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豆豆

摘 要：纵观古今，伟大的诗人无不具有独特的经历，正是丰富独特的经历给予他们别样的灵感。以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两颗明珠的唐宋时期为例，仕途生涯和情感生活的个人浮沉对诗人作品的影响尤为明显。政治生活对其作品的有益影响多在于贬谪，而情感生活对其作品的影响更为广泛。唐宋诗人每每将由于政治生涯和情感生活所致的心中郁结诉诸笔端，便产生一部蔚为可观的贬谪文学史和异彩纷呈的情感文学史。

关键词：个人浮沉  “诗言志”  唐宋诗人  苏轼

一、文人自身与其作品的双重关系

（一）“诗言志”的文学思想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诗经》作者的作诗目的中就有着“诗言志”这一观点的萌芽，正如《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而《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以及《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所言也是此理。诗文言志寄忧怀，顾名思义，诗人所言之志以及所咏之怀，无一不发源于自我内心，诗文本源于内心。“诗言志”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其意为“诗言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偏向于理想，与其对举的“诗缘情”，则与之统一，“情志统一”，这二者皆在于说明诗人个人的浮沉对其诗作起源与发展的影响作用。

（二）仕途及生活对其作品的导向作用

仕途与生活便是所谓的个人浮沉，对诗人作品的影响不可小觑，正是有了这些个人浮沉，才有了诗人多种多样的文学风格，丰富了文学内涵，铸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诗人。被历代士人与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儒家理论“学而优则仕”，指引着历朝历代诗人们走向仕途。 春风得意时如孟郊的《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难看出仕途得意对于诗人下笔的影响何其深刻。所谓仕途，有得意亦有失意，贬谪之歌自屈原后历代不断，而作为诗歌鼎盛期的唐代足以代表其高峰。 如李白贬夜郎途中，王昌龄龙标之贬以及刘长卿的两次贬谪，都不乏好诗传世。贬谪的悲愤不平，孤独寂寞以及对生命的执著和对理想的追逐，丰富了诗作内涵。

二、文人所开创的盛唐与唐代所造就的文人

（一）“盛唐诗酒无双士，青莲文苑第一家”

盛唐文学的辉煌是由李白等流传千古的文人所铸造的，这些不朽的盛唐诗人之所以有着感人肺腑的诗作，也与那个时代所给予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正如初唐四杰是初唐诗人的代表，杜牧与李商隐是晚唐诗风的典型，李白正是盛唐魅力的展现。其乐府歌行和绝句中尽显盛唐诗歌气来、情来与神来的独特风采，其发兴无端，气势浩瀚的诗歌创作包孕了盛唐士人豪放洒脱的浪漫情怀。

从李白自身的思想来看，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与独善其身的“出世”精神在其身上达到了平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与寻仙访道的隐逸情怀交替主宰着他的思想。正因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其诗歌才有慷慨激昂的神采，政治理想的破灭则对李白的诗作有两个方面的导向作用：一是他转向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在山水中寄托了许多逸兴壮思的诗篇，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表现了政治失意后的归隐之志;二是加深其诗歌中的悲愤情绪的外化。“物不平则鸣”，李白在仕途理想幻灭后的诗作，情感上更显厚重，思想上更加深刻。

（二）沉郁顿挫之杜诗，忧愤深广之诗圣

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杜甫，其诗作反映的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乱，不仅渗透着个人经历，也映照着时代变迁。盛唐诗歌那种慷慨激昂的理想色彩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人间艰辛的关注，不仅在审美意识上更倾向生活，也在艺术上字锤句炼。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困居长安对其诗作的影响极为明显，其诗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其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最为著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怀着悲愤沉郁的心情，写下了“三吏”、“三别”，无一不由诗人个人的浮沉出发缘事而作。

（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晚唐诗人的作品境界较为狭小，这与当时已走向衰败的时代有所关联。但李商隐在爱情和琦艳题材、在向心灵世界深入方面，将唐诗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李商隐幼时孤苦，形成敏感而清高的性格;青年得到令狐楚的赏识，步入仕途，卷进“牛李”党争。他的“匡国”用世之心在咏史诗中表现出来，如《隋宫》中的“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类诗在含蓄委婉的抒情中，寓有对时局的尖锐讽刺。然而李商隐仕途坎坷，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苦闷，这在他的咏怀和咏物诗中有所体现，如流传较广的《乐游原》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正是他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他诗歌中最有特色的是包括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的诗，如《锦瑟》，诗境雾里看花，辞意缥渺难寻，却家喻户晓。

三、苏轼的个人浮沉在其作品中的渗透

（一）东坡生来为作文，嬉笑怒骂皆至诚

说到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时，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苏轼身上。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是北宋豪放词派的主要代表，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苏轼成就最高，胜过苏洵和苏辙。苏轼的名号虽然充满了无限的美好寄托，然而其人生经历却有着不少坎坷。他用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和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的平常心结合起来，做到乐观旷达，其作品也无不充满着浓郁的情趣和旺盛的活力。他曾青云直上，也曾几起几落。三次被贬使他的经历多了几分坎坷与磨难。但恰恰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他的魅力。青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完美地结合在苏轼的身上。

（二）“十年生死两茫茫”

苏轼作为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在婉约词风方面也不乏佳作。如果说政治的不得志与仕途的坎坷造就了他乐观豁达的豪放之风，那么感情生活则成就他的缠绵婉约之作。从他温婉细腻的词作，如“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可见他感情生活是幸福的。一位豪放大家写出这样的婉约之作，不仅与苏轼身为诗人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息息相关，更与他的感情生活有关。苏轼经历了三段爱情。王弗早早离开人世，却让苏轼永远记得“小轩窗正梳妆”的甜蜜;王闰之在苏轼遭受排挤时照顾他，让苏轼怀着自由的心写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美景;王朝云万里相随，陪伴苏轼流放惠州，苏轼对她们的感情与其词作一样真诚。

最典型的莫过于王弗去世十年后，苏轼在密州写下的这首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是苏轼写给王弗的悼亡诗，也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政治生涯的感慨，反映了对亡妻永难释怀的感情。此后苏轼的诗词中开始大量涌现出“衰”、“早生华发”之辞，可见其心态之悲凉。苏轼的词风在“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壮阔情怀中掺杂着“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凄惨绝美。

（三）黄州惠州儋州，东坡仕途生涯

苏轼服膺于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入仕后有用世之志，屡遭贬谪。苏轼一生既有高居朝堂的风光，也有失魂落魄的遭遇。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一次是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一次是被贬惠州，随即被贬儋州。三次被贬谪，也是他人生三次低谷。正是这一次比一次更加遥远的贬谪，使他完成了从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到胸怀天下的文化巨人的嬗变，逆境不仅造就了他乐观旷达的精神，也造就了他创作的高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以被贬黄州为界，此前不论是生活还是诗词皆为得意，而此后多为失意之作。黄州时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散文如前、后《赤壁赋》，此二赋所蕴含的境界之高，与苏轼坎坷多难的政治生涯所带给他的人生体验分不开，古人所言“读赤壁赋二篇，胜读一部庄子。”诗作如《寒食雨二首》，可以看到一位以豪放达观见称的才子寂寞的精神世界，在进退维谷中但求平静无事。词作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透露了苏轼壮怀难酬的感慨，不仅为盛行缠绵悱恻之调的北宋词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英雄的苏轼。

四、结语

诗人个人浮沉对其作品的影响在各个时期都有典型例子，唐宋时期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更具代表性。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或著名文人，自然联系到政治沉浮对他们创作生涯的影响。政治上的不得志与文学上的硕果累累让人深思，“物不平则鸣”仕途上的不平促使他们以诗歌为途径，抒发出最真挚的情怀。再加之情感生活的经历，使这份不平之鸣更显动人，在二者的沉淀之中酝酿出了感人肺腑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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