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学者李零判断国学：何为国学？就是国将不国之学，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国货这个概念，自一发生，便带有着救亡图存的气息。

从近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以“抵制”外国货为核心的国货运动此起彼伏，日货、美货等都曾成为愤怒所指的目标。当然，“抵制”外国货不是我们的“特权”，也不是这个时代的特色。

从“国耻货”到国货

自清末以来，中国市场对日货就有着高度的依赖，也正是因为日货的无处不在，国人频频采用抵制日货的策略来进行反抗。1908年，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即“二辰丸”案，引发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此后抵制日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反抗日本侵略的常态方式。

1908年抵制日货时，一对父母让11岁的孩子穿绉布衫，孩子认为这是日本的物品，自己宁愿赤身裸体，也绝不穿这种“国耻货”。茶客们在茶馆饮茶时，一谈及“二辰丸”案，有客人立即将身上穿的日本制的衣服裤子撕毁，而茶楼的主人也马上让伙计把日本瓷器收了起来，改用江西瓷器。还有卖火柴、烟斗等物品的小贩，因为是日本货，很多客人都纷纷表示唾弃，他就立刻将这些货物用火烧了。

抵制日货的最佳方式就是购买国货，可是抵制日货又强制性地打破了市场的供需关系，使国货出现了涨价的现象。1915年，中华国货维持会对部分商人乘机抬高国货价格进行了批判，以往商家买卖获利不过1分，当时已加至二三分，更有甚者，原先1个铜板可以买10片火纸，抵制后就只能买5片了，价格提高了一倍。这种哄抬价格的行为，也使购买国货的人灰心。

辛亥革命以后，人们纷纷剪掉辫子，梳起了小分头；脱掉了马褂，穿起了洋服。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也上升了一个高度，传统国货的质量慢慢呈现颓势。

比如本地火柴厂生产的火柴质量，与日本火柴厂生产的相比，不得不败落。而且，从日本进口的日用品价格十分低廉，国货远远不能够与之相比，中国人摒弃便宜的日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后，这种行为自然而然地就淡化了。

林德扬：为发展国货去自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爱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抵制日货。这是近代史上第四次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

5月初到西山养病的北大学生林德扬闻听了五四运动，不顾自己的肺病，立刻下山，抱病支持学生运动。林德扬参加了学生会国货维持股的工作，每天调查国货，抵制日货，并且坚持每天送一篇白话文到新闻股去，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当然，抵制日货光靠口号和焚烧是远远不够的。林德扬是个热心国事的学生，他认为救国只靠说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一定要走实业救国的路线，于是他开始积极筹资在东安市场开办“第一国货店”。没想到，在招股时就遇到了重重困难，直到有一位同乡京官答应出资几千股才略好一些。可是，这位同乡竟然出尔反尔，让林德扬受了很大的刺激，最后，他自己拿了七百余元出来，国货店才得以开办起来。

经此一事，林德扬意识到国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上，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于是，他在1919年11月16日上午8时，将长衫脱下，从容一跃，跳入荷花池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林德扬的追悼会上，北大校长蔡元培进行了演说。蔡元培说，林德扬的自杀，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第一个自杀的人，他要以自己的自杀来激励国人去走发展国货的道路。

林德扬的自杀也引发了空前的“自杀之论战”，众学者探讨热血青年自杀的原因和自杀的社会意义，以及如何救济自杀。

国货运动难以为继

民国以来，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书报杂志，很多都是“提倡国货”，“中国人用中国货”等口号标题之类的。

1928年国民政府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有近百家国货厂商参加，历时两个月。《申报》还创办了《国货专刊》，宣传国货。北平也开设国货陈列馆作为提倡国货的机构，将物美价廉的国货让众人知晓，以便畅销。

但是抵制日货一段时间以后，国货涨价的现象同样出现了。1931年，有人指出，抵制日货之际，往往就是国货涨价之时，也正是这种情况，抵制日货的工作一直都不彻底。

其实在抵货期间，日货也没有完全绝迹。很多商人为了利润多一些，是宁肯不爱国也要卖日货的，对于百姓来说，那些当官的连国都卖了，还说什么爱国，而且国货贵，日货便宜，他们当然是选择便宜的货物来买了。

此后，国民政府将1933年定为“国货年”，1934年、1935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让人纠结的是，在国货年和妇女国货年里，洋货的进口均突破了历史最高，只有在“学生国货年”里，国货的销量才有所上升。

■观点

器物的“普世价值”：文化与文盲一墙之隔

货是具体的，有形的；文化是抽象的，无形的。一件完美的器物，保证其固有的价值的基础上，还得有时间的延续性、文化的丰富性，没有文化的商品，不过就是一块石头，用完了也就用完了，或者还没用完，也就完了。

□吴越

时间博物馆里的器与物

本专题的落脚点，我们来到烟台——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一个品牌（北极星）的百年兴衰，在这里能看到中国计时仪器陈列、科技钟表陈列、世界钟表珍品陈列、烟台钟表发展史陈列、钟表装配演示体验。更重要的是，这里收藏的时间，把我们带回记忆中去。

1915年，民族实业家李东山在烟台创办宝时造钟厂，成为中国机械制钟的发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先后有十几名烟台制钟人到天津、青岛、沈阳、丹东、上海、北京等地独立或与人合作创办钟厂，把机械制钟技术传播到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烟台造钟厂。1960年正式启用“北极星”商标，一句“遥远的东方有颗星，它是烟台的北极星”央视广告语，让北极星家喻户晓。

作为器物的钟表，存在的意义却是无形的时间。多么玄妙，时间一直在流逝，器物却走向消失。

时间还指向未来，指向遥远的未知。航天等高科技计时仪器上，北极星的名字出现，高科技让钟表与时间形影不离，分毫不差。一年上一次弦的年钟已推广上市，带来的对科技的思索甚至超过了时间本身。钟表凝聚了时间，也定格了绘画、雕塑和音乐，不仅仅是陈设，更是艺术品。

在时间里，我们更能体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一切附着于物的文化形态，终归在时间的流逝里辉煌、暗淡。

品牌回忆的根源：

延续还是创造？

英国学者柯玫瑰在她的《中国清代瓷器》中说，“中国在印刷、制瓷与运输等方面，领先于世界，那时，西方民族降服于中国傲慢的裙裾之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遥远的瓷器背后的价值取向、文化意蕴，统统消失了。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直白地道出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自行发展，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

司马迁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一切记忆都是虚妄，富可敌国的土豪此起彼伏，改变时代的器物却离我们远去。财富的聚集，堆积起无限的器物。这些新堆起的器物却又是冷冰冰的，和一块天然的石头没有什么分别。

作为手写时代的象征，英雄钢笔曾经风光无限、身价亿万，然而时光斗转，2012年，曾经的钢笔大佬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49%股权。

英雄钢笔、鸡牌味精、康巴斯手表、泺口醋、北极星座钟、大金鹿自行车，这些在我们贫乏时代深入生活细节的种种老国货、老物件，或者消失不见，或者改头换面，也或者老而弥坚，在商业大潮的一阵阵洗礼中，呈现出不同的生存境遇。

品牌带给我们诸多回忆，回忆的根源指向何方？大白兔奶糖把我们带回童年时代，回力鞋把我们带回青春岁月，永久自行车代表着最初在这个世界的旅行……然而，除了回忆，这些货本身还蕴含了什么东西？

软实力的“普世价值”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说过：“我的左脸是索尼，我的右脸是松下。”日本人“傲慢”的脸孔之下，是他们值得自豪的产品。在这里，索尼仅仅只是一个产品吗？松下仅仅只是几件电器吗？美国也一样，苹果仅仅只是手机吗？可乐仅仅只是饮料吗？

货物，附着的是文化，那是一种无形的，更让人恐惧的文化之魔力。有形的货物侵吞世界，无形的文化跟进——不必攻城略地，已然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一个缺损的苹果让人彻夜排队，有人甚至为它卖肾。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进行到第4天，废墟下的男孩薛枭被救出后的第一句话是：“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可乐男孩”闻名全国，逗乐了当时“被悲伤笼罩的中国”。

看得到的文化渗透，与看不到的精神引导，堪称可怕。

就保护本土品牌而言，美国对内有《购买美国产品法》，对外有著名的“301条款”。前者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除特殊情况外，必须购买本国产品，工程和相关服务也必须由国内供应商提供。按照“301条款”，美国可以对任何“损害了美国商业利益”的国家进行贸易制裁。

作为“软实力”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约瑟夫·奈的目的，仍然是用现实主义的手段来推行美国的文化软实力，使其他国家接受“普世价值”。与西方不同，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在于塑造“新的自我”，以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为多元世界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