行概括，又将“乱曰”与《诗》之“小序”等同的做法则臆测过度，难免扞格。

另外，龚景瀚研究《诗经》的同时又兼治《楚辞》，《邶风说》与《离骚笺》分别为龚氏的代表作。《离骚笺》借“赋比兴”划分段落，《邶风说》则结合《离骚》意蕴阐发《诗经》之微言大义。[14]18-22其中《柏舟》《静女》二篇《诗》《骚》参互的特点较为鲜明，以《邶风说·柏舟》为例，龚景瀚将《离骚》与《柏舟》对照，称二诗主旨相通；龚氏又道：《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句即《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意。[14]2-5《离骚笺》展示了龚氏以《诗》解《骚》的研究方法及经学的精神指导，而《邶风说》中，《诗》《骚》的交互是相互的，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柏舟》以“隐忧”为主线，诗中因群小构陷而报负难申之忧愤与《离骚》中忧郁苦闷、生不逢时之哀确有相通之处，龚景瀚之解说有其价值所在，然进行比附，则有过度阐释之嫌。

(二)君臣之义，忠孝之旨

明末王夫之、黄文焕等借注《骚》寄托心志，多有激愤之言、怨君之语。清初，李光地、方苞、刘献廷等学者通过注《骚》宣扬性理之学，屈原的一系列行动从而被推崇为遵循理学的圣贤之举。至乾嘉时期，政治高压加大、文网严密，江中时、林仲懿、梅冲等学者接受并宣扬《楚辞》君臣大义、忠孝伦理之论。

《离骚笺》开篇，龚景瀚即提出“忠孝”，注“正则”“灵均”云：“父名而字之，所以期之者如此，使困于谗佞而改易，非独不忠，亦不孝矣。”[9]404而后，龚氏反复申述屈原深有望于君，上下求索只为悟君、求贤；屈原之不得志是小人、党人之过，《离骚》不怨其君、处处归咎于世，正显忠厚之义，“君不悟者、党人为之”[9]414，“己多方悟主、小人多方败之”。又，李光地《离骚正义》、刘献廷《离骚经讲录》是清代前期流传甚广的《楚辞》注本，提出“陈古义、剀治道”“忠孝为宗”诸说，后代学人治《骚》受影响者不在少数。龚景瀚受其沾溉颇深，《离骚笺》在分段、主旨等方面或援引、或借鉴二人之书，故龚氏注疏《离骚》时亦常有“君心”“君臣”“忠孝”之言。

此外，龚景瀚以忠孝之说、忠奸之辨为立足点，将《离骚》某些文句一一坐实对应、挖掘其象征意义，如“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诸句，龚氏云“其党盛矣。总总离合，陆离上下，变幻诡诈不可测度也。谗谄蔽明，而君听因之不聪”[9]442，释写景之句而糅合义理的色彩，明显失之于穿凿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