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定国

任岳、王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年轻时被党派往苏俄学习，后来长期奋战在异国他乡，经历的风风雨雨，遭遇的悲欢离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任岳（左一）、盛世同、王一（左三）、陈英、俞秀松在新疆从事地下斗争时合影

赴苏俄学习喜结良缘

任岳，1903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一个贫农家庭，兄弟姐妹很多。他的童年生活是单纯而清贫的。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湖南也广泛开展了革命活动。在长沙读书的任岳，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他满怀激情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签“二十一条”和驱逐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20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像许多激进的进步青年一样，任岳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分敬佩，向往着革命成功后的俄国。

8月22日，毛泽东、姜济寰（长沙县知事）、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10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成立会。

这时，在湖南长沙船山中学读书的任岳和吴芳，与在长郡中学读书的任弼时、萧劲光经常见面，既谈国事，也谈理想。一次，萧劲光、任弼时来找任岳，想通过他找到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在任岳的陪同下，任弼时、萧劲光来到了贺民范的办公室，很快成为俄罗斯研究会的成员。

不久，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遴选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6人，作为第一批赴苏俄学习的青年。他们从长沙乘一条小船先到岳阳，然后登上一艘江轮，顺流而下抵达上海，来到外国语学社（又名“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作赴俄勤工俭学的准备。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内成立。任岳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胡士廉、陈启沃等一道成为首批青年团团员。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介绍，从长沙来的任岳和任弼时、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陈启沃等一批人，化装成不同职业人士，藏好组织介绍信，从上海吴淞秘密登上日本邮轮取道长崎到达海参崴。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人员接头后，再换乘闷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西行7000多公里，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任岳这一批刚从中国来的同学抵达莫斯科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他们正好与会议代表同住在一个旅馆里，于是被安排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了大会。任岳也享受了这一殊荣。在富丽堂皇的会议厅里，任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革命导师列宁，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各种报告，其兴奋之情难于言表，受教育之深也是他终生难忘的。

参加这次大会后，任岳正式开始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

一年后，任岳同萧劲光、周昭秋，胡士廉等4人被选送到苏联红军学校去学习军事。

1923年4月，任岳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任岳结束学业后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到湖南省委工作，他先后被任命为安源党部组织部长、衡州党部组织部长。在工作中，任岳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宣传教育，组织工会，开办夜校，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经受了锻炼，作出了成绩。在安源工作期间，任岳等遭遇到反动军阀对党组织、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残酷镇压。任岳改名换姓，化装逃出安源矿区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

1926年3月，任岳受党中央派遣来到广州国民革命军总部，担任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的秘书兼翻译，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炮火连天的行军、战斗中，他协同顾问团的同志组织指挥部队，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英勇牺牲精神，获得总部同志们的好评。后来任岳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亲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诞生。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共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于1927年秋将一批有实际斗争经历的党员，秘密送往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习。任岳再度来到莫斯科，被分配到中山大学教员班，准备给新来的同学当翻译。1928年苏联同意中共中央要求和同学们的意见，把任岳等一批同志分别送到莫斯科近郊的工程兵、步兵和炮兵学校，一直学习到1930年。

在这次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人员中，有一位名叫王一的姑娘，后来成了任岳的终身伴侣。王一是湖北荆门人，1909年5月出生在一户贫苦人家，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就是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向警予。

在莫斯科学习时，王一和任岳经常有联系，任岳给了她很多帮助。通过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感情得到了升华，在中山大学结为伉俪。从此他俩并肩携手，走过了坎坷曲折的革命道路，谱写了不平凡的人生篇章。

生死沉浮西伯利亚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王一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当时在中山大学入党不久的王明，在校长米夫的庇护下，攫取了校党支部局的领导权。他以“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自居，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借联共“反托”之机，逮捕、关押、流放大批同学。1930年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任岳、王一等十余人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在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沙河托马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

任岳夫妇从莫斯科搭乘长途火车，经伊尔库茨克、赤塔继续往东，转乘支线火车抵斯列金斯克专区。西伯利亚的严冬长达8个月，初春的气温仍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他们在这里雇用马拉雪橇，在漫无边际的白桦林中，循着积雪过膝的坑坑洼洼的林间小径行进着。颠簸了两天，身体都快冻僵了，才到达目的地沙河托马金矿场。

这时的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急需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金矿场的工人多为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中国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为提高矿井的生产效率，派这些有文化、有觉悟的中国共产党人去做他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

任岳、王一来到金矿后，只见散布在方圆几十里内的许多矿井都很狭小，集体宿舍破旧不堪，工人们个个面黄肌瘦，对新来的工人指导员表情木然。任岳、王一了解到，这些工人劳动极其艰苦，很难淘到一点砂金换取些微报酬，生活苦不堪言。更令人辛酸的是，这些华工原本是在沙俄时期，利用边界管制不严，偷越黑龙江到西伯利亚来当苦力劳工挣钱养家的。然而，十月革命后的边界封锁加强了，他们难以回国。如果偷渡，不是被苏俄边防军射杀，就是回去后被当成“红色间谍”处死。许多华工已经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回过家，与家人完全断了音讯。有些年老体弱、来日不多的老华工，经常来到江边，遥望东南方的家乡，呼天唤地，痛不欲生，令人唏嘘不已。

工人指导员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思想工作激发工人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任岳和王一在国内都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定的活动经验。于是他们不顾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下矿井、访宿舍、交朋友，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提高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同时还培养出一批工人干部，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由于金矿的行政机构没有工人指导员的编制和工资预算，所以任岳、王一他们最后只能按“扫盲教员”的最低工资，领取一点生活费。尽管如此，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困苦，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胸怀，为苏维埃政权作出了历史应予充分肯定的贡献。

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任岳、王一与矿区各矿场中来自中山大学的同学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作上共同切磋，生活上互相关照，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后来有个叫秋茨卡也夫的同学，调到伊尔库茨克市矿务总局任职。老秋很有组织能力，他以培训的名义，把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中国同学陆续调到伊尔库茨克。任岳担任了金矿局的指导员，王一在中文《突击报》工作。后来任岳又被派到赤塔工作，王一也准备前往。不久，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又被打断了，因为上级通知他们回莫斯科去接受新任务。

首批前往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

任岳、王一回到莫斯科后，才得知是要派他们到新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军阀盛世才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他的政治野心极大，一心一意想把新疆变成“独立王国”，充当“新疆王”。为此，他于1934年4月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对他的支持。

1935年5月，应盛世才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25名共产党人到新疆帮助工作。这25人本来都是中共中央派往苏联留学的中共党员，但这时他们按苏方的要求早已转为联共党员，并加入苏联国籍。按照上级的布置，他们到新疆后受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总领事馆管理，但对外隐蔽身份，执行“不公开党的面目，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三不”规定。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的党证都留在了联共中央，发给他们每人一本“华侨”用过的旧护照，这实际上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精心制作的假护照。当时规定以护照上的姓名作为他们的化名，不准暴露原来的真实姓名。对外宣称，他们是华侨知识分子，是从上海经苏联来到新疆的。

有趣的是，王一领到的那本护照姓名是“赵高氏”。按照习俗，她的丈夫应当姓赵她姓高了，而这时她的丈夫是刘贤臣（任岳的化名），这又怎样解释呢？王一编了一套“故事”，说自己的前夫姓赵，已经去世了，刘贤臣是她后来的丈夫。她又给自己取了个“秀影”的名字，那是因为她小时候叫“秀英”，把“英”改成“影”就不那么俗气了。于是王一在新疆工作时的用名就叫“高秀影”。至于她的具体身份，克格勃给她编的是“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生”。

1935年春，任岳和王一拿着假护照，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顺利通过了边卡，进入新疆。塔城的赵行政长（即赵实，化名王宝乾）亲自迎接他们到公馆住下，第二天又乘吉普车到达迪化。迪化公安管理处的秘书长王立祥（即曾秀夫）接待了他们。

按照苏联同盛世才达成的协议，盛世才为这批人大都安排了较为重要的职务，不少人的职务相当于“厅级”干部。一开始盛世才对他们也是信任的。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为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任岳、王一到新疆后也得到了重用和恰当的安排。任岳被安置在新疆省保安管理处任副处长（兼保安科长），上校衔；张义吾是处长，少将衔。但后来盛世才对由共产党人掌握新疆的公安大权有了戒心。一次，张义吾、任岳指示保安科将部队训练、装备情况制表上报，本是为了了解情况，便于指导工作，却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和不满。不久又有人告密说张义吾、任岳搞阴谋，要组织杀害盛世才。盛世才听信这些谣言，赶紧撤销了他俩的职务。

王一被分配到新疆一所女子学校，任小学部主任，并兼任师范班的物理教员，与她同行的赵云蓉，担任了该校附属职业班的班主任。王一、赵云蓉等担任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从当时新疆的社会情况和教育水平来看，广大新疆各族妇女，在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封建宗法传统的束缚下，遭受的灾难比男人更多更深。有的女孩尚未成年就要被迫嫁给比自己年长两三倍的男人，有的还要被封建头目实行所谓“初夜权”，苦不堪言。而且，这所女子小学是新疆当时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校长是盛世才的妻子邱毓芳。许多学生是当时新疆“达官贵人”的亲属子女，年龄普遍较大，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也在这里学习。这些学生和老师正好是王一等开展工作的对象。王一上任后决定从两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积极搞好学校的教学，培养人才；二是着力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推动新疆社会妇女解放运动。1937年夏，在女子小学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疆省立迪化女子中学，小学部改为女子中学附属小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在新疆教育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她担任了教育工会会长，成为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委员，还被委任为新疆妇女协会副委员长。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苏联返延安途经新疆时，向盛世才诬告俞秀松等人是“托派”。为讨好斯大林，盛世才将这些人或撤职逮捕，或押送回苏联受审。俞秀松于1937年12月10日被盛世才逮捕，1938年6月25日押送苏联，1939年2月21日被枪决于莫斯科。任岳、王一也受到牵连。这时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了，全国全面抗战风起云涌。尽管任岳、王一非常想留在国内参加抗日斗争，但碍于他们这时是“苏联公民”和“联共党员”的身份，不得不于1938年8月服从组织回到苏联接受审查。

当了18年联共（布）候补党员

按照共产国际规定的原则，一个共产党员，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的国籍，都必须参加驻在国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为此，联共中央要求来自外国的学生党员均须转为联共党员。但令人奇怪的是，中共正式党员仅能转为联共候补党员，而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来的党员，则可以转为联共正式党员。联共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农民、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以他们的党员“转党”后就不需要候补期了。所以1930年任岳、王一离开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地区工作时，随身携带的是联共候补党员的党证。后来他们按照联共党章的规定，办理了转正手续，并在党员大会上通过，经日得肯斯克区委批准，领到了正式党员党证。

1938年8月任岳、王一从新疆返回苏联后，因“托派”之嫌，受到了联共中央的审查。在审查尚未结束时，又将他们再次发配到伊尔库茨克，但扣下了他俩的党证，这就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因无党证，当地党组织不负责分配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也成了问题。任岳只好自谋职业，到一家工厂当了食堂管理员，得到一点微薄薪资。王一为减轻家中负担，有幸考入伊尔库茨克医科大学，依靠助学金生活。1942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在伊尔库茨克市一家医院工作，情况就好多了。然而他们迫切需要的候补党员转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给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写信，请求给他们发回正式党员的党证，但都是石沉大海。后来他们得知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住在莫斯科的一家豪华宾馆里，于是挂通了王明房间的电话，任岳开始用俄语向王明陈述情况，接着王一拿过话筒同王明理论起来，结果王明不但不听取他俩的申诉和辩论，反而粗暴地将电话挂断了。王明对待自己同志的这种恶劣态度，使得他俩十分寒心，王一气得泪水盈眶，难过极了。

任岳、王一20世纪30年代合影

在任岳、王一连连上书联共中央和斯大林之后，总算得到了联共中央的来信。信上说：你们过去在金矿矿区的转正手续不合法，中央不予承认，仍为候补党员，可以在当地基层党组织领取候补党证。战争期间一切转正手续暂时停止，留待战后再办理。他们看到这封信后，犹如一瓢冷水劈头浇下，凉了半截。这意味着他们的候补期还将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转正问题解决不了，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国事业一时也就无望了。

即使如此，任岳、王一仍然以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斗争中去。任岳因多年积劳成疾，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由淋巴结核发展成头部溃疡，被评为三级残废。战争结束以后，任岳获得苏联政府授予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战功奖章”，王一也获得了“1941—1945年光荣劳动”银质奖章。1996年9月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叶利钦总统授予王一等“1994—1995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1945年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了，任岳、王一夫妇在和苏联人民欢呼乌拉、共庆胜利之时，再一次向联共党组织提出了转正的申请。

当时联共中央规定，外国人入党必须有5个介绍人，其中2人是十月革命前的地下党员，另3人须有10年以上的党龄。任岳是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对他的转正条件略为放宽一些，只需要两个10年以上党龄和3个普通党员作介绍人即可。令人费解的是这时的任岳、王一早已是“苏联公民”了，怎么又按外国人办理转正手续呢!这时在伊尔库茨克，十月革命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3人了。王一先找到一个当过“纪检委”主席的老布尔什维克，但他架子大，不怎么理睬。后来找到的另外两位老布尔什维克就热情多了，他们虽然有病卧床不起，但听了王一的陈述后，对其处境深表同情，答应做她的介绍人。他们还向王一讲述了各自的革命经历和西伯利亚作为革命者流放地的种种故事。这不禁使王一联想起中国苏武牧羊的故事。王一想到现实的处境，竟然和2000多年前的苏武差不多，这就更加增添了他们早日返回祖国的愿望。

为了恢复正式党员党籍、回到久别的祖国，任岳、王一必须亲自去莫斯科找联共中央解决。又经过了两年准备，费了不少周折，才终于通过了区委、市委、边疆党委的层层审批，办好了一切必备的手续。他们坐了5天5夜的火车来到莫斯科。只是在这时，联共中央才批准他们转正，重新发给他们正式党员的党证。他们掂着手中重新拿到的党证，感慨万千，多么“沉重”的党证啊!

1952年，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在苏联学习、工作达25年之久的任岳、王一夫妇等多人，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萧劲光、帅孟奇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了他们。任岳被分配到公安部办公厅任副主任。王一被分配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作出贡献。不幸的是，任岳终因积劳成疾，猝发心肌梗塞，于1954年5月去世，年仅51岁。后来，王一以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技术成为一名核防护医学专家，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于2001年11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