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柱

当年，因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叛变，致使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歌乐山监狱。被捕的烈士们在狱中受尽敌人酷刑的折磨，最终被残忍杀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烈士们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自己的亲身所感，写下了一份珍贵的报告——《八条意见》。这是一份凝聚着热血与忠贞的报告，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意见》所表达的许多思想建议，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前，烈士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下了一份秘密文件。在文件中，烈士们对党提出了8条意见，这份文件因此被后人称为“狱中八条”。这份文件至今从未完整公开过。“狱中八条”是饱含着烈士们血与泪的对党的嘱托。

拂晓悲歌，大屠杀中死里逃生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奇怪的现象并没有被写进小说《红岩》中。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轰轰烈烈、欢欣鼓舞的集体大越狱。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但未必是现实的最真实映射。无论那真实是残酷的，还是遗憾的。小说所写故事的真实结尾是：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成立已经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1949年11月27日，败局已定的国民党特务们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必须在当天处决完所有的政治犯。已经89岁高龄的孙重是从渣滓洞逃出的仍然在世的两位幸存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敌人先把卡宾枪架在前门的门洞处扫射，此时前门的两个墙角是死角，许多同志躲在那里没有中弹，然而杀红眼的特务又迅速在牢房后窗架起机枪开始了第二轮扫射，之后特务们进牢房补枪，这时一个名叫“蒲小路”的13岁小难友想夺路而逃，被特务一把抓了回来当场杀害，而孙重则因为特务的注意力被吸引，而躲过了补枪，侥幸逃生。

在渣滓洞屠杀的同时，与其相隔2.5公里的白公馆内的屠杀被暂时叫停，因为枪手都被调往渣滓洞帮忙，只留下了一名叫“杨钦典”的看守独自看押狱中的19位志士。罗广斌联合狱友一起对杨钦典做政治工作，要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最终，杨钦典打开了牢房的门，观察周围没有动静后，在楼上以三声跺脚声为暗号，协助罗广斌等人逃跑。最终19人全部安全逃出。渣滓洞监狱也幸运地逃出了15人，再加当时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幸存者共35人。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有关资料的统计，死于“11·27”大屠杀的革命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国民党的大屠杀从27日一直持续到了29日，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在29日那天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杀害。而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甚至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惶逃走了。

歌乐山，铭记300余位烈士英魂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就被关在歌乐山监狱里。多年以后，车毅英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白公馆内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着烟。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脚，只有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寻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12月1日，解放军战士冲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战士们见到屠杀后的情景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啊！”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又返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我们边哭边喊：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呀，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要抬着这面红旗，一起冲出去吗？”当年的脱险志士郭德贤已90高龄，每当想起这句话，她依然泪水涟涟。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29具尸体，已全部腐烂。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

“秘密报告”记录狱中真实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整理文件时，意外地看到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全文约三万字。那时，重庆的党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大批档案尘封多年无人问津。“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胡康民回忆说。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还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基本情况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情况。报告分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胡康民从报告的笔体字迹上确认是出自罗广斌本人之手。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情况？胡康民心中打着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寻找了。

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不过，当年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刘德斌的回忆让胡康民相信了报告的真实性。1994年，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监狱里见到的了他的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知道，罗广斌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但他却选择革命的道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江竹筠。当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说：“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的这种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加上狱中的革命志士刘国志也是四川大富商之子，也有可能提前获释。江竹筠指示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们二人，以便他们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给党组织。后来，由于刘国志坚持“无条件获释”，所以在“11.27大屠杀”之前就被杀害。这样，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只剩下罗广斌一人了。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竹筠要求大家对被捕前后的情况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了解到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普遍较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大家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并托付罗广斌将这些想法转达给党组织。出狱后的罗广斌一身伤病，极度虚弱。但狱中死难同志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他不顾病痛，整整28天日夜不停地写作，终于在12月25日，将写好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饱含血与泪的嘱托

“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当罗广斌写下这些文字时，曾与他朝夕相处、一起交谈讨论的许晓轩、陈然、刘国鋕、王朴、江竹筠……已经长眠于歌乐山下。罗广斌所写的报告，是一份革命烈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整党整风；

（八）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整党整风、路线问题、防止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胡康民说，要理解先烈的嘱托，必须走进历史。“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严重损害，多人因此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叛徒造成的。虽然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他们一旦叛变，对党组织的损害巨大。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党的地下组织也不会遭受如此彻底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之处。“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地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报告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反映了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迅速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总是对别人大讲革命理想气节，但是自己却从未以此为信仰，叛变是必然的。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报告中记录了革命烈士们的心声：“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狱中同志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许晓轩烈士临终时曾说：“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

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发人深省。无论是今天仍然健在的老共产党员不变的坚贞，还是历史资料中让人感叹的故事，无不蕴含着深刻的启示。不管是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还是从对手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没有什么能真正破坏一个党、一个组织，除非它的内部出了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八条嘱托，是从跌倒流血的地方播种出的期望。这期望穿越了66年，更加历久弥新。累累忠骨已长埋于歌乐山下，但烈烈忠魂和嘱托却永远驻留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