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两个关键。长征亲历者、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整个长征，我觉得有两个关键：一个是上面说的遵义会议，另一个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正确地开展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没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我们党在西安事变时就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也不可能很快就打开那么大的局面。”俄界会议就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最终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

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长征途中最严重的事件，制造分裂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国焘。

1935年6月，历尽千辛万苦的红一方面军在雪山脚下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会师时，中央红军还剩两万多，人困马乏，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而红四方面军号称十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八万多人，兵强马壮，是三支主力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张国焘因此产生了非分之念。他在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会议上攻击周恩来，攻击朱德，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红一、四军会师后，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在战略方针上两方就发生了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却主张西进。张国焘主张西进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经验主义作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受挫，不得不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突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转战三千里，屡历险境终于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但保存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川北站稳脚跟，开辟川陕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张国焘却由此得出错误的经验：向西进军，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进军，就能成功。其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张国焘认为主力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很难恢复元气。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主动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然而，川康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缺少回旋余地，难以发展。不仅如此，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共产党和红军若龟缩在西康地区肯定很难成大气候。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表现。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毛泽东就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过电报进行了讨论，两军会合之后更是大力宣传北上方针。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言：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两河口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也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

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此后，为了使更多的人的支持与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几乎逢会必讲北上。

“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党和夺权活动：如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紧逼，向党要权。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党中央同意对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给予适当的安排。6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征求张国焘的意见，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表示不愿意，说没有那个意思，实际上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的，周恩来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

7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然而，张国焘仍不满意。红一方面军的一些干部也不能理解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不愿意这么迁就张国焘。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么两件事：一件是在两河口会议上，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实力的张国焘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另一件是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同志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

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出席。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员。恩来同志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出于团结的目的，不断地进行批评帮助。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针对张国焘军阀主义，会议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还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教育和各方压力下，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但当部队到达阿坝地区后，他自恃控制武装力量，拒不服从中央关于北上的命令，顽固地坚持其退却路线，甚至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9月9日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和病中的周恩来等人召开了紧急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会议决定连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同时，以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地指出：“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出发北上前，发布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人口稀少，粮食缺乏，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通过。“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可是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一部重过草地。两大主力红军就此分裂。

俄界会议上公开批判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

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一部继续北上，由川北进入甘南。1935年9月11日，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到达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这是一个很小的藏族山寨，只有十来间房子。9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藏民居住的一个临时棚子里召开。当地藏民用干牛粪作燃料，所以棚子里壁上贴满了牛粪饼子，所以与会者管它叫“牛屎房子”。当年红军从四川带来的翻译误将“高吉”读为“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将“俄界”记下了，由此，在高吉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将错就错地成了“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7人。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共产国际顾问）、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等。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首先强调必须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毛泽东说：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俄界会议召开之际，正是中国革命最困难之时：已经分道扬镳的红一、四方面军能否再次会师，什么时候会师，都是未知数；与红二方面军早已失去联系，不能指望互相援助；当时还不知道陕北红军的存在；毛泽东、党中央所能指挥的部队仅有8000多人。

根据新情况，必须提出新的方针。毛泽东指出，红军总的方针是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严重削弱了北上红军的实力，在目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尚不知陕北有红军与根据地的情况下，依据一、四方面军分开后的新情况，改变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无疑符合客观实际的。

张闻天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新方针，他指出：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新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关系。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历史，把这场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定格在了川甘交界处的一个古老的村寨里。

“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部迅速北上，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进入甘肃南部的小镇哈达铺。在那里，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当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会议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己经无法弥合，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挽救又不见成效，因此只能与之作坚决斗争，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曾作出过北上的决议，中央常委决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张国焘反对这个方针。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但没有结果。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一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纷纷发言，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在讨论中，许多人义愤填膺，杨尚昆和叶剑英等甚至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则有更深的考虑，他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并再次强调：“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会议还决定将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这就大大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直接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完成。毛泽东当时指出：“特别是有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会议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和与之展开斗争的必要性”，“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为了教育并挽救张国焘，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决定》仍称张国焘为“同志”，也没有给他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在党内传达。《决定》为以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最后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给张国焘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留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