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亚楠

与津津乐道于做官技巧和官场规则、宣扬厚黑学和斗争哲学的传统官场小说不同，《曲终人在》对现实题材的把握分寸、对官场题材所秉持的价值立场，都体现了难得的理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4月18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最新长篇作品《曲终人在》在北京三联书店首发，该书是周大新首次触及官场文学。

周大新是著名的军旅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第二十幕》、《安魂》等在文学界和读者中有良好的口碑。在他的创作履历中，一直都有一个清晰的主线，就是关注现实动态，关注人在超越现实困境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但将目光投向官场，周大新还是第一次。

周大新的新书《曲终人在》，用了一种“拟纪实文学”的方式。他在书中称自己受清河省原省长欧阳万彤家属的委托，为死去的欧阳省长写传记，通过采访省长亲属、朋友、同僚及对手等人，以26篇采访笔记的形式，呈现一个中国官员的面貌。

周大新告诉《方圆》记者，书中主人公欧阳万彤这个角色，是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塑造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官员。“他和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所谓‘高大全’的虚假官员形象不同，他自己出过很多问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在如今体制下的官员，能做到像欧阳万彤那样已经很不容易。在他身上，我寄托了对政界的全部理想，我写他的经历，写他的作为，写他的命运，是为了呈现目前官场的生态，让读者了解当下官员队伍的景况，让人们看到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要做一个好官是如何的艰难。”周大新说。

看了那么多描写官场的小说，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比起一些作家仅凭想象而写出的高官形象，周大新笔下的人物值得信服，是一个能“站得住脚”的人物形象，这与周大新和他所写的这个阶层的人物有着广泛深入的接触有关。更重要的是，本书直面反腐题材，对迫切的时代问题做出了有力的探索和回应。

谷俊山案件是写作由头

1952年出生的周大新是河南邓州人，上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33部中篇小说、70余部短篇小说，另外还有大量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等。他最为人们熟知的作品是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描述农村生活变革的《湖光山色》。而就是在获奖那一年，周大新的儿子罹患癌症离世，接下来，他花了三年时间用他全部的精力完成了另外一部长篇作品《安魂》。周大新说，“那本书之后，我好受多了，终于有心情写下一本书”。

2014年，《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在北京西山的一次活动上遇到了周大新，问起他最新的创作动向。周大新告诉施战军，自己现在努力写着的题材有点敏感，心里还不是特别有底。施战军回他说，“你就放手写，写完给我看看”。

后来施战军拿到了周大新的小说，看后着实把他“吓了一跳”，从《安魂》到《曲终人在》，周大新在创作上实现了一次蜕变，“这个题材是不太敢碰的题材，而且很难写，但他却找到了一个文学家应有的写法”。

《曲终人在》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反响很大，有的老批评家非常激动，认为有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理性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有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社会表面的关系，更多的是内心的关系”。

“这个题材我其实一直就想写。”周大新说，“我当兵几十年，接触了很多官员，也和很多官员成了朋友，得以近距离观看政坛上的风景。我觉得为官生活很精彩，值得一写，这是我有意储备的一处写作资源。我除了之前写过一个中篇外，还没有用长篇小说来表现过官场。之前一直没有写的原因，一是我自己没想好怎么写；二是外部环境也不是很适宜。直到十八大以后，看到中央反腐这么认真，决心很大，我觉得应该开始写了”。

周大新所说的“之前写过的一个中篇”，指的是1998年出版的小说《向上的台阶》，小说以主人公廖怀玉的政治人生为主体，讲述了在那个政治动荡、混乱的年代里，他是如何从一个以卖字为生计的社会底层人物戏剧性成为官场的“道台”人物的过程。

而在创作《曲终人在》时，回眸政坛的演变，周大新对官场中人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年我注意到官场上的精神氛围，官员看上去非常光鲜，但他们背后其实有很多可以同情、悲悯的地方。”但他同时又指出：“人生都有悲剧，但贪污是无法被同情的，你只有靠自觉，给自己设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

促使周大新动笔写《曲终人在》的，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的案子。这件事带给周大新很大的刺激，“平时跟他在一个院里生活，没想到他会拿走（国家）这么多东西……整天琢磨着怎么将国家和军队的钱财物据为己有，或只为自己服务，靠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和军队，可怎么得了？他们是怎样变成精英人物登上高位的？他们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我想写写这些”。周大新说。

欧阳万彤的官场生活

周大新介绍，小说的题目之所以叫《曲终人在》，是因为主人公欧阳万彤一开始就是一个死去的人。他的家属委托作家为其写传记，作家才从探访和欧阳万彤有关的各种各样人的说法中，“拼凑”出这样一个“既复杂其实又非常单纯”的人物。

将欧阳万彤作为一个被讲述、被塑造的人物，这正是周大新的高明之处。这样一来，通过人们对他的回忆及看法，一个中国官员身在官场的复杂性便得到了最大的展现。表面上看似乎所有的方向都是在讲述欧阳万彤，但实际上每个人在讲述过程中都是在讲自己。这样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欧阳万彤这样一个官员形象，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心，也就是整个社会的众生相。

“一个人的世界是由他的行动和实践所展开的那样一个疆域以及所牵扯到的人类关系来界定的”，《曲终人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省长，也看到了一个省长的世界。

书中，通过对欧阳万彤的好友教授任一鸣的采访，作家知道，欧阳万彤起初之所以要当官，是为了让他的家人不受别人欺负，也为了改变自己生活的境遇。当了官之后，他慢慢发现，当官不仅可以使自己不被欺负，还有谋取利益的好处。后来，随着职务的提升，尤其是在他当了县长和地市级官员之后，他意识到，做官只为个人和家庭考虑，不为治理的这片土地负责的话，会留下骂名。对历史的敬畏让他变得小心起来，直到他坐上了省级官员的位子，他发现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大到让他害怕，“权力既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想洁身自好太不容易。

一个处于那样权力地位的人，在感受到自己世界变化的同时，身处的世界也在不断地界定着他。权力越大，“世界”向他提出的要求就越多。这就是周大新要传达的官员的心态。

周大新借欧阳万彤的妻子常小韫之口道出为官的不易：当官首先得面对的就是亲戚、朋友、同学的索取压力。“他们都想从你身上得到一点东西，不是权力就是利益，把你当做一个权力的批发者和摇钱树，你不给或给得少不合他们心意，他们就会不满甚至在背后骂你。”其次得满足一些上级的索取。“他们有些人认为，我当初举手同意把你放在这个位子上，你就应该给我办点私事。”最后，还得面临同级别官员想交换利益的压力。除此之外，更要小心一些老板与你的“亲密”接触，小心那些跑官要官的下属，小心班子里意见不合者的算计和挤兑。

这些事情，欧阳万彤都碰上了。周大新写道，如果欧阳万彤稍稍尝试着“顺势而为”，他也许“活得不会这样糟”，难就难在他还是一个有着凌云之志的官员，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欧阳万彤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

欧阳万彤甚至还和秘书讨论过一套解决官员腐败的设想，准备在清河省进行试验。然而心中的乌托邦始终敌不过现实各类因素的阻挠，欧阳万彤最终决定辞职。小说不止一次提到其他人对欧阳万彤退休前提出辞职的猜想，周大新最终未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他却表现出了欧阳万彤的一种无力感，“我想要改变的东西很多，可我发现只能改变很少的一点东西，我对社会风气的变化和权力本身有一种无力感……”这是书中十分少见的展现欧阳万彤心声的一句话。

欧阳万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进行自我界定、自我坚持和自我确认，他的人生意义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关系斗争和自我矛盾中完成。

除了用书中所营造出的众声嘈杂的判断来塑造欧阳万彤这样一个人，周大新还直观地给出了另一种方法来评判。这也是小说《曲终人在》最具象征意义的部分：在欧阳省长的私人保险箱内，有三样奇怪的物品：一幅画着一只大雁的旧画、一张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的简谱以及一封告诫他“别自不量力”的匿名信。

周大新将欧阳省长的人生意义包含在了这三样物品之中。《百鸟朝凤》只是他表面的风光，路远雁孤，同伴难寻才是他真正的现实景况。那个保险箱，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缩影。

为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

与津津乐道于做官技巧和官场规则、宣扬厚黑学和斗争哲学的传统官场小说不同，《曲终人在》对现实题材的把握分寸、对官场题材所秉持的价值立场，都体现了难得的理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可以说，《曲终人在》是一本官场文学的作品。它深入官场生态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中的复杂人性和命运，为人们平时看到的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为官场生态提供一些深入的反思。

“55岁以上、地市任职、副处以上，一准是贪官，‘老虎’、‘苍蝇’之别罢了。”这是很多人一谈起贪官话题，经常能听得到的偏颇谬论。这种“把一个群体一棍子打死”的情况与日常媒体、新闻提供给大众脸谱化了的官员形象有关。而在《曲终人在》中，周大新笔下的官员形象，却有血有肉。

书中，周大新在因贪污而锒铛入狱的魏昌山身上着墨很多。周大新说，这个人物身上有着谷俊山的影子。通过作家对监狱中魏昌山的采访，这个典型的贪官形象变得饱满起来。

魏昌山对权力、金钱以及名声的看法让人印象深刻，通过对魏昌山的“诠释”，周大新在书写中找到了一条“贪官生成机制”。与此同时，通过魏昌山和欧阳万彤二人之间鲜明的对比，打消了一些人因腐败问题而衍生出的“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误解。“我相信在我们的高官队伍中，既有像魏昌山这样的腐败分子，也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周大新说。

李敬泽也认为，像欧阳万彤这样的官员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他们如今就是在这样内在艰难、外在诱惑的种种压力情况下，坚守着自己做人的底线，这也是‘曲终人在’中‘在’的意义——无论我们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觉得在这个社会做一个好人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官员

《曲终人在》除了写官员，亦写了很多普通人。在周大新的笔下，普通人对官场的态度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其中，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态，也有群众对官场的种种议论和争议。

周大新说：“写其他人的目的，是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境况做个概略展现，想打开一扇窥见人们当下精神世界的窗户。官员服务于百姓，官员的精神素质最终会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和追求；官员又来自民间，群众的精神世界其实也会影响官员的追求。治理官场，要先从官场动手，在体制和制度上下工夫；但提高全民的精神素质应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应该把当官即能发财的错误认知彻底扭转过来，要不然，即使是一个很好的人，当他做了官拥有了大量权力，也有可能再成为贪官。”

“我们应该想想，假若有一天人们把管理社会的权力交给了你，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官员？”

评论家梁鸿鹰说：“周大新把自己对社会的认识都放在了这部书中，而且这种手法是艺术化的，通过自己的口来讲述对整个社会的担忧，对我们道德状况的忧思，对做一个好人的这种无望、无力，这样的一个现状的一种困惑和突围，他探索的是这样一些话题。”

书的最后，周大新最终给出了一个开放性极强的结尾。在《清河晚报》关于欧阳万彤遗体告别仪式的报道中，有上万名群众自发在殡仪馆前排队送别逝者，但殡仪馆大门外，也有一群戴墨镜口罩的男女，拉起了“热烈欢送酷吏欧阳万彤去地狱报到”的横幅。欧阳万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读者自有其评判的标准。

《曲终人在》

小说用“拟纪实文学”的方式展开，作家周大新受省长家属委托，为省长写传记，然后采访了省长身边的亲人、朋友、同僚甚至对手。中间穿插了一个中国官员，从乡镇一级开始做起，逐步变成省级领导干部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压力，所经受的种种考验，以及逐步清晰的对为官使命的认识。通过这样的经历，小说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纵贯线和中国官场的纵贯线，也全面展现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官场和官员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但这不是一本官场小说，它不津津乐道于做官的技巧和官场的规则；它不讲厚黑学和斗争哲学。这是一本官场文学，它深入官场生态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中的永恒人性和命运，讲为官一任的健康价值观和正能量。在如火如荼的反腐大环境中，也许我们从新闻里知道了很多，但文学是新闻的纵深和褶皱，这本书回到新闻发生的现场，用“拟纪实文学”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讲述官场和人性的深层逻辑，为反腐新闻补充深层细节，为官场生态提供一些深入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