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

来自黑龙江的齐大妈，已经在进京求医的路上奔波了整整九年，也成了号贩子的“VIP客户”。见证了这些年一路上涨的专家号价格，速度远超北京房价

4月的北京，春天的温度反复变换。刘飞的心情也是不停地反复。这个五十出头、被食管癌折腾了一年的内蒙汉子，第六次来京终于决定接受手术，却在最后一次检查中被告知：癌细胞扩散，原定的手术计划不能进行。

和刘飞一样，每天都有数十万的外地人来到北京看病。他们辗转于各大医院，蜷缩在地下旅馆的灰暗房间，周游于号贩子和医托们中间，忍受跨省看病的种种不便，等待着漫长的治疗……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两个字：求医。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进京求医”可以得到46万个搜索结果。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统计和抽样测算，2013年，北京市医疗机构接诊量达2.19亿人次，其中仅三级医院，年接待外来就诊患者就有3036万人次，平均每个工作日要接待12万外地患者（也有数据称是70万人）。另外加上陪同患者前来就医的家属，平均每天进京看病的外来流动人口则成倍数扩大。也有人因此戏称北京是“全国看病中心”。

进京的第一关隘：转院

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进京求医，并不是一张车票就可以解决，还需要一张“转院证明”。

在去北京第二次就诊之前的几天，刘飞就遭遇了一件让刘家人颇感不愉快的事情。根据2013年颁布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刘飞如要转到北京医院治疗，应当有经办机构制定的二级及其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转诊证明，并到所属地区经办机构办理转诊手续。否则，刘飞的医疗费用就不能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

但是，当刘飞的儿子去当地医院要求开转诊证明时，对方却以在其医院诊断的结果不能达到转诊标准为由拒绝开具转院证明。以前诊断不出来，现在北京的医院诊断了，当地却不承认。刘飞的妻子数次前往医院理论，最后以“要去北京告状”为威胁，才得到了一纸转院证明。

据了解，医疗保险报销一般都遵从属地原则，跨地区、跨省医疗通常都有严格规定，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转诊转院证明”。这甚至在卫生系统衍生出为开转院证明，而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

《方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来京求医的患者以东北、西北以及华北等地偏远省份小城镇的人居多，南方人较少。这源于广州、上海等地的大医院也较为发达，对跨省求医的患者实现了部分分流。

除了跨省医保报销所带来的繁琐程序，漫长的旅途也给病人带来了另一重风险负担——身体状况和耽误病情。

据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良钢介绍 ，他每年代理数十起大医院的医疗纠纷，其中就有相当多的原告是外地进京就医的。大多与患者的疾病危重疑难复杂有直接关系，但更有一些与舟车劳顿耽误和加重有关。

仍旧以刘飞为例，他所在地方没有直通北京的火车，六次进京只能采取坐飞机、长途大巴或者自驾车的方式。飞机太贵，而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对于病人身体的损害肯定不轻。

又爱又恨号贩子

来自黑龙江的齐大妈，已经在进京求医的路上奔波了整整九年，也成了号贩子的“VIP客户”。

原来，齐大妈退休后一直腰痛不止，四处寻医，后来听说北京一家部队医院有个医生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于是从2006年起来京看病，由于采取了按摩治疗的办法，她平均两三个月就来一次北京，“只有这个大夫的按摩管用”。

但是专家号并不好挂，医生每天看25个病人，其中有20个是提前预约，只有5个号用于门诊挂号。所以，尽管2011年之后北京市为解决挂号难问题专门推出了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但不擅长使用网络的齐大妈为了保证不白跑，仍然选择了号贩子这个渠道，实现了挂号“现在想约哪天就哪天”的愿望。号贩子当然不便宜，“这些年一直在涨价，从100、200、400、500 到1000、1500、2000、2500，现在是3000。”专家号的价格跟随着医生的知名度和物价水平，就这样一路上涨，速度远超北京房价。

但齐大妈拒绝了《方圆》记者的进一步采访，“不留联系方式了，如果被曝光了就看不上病了，我还指着她呢，跟医生、号贩子都熟了，一听东北黑河的就知道是我。”

对于号贩子，又爱又恨又离不开，这大抵是进京求医人群的普遍心态。但对于北京市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系统来说，号贩子是一块久治不愈的“心病”。

近十几年来，类似于“北京警方严打号贩子”的新闻层出不穷，打击力度始终很强，每年都有专项活动，但号贩子却屡禁不绝。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法律上对号贩子没有明确的规定，大多数不涉及刑法犯罪，所以惩罚不重，以拘留和罚款为主。但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学宾却认为：“这从根本上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市场需求太大了。”

王良钢也认同，大量进京求医人员为号贩子提供了机会，“需求远大于供给，必然会有人趁机牟利。”

记者在北医三院、同仁医院等北京知名大医院发现，尽管号早就没了，还是有一些风尘仆仆的病人拥挤在问诊台，操着不同的方言，叙说着自己的不容易，但得到护士的答案往往是：“这看病的都是外地来的，而且都是大病，实在照顾不过来。”

缘木求“医”：医托

来到北京，等待患者的可能是一道曙光，也可能是遭遇一场缘木求鱼式的骗局。

民航总医院妇产科的护士们有个习惯：每隔上个把小时就站在拥挤着病人的走廊上叮嘱一圈儿“大家小心医托，严重病患可以转到北医三院等大医院”。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8月，北京警方针对医院周边长期存在的医托诈骗犯罪团伙，成立由便衣、网安、朝阳分局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进行专项打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3人，依法刑事拘留109人，行政拘留1人。

这些医托们的对象大都是外地进京求医的病患。

以北京警方打掉的“老彭”团伙为例，他们同仁医院东区及周边公交站、地铁站、地下通道寻找外地来京患者作为行骗目标，直至中午12时30分左右返回医院附近的暂住地。该团伙成员将患者骗至朝阳区大郊亭金玉良方中医诊所和望京地区的杏林仁海诊所；诊所收取高额挂号费、药费后，再与团伙成员进行分成。

进京求医者上当的首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大、从偏远地区来的患者，很多人不会使用网络，信息大都来自于口口相传的哪个医院、哪个医生好，进京求医带着很强的盲目性。

医托们此时出现，要么伪装成“患者”或“患者家属”的身份现身说法，诉说假经历，取得病人信任后，谎称大医院看病贵，在其他医院或诊所有知名专家治这种病，将事主带到这些地方就诊；要么假扮医院“导医”或其他工作人员，谎称患者要看的这名专家不在这个医院坐诊，而在某某地方坐诊，欺骗患者去。

也有一部分重病症的患者，看病效果不理想，绝望之后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去试一试。4月27日，来自青海西宁的退休工人陈思明是一名肺癌患者，他就曾在医院碰到有人给他推荐一种一年15万的治疗癌症的特效药，对方声称“可以达到跟化疗一个效果”。但他拒绝了这种药，“如果不是经济原因，也许会试试。”

漫长的诊疗

成功挂号，拒绝医托们的“勾引”，医疗才刚刚开始。

北京的大夫大多数态度还是挺好的，刘飞说，就是看病的过程太漫长。2014年10月份到现在，刘飞进京六次，此前几次是化疗，最后这一次4月6号（周一）挂号之后，医生给开了几项手术前检查，由于就医人数太多每个检查都要排队，都不是同一天，零零散散要持续到周五才能检查完毕。然后再看情况，决定到底能不能做手术。

多次进京、漫长的等待是进京求医患者和家属们最常做的一件事。乳腺癌患者李青大概每十天进京一次，住一两天，检查或者放疗，然后再回家上班。

“类似于放疗、按摩、针灸这种持续性的长期治疗，能不能放在老家进行？”面对记者的疑问，大多数患者都觉得“本来就不是放心地方医疗才来北京的”或者“只有这个专家顶用”。

只有24岁的淋巴癌患者杜志强说，他之前在西安一三甲医院治疗近两年，“当地治疗水平与北京有很大差距，如做一次化疗要四五天，在北京只要一天时间。”

相较之下，陈思明算是理智的病人，他此行来北京的目的只是想让这里的专家给出一个诊疗方案，然后跟西宁医院的诊疗方案对比，还是会回到西宁去治疗。可理智的原因也是因为“无力承担在北京看病的高额医疗费用。”

这样的医疗观却并不能得到专家的赞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就觉得“现在中国的医疗发展是一种基于浪费的发展，大医院为满足不断涌入的病人一直扩建，而基层医院则门庭冷落。”王良钢也说：“患者希望得到最好的诊疗的想法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没有严格的分级就医制度，患者来京就诊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许多疾病都能在当地得到良好的诊疗，并无必要来京就诊。”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求医的路上“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大抵是所有进京求医群体的心声。

事实上，很多进京求医的人生如果没有患病，生活都算是小康。陈思明和妻子一共有6000多元的退休金，齐大妈也有3000多，而做点小生意的刘飞还刚刚给儿子买了房……那些一点钱也没有的人早就放弃了治疗。

但相比于治病，这些就算是杯水车薪。在《方圆》记者接触过的数十名进京求医人员中，少则花了数万，大都在20、30万左右，最多的王霞已经花费了170万（其中报销了50万元）。

这些费用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医疗和衣食住行。

“这四张CT片子就花了10万。”刘飞说。1998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我国开始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010年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简称“新农合”）也基本覆盖了全国农村居民。这两者共同构建国民最基本的健康医疗保证。在报销比例和报销范围上，全国各地的政策都不尽相同，大概都在50%-70%的范围内。而进京求医属于跨省医疗，报销比例可能要更低。

而对于大医院来说，这样的外来病人比本地病人更受欢迎。王岳说：“跨省医保报销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管住病人，但却管不着医院，自费医疗项目增多，使得医院可能更喜欢接待外地病人，因为对他们的就诊费用就没有当地参保人员那么严格。医院就能创造更多的效益。”

为了尽可能回去多报销一些，部分人不惜于游走在灰色地带。在北京各大医院附近患者聚集区域，随手可见一种印有“代开医保发票”字样的电话小卡片。一般出售者会收取5%-10%的手续费，一些患者明知不合法还是动辄成千上万地购买，希望回去能多报销一些钱出来，减低经济压力。

除了医疗费用，在生活成本高昂的首都，衣食住行的消耗甚至能与前者持平。

其中最大的开销是住宿，北京的大医院一般都集中在市中心，二环到四环之间，附近的正规旅馆一晚的住宿费最便宜也要200-300元。很多人选择类似于“癌症岛”这样的城中村或者违规建筑中居住。没有消防设施、生活设备简陋，房间内不进阳光。“哪里顾及得了正规不正规？这里一晚才100，老板还让我们自己做饭，又能省不少。”刘飞的妻子说。

带一个小电饭锅是很多有经验的进京求医者的选择，又能符合自己口味，又能节省下每顿起码七八十元的饭钱（以两个人计算）。而生活经验丰富的朱思明甚至在住处附近的林子里找到了点野菜，准备用于晚饭。节约，在进京求医者们看来是个跟治病同等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