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鸿 音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成都 610065；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钦定同文韵统》是清代和硕庄亲王允禄等奉敕监纂、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章嘉胡土克图于乾隆十五年（1750）主持修成的一部字书，存世有当年的武英殿刻本和后来的“四库全书”本。该书的主旨是要建立一套通贯梵、藏、满、汉诸语的音译规范，以保证不同民族的佛教信徒在念经诵咒时都能得到尽可能准确而一致的读音。这套规范最著名的实践成果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成的《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就目前来看，《同文韵统》用汉文和满文解释梵文的篇章相对清楚（王敌非 2011），但由满汉译音规则扩展而成的藏文音读规范却让人感到那肯定不是基于某个实际的藏语方言。本文试图指出那些规则与现代拼读法的异同，藉以揭示《同文韵统》中藏字读音的性质。

一

《同文韵统》全书六卷，其卷三专门介绍藏文字母表及特定字母组合的读音，分为《西番字母说》、《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和《西番字母后说》三章。从卷首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编写这一卷的目的，即要求僧人在阅读藏文佛经时可以用梵式读音念诵咒语，但必须遵照这里给出的藏文拼读法来念诵里面的专有名词：

今西土僧众诵持梵语仍用天竺原规，故天竺字母已足译咒之用。至于经文，则皆西番之字，其中佛号地名，自来译经者悉用对音，故其字之音呼必照西番之例，始能得其本韵。

这里说的“西番之例”应该是指藏人习惯的拼读规则，而《同文韵统》的编者仅仅参照当时的官话规定了一些译音汉字而已。当然，这样读出的专有名词会与原来的梵语有些差别，例如梵文的（阿閦佛，不动如来），按照新规则大概要念成“阿戳挤鸦”，难免令人感到有些异样。不过这绝对不能说是错误，因为所有人在看到外来语的译名时都会很自然地按照本民族的发音习惯去念，而并不在意那个词在原来的语言里是怎样读的①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中国人看到“英特纳雄耐尔”这个外来词时都会念成ying te na xiong nai er，没有人读成法语的[teʀnasjÕnal]。。事实上，现代的藏族喇嘛即使在念诵咒语的时候也使用藏式的拼读规则，而汉族僧人则大多是逐一念出译音汉字，结果是谁也听不懂对方在念什么。

《同文韵统》的纂修者章嘉若必多杰1717年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三岁时以转世活佛的身份被迎入佑宁寺，八岁时进京，与当时还是皇太子的乾隆皇帝同窗读书。可以估计他在京城受到过最好的语文学和佛学教育，学会的汉音必然以官话为基础。至于他口中藏语读音的来历，我们目前还无从猜测。虽然他幼时在青海坐床，第一任佛学教师罗桑却吉嘉措也是青海人，由此人们或许可以估计他使用的是藏语安多方言，但是章嘉活佛还曾多次进入藏区修学，似乎表明他对卫藏方言也很熟悉，而且最令人感到无奈的是，我们在他的诸多撰述中没有看到任何一种方言的明显印记，《同文韵统》尤其如此。

二

《同文韵统》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的第一谱中列出了全部三十个藏文字母，并附以满文和汉文对音①字表中的满文为四库馆臣所抄，笔势与后代稍有不同。。这个字谱可以整理如下，为阅读方便起见，我们在每个藏字后面加上了拉丁转写，同时略去了译音汉字下面的附注：

② 汉语的疑母在当时已经全部脱落了起首的[ŋ-]。这里实际上是借用疑母“迎”字的韵尾[-ŋ]来模拟藏文nga的声母。

与通行的藏字读法对照③本文依据的现代藏字读音及拼读法参考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1983）的描述。原书的拉萨语音借用汉语拼音字母标示，我们在以下的引用中一律改为国际音标。，可以看出里面有四种读音不合常例：

第一，浊声母藏字 ga、ja、da、ba、dza 今读送气清音④藏文ba在实际语言中读[wa]更为多见。、，而《韵统》的译音汉字“噶”、“齎鸦”、“达”、“拔”、“杂”的声母在官话均为不送气音⑤“达”、“拔”、“杂”为古全浊声母字，但在几百年前就已清化，不知《同文韵统》的编者选用这几个译音字是否希望暗示相应的藏文是浊音。。

第二，藏字zha和sha的声母今读舌面前音[ɕa]，而《韵统》的译音汉字“纱”和“沙”在官话均为舌尖后音声母，表明编者要求读作⑥在传统的佛经梵汉译音里，审母二等字和三等字分用划然——前者（如“沙”、“洒”）只能用来译sa，后者（如“捨”、“奢”）只能用来译śa。参看罗常培（1930）所附的“四十九根本字诸经译文异同表”。。

第三，藏字ra的声母今读舌尖后音[ʐa]，而《韵统》的译音汉字“喇”在传统上专用来对译舌尖颤音，表明编者要求读作[ra]。

第四，所有的清声母藏字今读高调，浊声母藏字今读低调，而《韵统》的译音汉字几乎都是官话的平声字，表明编者要求把所有的字母都读成高调。

《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的第一谱把藏文字母分成两类：一类是梵文字母表里有的，译音汉字下逐一附注“与天竺同”；另一类是梵文字母表里没有的，译音汉字下逐一附注反切及五音，此外还有几个汉字下面附注了“紧”“缓”二字：

萨（sa），与天竺同，紧。

靸（za），寺阿切，齿头，缓。

每条注释的最后一个字是用来区分清浊的——“紧”标示清音而“缓”标示浊音①《同文韵统》的编修者在卷一《天竺字母后说》里对此有一段说明：“其字音相近而呼法不同者，如‘嘎'‘噶'‘噶哈'（ka、ga、gha）、‘匝'‘杂'‘杂哈'（ca、ja、jha）、‘查'‘楂'‘楂哈'（ta、da、dha）、‘答'‘达'‘达哈'（ta、da、dha）、‘巴'‘拔'‘拔哈'（pa、ba、bha）十五字，皆各三字相近，而‘嘎'‘匝'‘查'‘答'‘巴'（ka、ca、ta、ta、pa）五字紧读，‘噶'‘杂'‘楂'‘达'‘拔'（ga、ja、da、da、ba）五字缓读，带‘哈'字者带喉音读。”。结合藏字ga、ja、da、ba、dza下面附注的“与天竺同”来看，《韵统》的编者显然是在强调保持梵语式的浊音性质，换句话说，这些藏字实际上是梵文的忠实转写，而没有表现当时藏语已经清化了的实际读音。

不仅是辅音，元音的读法有时也会脱离藏语的实际——藏文的“徵卜”（'greng-po）本来读前元音[e]，可是从《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的第五谱可以整理出下列译音：

ke哥 khe珂 ge歌 nge哦 ce接 che切 je捷 nye捏

te得 the特 de德 ne讷 pe帛 phe珀 be伯 me墨

tse则 tshe策 dze杂厄 we倭 zhe赊 ze㥶 e䋪 ye叶

re哷 le勒 she佘 se塞 he呵 e厄

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对音汉字的韵母都是[ǝ]，只有“接”“切”“捷”“捏”“叶”五个字的韵母是[ɛ]，那是因为汉语官话里没有[tɕiǝ][tɕ‘iǝ][dʑiǝ][ȵiǝ][jǝ]这些音节，只好借用相近的[-ɛ]来凑合一下。《韵统》把藏文的e读成[ǝ]而没有像藏语那样读成[e]，同样是为了迎合梵文译音的习惯——梵文的e在清人读来正是[ǝ]。

种种迹象表明，除去读“”为[ra]是为了适应梵语读音以外，清人在其他地方实际上是站在满语文的立场上来理解藏文和梵文的。他们把藏文和梵文的元音e读成[ǝ]，是因为满文并没有专门表示[e]的字母，原有的e（）实际读[ǝ]。同样道理，《韵统》不能正确读出藏文的sha[ɕa]，也是因为满文并没有专门表示[ɕa]的字母，原有的 ša（）实际读[ʂa]。最后，满语和梵语都没有藏语那样的声调，所以《韵统》把几乎所有的藏文字母都译成了平声汉字②只有当实在找不到平声对音汉字的时候，编者才用其他声调的字来凑合一下。《同文韵统》卷一《天竺字母后说》：“其音韵不合者，于钦定国书十二字头汉字内取用。其无清平字者则用浊平字，无平声字者则用仄声字。”。

三

《同文韵统》虽然号称“同文”，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把那几种语文的音韵系统和读音规则统一起来，因为至少藏文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梵文和满文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在基字上附加字母的拼读法。遇到这类情况，《同文韵统》的编者就不得不放弃像对梵文那样逐字音译的常规，转而向藏语的实际读音靠近，例如《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谱》的第十谱就体现了藏文前加字ga不发音的规则：

gzhan燃 gzhin任 gzhun入氲 gzhen任 gzhon软

除ga以外，所有的藏文上加字ra和下加字wa在现代也都不发音，《韵统》同样不译出。下面的例子来自第十三谱，括号里是原书的小字注释：

rka嘎（嘎字上加喇字，天竺例读作喇嘎，此读作嘎。余同此例。）

kwa嘎（嘎字下系斡苏哷记号，天竺例读作瓜，此仍读作嘎。余同此例。）

藏文下加字ya与ka组及pa组基字结合后产生舌面前音[tɕa][tɕ‘a]等，这在《韵统》中也得到了比较清楚的遵守，只有mya一组仍照字面读，与今音作[ȵa]不同。下面是第六谱的全部内容：

kya嘉 kyi基 kyu居 kye结 kyo觉

khya掐 khyi欺 khyu驱 khye怯 khyo确

gya加 gyi机 gyu驹 gye揭 gyo角

pya跻鸦 pyi跻 pyu雎 pye跻叶 pyo跻岳

phya萋鸦 phyi萋 phyu趣 phye萋叶 phyo萋岳

bya挤鸦 byi挤 byu趄 bye挤叶 byo挤岳

mya嘛鸦 myi嘛伊 myu嘛俞 mye嘛叶 myo嘛岳

藏文下加字ra与基字ka、kha、ga、da结合后产生舌尖后塞擦音[tʂa][tʂ‘a]等，这在《韵统》中也得到了忠实的反映。如第十二谱：

kra查（嘎字下加喇答克记号，天竺例读作嘎喇，此读作查。）

khra叉（喀字加喇答克记号，天竺例读作喀喇，此读作叉。）

gra楂（噶字加喇答克记号，天竺例读作噶喇，此读作楂。）

dra楂（达字加喇答克记号，天竺例读作达喇，此亦读作楂。余字加喇答克记号俱读本字带喇音，与天竺二字叠音例同。）

另外，藏文字母组合还有几个特殊的读音，如dba读[wa]、dbya读[ya]、zla读[ta]、lha读[ɬa]，见第十一谱和第十四谱：

dba斡（达字加拔字，读同斡。）

dbya鸦（斡字下加鸦答克记号，读同鸦。）

zla答（靸拉二字叠书，读同答。）

lha拉哈（拉哈二字叠书，读作拉字带哈音。与天竺上音分数多、下音分数少例同。）

《韵统》没有描述藏文三个以上的字母组合。后加字讲到了na和nga，其读法在所有的语言里都相同，相比之下，有些不可解的是第五谱，原文的目的是描述后加字sa的拼读。我们从中选择几组例字：

kas该 kis基伊 kus归 kes哥伊 kos乖

cas齎埃 cis齎伊 cus苴威 ces接伊 cos爵隈

tas騃 tis隄伊 tus堆 tes得伊 tos陀隈

pas拜 pis偪伊 pus碑 pes杯 pos波隈

tsas哉 tsis咨伊 tsus槜 tses则伊 tsos撮隈

as埃 is伊伊 us葳 es䬵 os鄂隈

按照标准的藏文拼读规则，后加字sa本身不发音，但会引起前面元音的变化，使a变为[ɛ]，u变为[y]，o变为[ø]，而《韵统》的编者显然是把后加字sa一律当成了[i]，即把as读作[ai]，把is读作[ii]，把us读作[ui]，把es读作[ǝi]，把os读作[oi]。已知所有的现代藏语方言里都没有这样整套的双元音，而汉语官话里也没有单元音[ɛ]和[ø]，因而我们难以猜测编者的真实想法——如果是要借用汉语的双元音模拟藏语的单元音，那么把is读作[ii]就显得毫无意义，如果要人为地设定一种新的拼读法，那么又不免被人讥为妄下雌黄。当然从感觉上说，译音汉字用[ai]模拟[ɛ]、用[oi]模拟[ø]的可能性似乎稍大一些。

四

《同文韵统》对藏文的拼读规则做出了一些不合实际语音的规定，这应该是出于阅读佛经的需要。例如按照标准的藏文拼读法，下加字ra与ka组基字、pa组基字结合后都应该读作舌尖后塞擦音而《韵统》却规定其中的pa组“读本字带喇音，与天竺二字叠音例同”，也就是说，仍然像梵文那样读作带复辅音的[pra][p‘ra]等。我们不知道清代是否真有[pra][p‘ra]之类实际读音，但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清人规定保持梵文的读法，是因为要照顾到prajñā（般若，智慧）之类在佛经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很明显，如果把这个词按照实际的藏文拼读法念成“查尼鸦”之类，会让人听来有些别扭。同样道理，藏文下加字 ya与基字 ma结合后应该读，而清人规定保持梵文的读法，是因为要照顾到samyaksambodhi（三藐三菩提，正遍知）之类词语中的mya。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同文韵统》中所谓“藏文音读规范”的性质——那不是一套建立在藏语实际读音基础上的规范，编者也没有打算用它去指导全体藏人的文字拼读，而只是要满足藏文佛经阅读的权宜需要而已。正是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编者首先想到的是建立藏文和梵文字母间的逐一对应，在许多情况下宁可背离藏语的实际读音也要尽量向梵语靠近，只有在咒语以外的文字叙述中，编者才要求读者用藏人的习惯方式拼读，而拼读出的字音仍然带有梵语的某些特征。

目前没有资料能详细展示当年的佛教徒用什么样的口音阅读佛经。从现在的情况看，藏族喇嘛即使是诵咒时也完全在使用藏式拼读法，若遇到其中出现不见于藏文的复辅音组合，则一律按藏文附加字母的原则处理，而这明显不是《韵统》编者的初衷。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同文韵统》设定的音读规范只是在后来编译《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时得到了比较严格的遵守，而在信徒的口头阅读中则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罗常培 1930 梵文腭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2分。

王敌非 2011 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发微，《满语研究》第2期。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 1983 《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