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岸

“更美好的世界”

万隆，这座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椰林和金鸡纳园怀抱中的城市，宛若18世纪的镜像，将西方殖民时代的风韵照进现实。尽管身为印尼第三大城，万隆却缺少壮观的城市天际线，没有首都雅加达的浮华，属于它的是星罗棋布的荷兰风格建筑、纵横交错的狭窄街道、杂乱无章的低矮民房，以及骑着摩托车穿行其间的普通百姓。

万隆是座“民众之城”，有着浓烈的民生氛围，这种氛围可以消磨一切政治纷扰，穿透所有意识形态迷雾，把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对于这，刚离世的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察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世界大战废墟中站立起来的亚非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选择自由兴奋不已，披着各种革命外衣的理想主义火花四处飞溅。然而通过对身边义工的观察，当时在新加坡自治邦做议员的李光耀不以为然。他说，尽管“竞相表现无私精神的做法像洪流一般席卷了一代人”，“他们不可能长期坚持，革命热忱只能带动他们到此为止，最终，他们得讨生活、养家”。

李光耀预见，革命者当中的一些人一旦放弃信仰，“往往变得贪得无厌，急于补偿过去的损失”；“当革命不能带来乌托邦，经济转为自由市场时，有权发出执照或者能够靠官阶购买物资和插手服务业的人，是最先腐败和下手剥削民众的人”。李光耀和他领导的政党确立了自己的世界思维，拒绝被裹挟到反“新殖民主义”浪潮中去。

距新加坡700多公里的万隆则在1955年4月迎来另一群人物，他们在反对新旧殖民主义的共同旗号下举行了“第一次展现第三世界重要性”的国际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为发起人和东道主号召“占据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与会国运用“国家的道义暴力”争取和平。他宣布，“这是人类历史上属于有色人种的第一次洲际会议”，“各民族、各国从沉睡中醒来了，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

促成万隆会议的根本原因其实是两极格局的生成和美苏冷战的兴起。处在两大强权争夺中间地带的亚非国家极度缺乏安全感，聚在一起超越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发出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声音。这实际是一种本能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选择，却无意间奏响了多极世界的先声。

29个亚非国家在万隆的集会确立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内容的外交原则，将中国与印度、缅甸在1954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强化为万隆十原则，催生了不结盟运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甚至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成就了尼赫鲁、铁托、纳塞尔等一批新生国家领袖的世界声望，更让第三世界从此作为一支谁都无法忽视的自尊力量登上国际舞台。

第三世界的“纯真年代”

出席万隆会议的国家多为昔日欧洲殖民统治的受害者，他们把最主要精力用于结合自身利益和国情对《联合国宪章》中的“民族自决”原则进行发展（这一原则最早却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并未发出针对美国的“集体质疑”。然而，美国认为万隆精神不过是“共产主义烟幕”，标志着“世界秩序发生了有利于南方和东方的逆转”，担心新兴国家充分享有主权会对美国的世界权力构成比苏联还重的潜在威胁。

为避免发生美国世界权力的军事和合法性双重危机，过度关注欧洲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了调整，开始加紧把新独立国家纳入冷战世界秩序的权力结构。美国似乎忘记了，正是其罔顾1954年早先一步达成的日内瓦协议精神，拼凑包含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南越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打造“亚洲版北约”，加剧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不安。印尼、印度、缅甸不仅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而且希望通过推动新兴国家自主联合稀释这个组织干预地区局势的法律依据，中国和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更是警觉，这何尝不是万隆会议登场的重要背景。

万隆29国包括日本和南越。当时，日本已在名义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靠提供战争和后勤服务从朝鲜战争中大赚一笔，经济开始全面复兴，民族自信正经历战后第一次勃兴。鸠山一郎内阁急着要摆脱美国控制重返国际舞台，决心实现日苏关系正常化并同新中国建立联系，参加万隆会议正是其铺垫之举。南越则刚刚建起分立于北方的政权，需要世界的承认。日本和南越的自主意识唤醒了美国的忧虑，导致华盛顿在亚洲更卖力地安排集体安全体制，包括在双边关系上给予日本更多平等权，怂恿吴庭艳政权破坏日内瓦协议以把南越改造成永久的反共堡垒。

苏加诺是怀揣世界领袖梦想的民族活动家，“从殖民统治下取得自由”的总纲领充当着他实践战略和政治雄心、整合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义、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向外推广的工具。主持万隆会议后不久，苏加诺在印尼共支持下对内实行“指导下的民主”和“指导下的经济”，实际走上独裁道路，对外加速向苏联靠拢并与邻国交恶。把苏加诺看作“极端利己主义者”的美国象征性地增加了对印尼援助以防止苏加诺彻底倒向苏联，中央情报局则开始暗中支持苏门答腊分离运动。苏加诺的政策把国家投入危机，随后又与苏联闹翻，为印尼政局十年后的激变埋下伏笔。

以观点保守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一书中把20世纪50年代称作“万隆时代”，不无揶揄地说：“为什么不能有一个第三世界，像从帝国的灰烬中诞生的凤凰涅槃一样，自由、和平、不结盟、勤奋、没有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充满公共美德，今天用它的新生拯救自身，明天以身作则拯救全世界？”保罗·约翰逊在内心里是反现代的，他特别怀念由英国贵族治理世界的美好时光，也就特别尖酸刻薄地描述大英帝国全球体系崩溃后的世界。他笔下的“万隆时代”是第三世界的“纯真年代”：新生国家“天真地相信数字和口号能改变世界”，而此后，印尼、埃及、巴勒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民族独立进程充斥着政变、清洗、干预和屠杀，“种下了道德败坏的根苗”，“分割所产生的新问题比解决的老问题多很多”。

转化为权力放纵的自由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在万隆会议前一年以副总统身份访问印尼，同苏加诺多次会面，得以比保罗·约翰逊更近距离观察“万隆时代”。他感叹：“在殖民主义结束之时，新兴国家中那么多的新领导人基本上都是蛊惑民心的政客，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摆脱殖民统治是一种单打一的运动”，“它要求相当大的、激起人们感情的力量。……它丝毫不需要审慎的、错综复杂的均衡，而这种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这种运动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胁宗主国的力量，使它觉得继续保持控制将是危险而枉费心机的，这就行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冷战和非殖民化同步发生的，是新的产业技术革命和生产、交换过程的大规模跨国化。引用意大利学者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和挪威冷战史专家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当代世界的形成》书中的观点，美国和西欧企业在跨国化资本中占据统治地位，其在第三世界的最初投入与第一世界的购买力轻易建立起卓越的“组织联系”，这对新生国家来说“不是吉兆”。由于多数第三世界经济体之间具有相似性而非互补性，所需进口大部分来自工业化国家，加上第三世界内部信贷能力不足，易货贸易盛行，万隆会议在推动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方面成绩欠佳。再过若干年，人们就会发现，“再也不是第一世界的银行家们乞求第三世界国家借用他们的过剩资本，而是第三世界国家乞求第一世界的政府和银行给予它们必需的信贷，以便在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断缩小的世界市场上生存下去”。

万隆会议加速了殖民主义的覆亡，找到了在两个新的超级大国争夺中免受控制的手段，但与会者们领导的国家在当时尚未遭遇发展瓶颈，以致过于自信，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势几乎毫无察觉，缺乏建立良政的紧迫意识，也就无从着手准备应对即将生成的内在挑战。此后二、三十年间，在内部专权、腐败、失误和外部干预、渗透、诱买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参加万隆会议的多数国家患上了权力嗜血症和资本依赖症，不同程度地陷入治理失败，不幸走进当年李光耀发出的预言，彼此之间也爆发出严重的矛盾，真正属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和平与繁荣没有如期而至。

1965年，苏哈托将军借一场由印尼共发动的政变取代苏加诺登上权力顶峰。他终止了前任与苏联、中国的暧昧关系，却承袭了民族主义，又加上了军国主义，在“反干涉”和军队“双重职能”理论荫庇下大搞家族统治和裙带资本主义，尽管为印尼创造了一段不短的快速发展期，但也积累起更严重的贪腐问题和社会矛盾。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重创的印尼发生骚乱，苏哈托政权在上层篡权与底层暴动夹击下垮台，印尼这个曾经的新兴国家领袖、东盟盟主顿失光彩，不得不将影响力缩回到海岛上，经过15年的艰难权力过渡与民主转型才开始复苏。印尼的教训告诉世人，当一个国家及其政府的行动自由演化为权力放纵，将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另一条教训是，能让新兴民族国家臣服于西方的从来不是枪炮，而是资本。

魅力周恩来

万隆的真正主角是周恩来和他背后的新中国。周恩来躲过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阴谋不远万里出现在万隆，是为拓展新中国的生存空间、树立新中国的国际尊严。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披露了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根本意图的判断：“毛泽东寻求苏联支持，以作为抵制美国为在亚洲建立霸权而对中国施压的砝码，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把不结盟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这段至为经典的论述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风度，而他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之一。周恩来在万隆光芒四射，形象和话语超越意识形态，令与会者倾倒，即便那些最仇视共产主义和怀疑新中国的人在面对周恩来时也收敛了他们的仇恨和怀疑。

研究历史的人在回忆中国对万隆会议的参与时，往往过度迷醉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他穿梭各方之间把分歧聚拢为共识的神奇外交艺术，而不够关注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借这种会议发出的参与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明确表示。1955年，新中国即将以优异成绩完成建国以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以积极、自信的姿态推开世界大门，主动塑造自己的国际空间，并且告诉东、西方世界“中国和你们想象的不一样”。这种姿态也在一年前周恩来斡旋日内瓦和平协议的过程中得到展现。

然而，萦绕中国外交决策的乐观、浪漫主义情绪和建构主义苗头迅速撞上了美苏两道“南墙”：一边，周恩来在日内瓦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的手遭遇对方的傲慢无礼，日内瓦协议确定的在1956年举行越南南北方统一选举目标被美国和吴庭艳抛弃；另一边，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其后中苏关系升起乌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在万隆为新中国赢得的尊重没有也不可能立即转化为友善、宽松的国际环境。没过多久，中国就进入了一个被更深敌意和更多不安全感包裹的艰难时期，这种变化也反映到国内政策上，真正的融冰16年后才开始，而全面重返国际体系并在其中实现发展强大则付出了更长时间的等待。

真相是一个整体，任何人都无法把它们当中的某一部分永远据为己有。还原历史细节，人们能够发现每一个对重大事件的条文式官方叙述背后总隐藏着一张表情更为丰富的脸。在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人们需要明白，中国走向强大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获得的地位和尊严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人物的各种努力积累而成，其间必然既有欢欣雀跃、也有沮丧挫折。我们在享用先辈们留下的遗产并根据新的形势需要对它们进行发挥、改造时，不能不去积极寻找、客观发现历史的基本脉络。

第三世界概念如今已被发展中世界和新兴国家的模糊分类取代，这是新的资本和市场全球化时代生成、深化的结果，但“万隆时代”其实没有终结，在一个不再由西方主宰的世界上建立公平合理新秩序的探索必须继续进行，并且伸向全球金融和资本体系重组这一曾被第三世界集体忽略的核心范畴，美国全球领导作用的没落与失误正使有关图景变得更加清晰。这项事业将由新的领导者重新激活，这个领导者就是中国。截至2015年春，5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中国倡议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中国集国际社会合力以经济融合手段改造亚欧大陆贫穷、动荡地带的战略蓝图投下信任票——责任正提前、加速向中国肩头汇聚，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