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刚

错综复杂的南海形势蕴涵着各方深刻的战略调整，在过去两三年间受到广泛关注。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景如何？美国会持续介入南海争端吗？中国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策略处理南海问题？中国的智库学者们能够为此发挥什么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士存进行了专访。

《世界知识》：过去三年南海局势比较紧张，但去年秋天以后有所缓和。您认为局势得到控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一趋势会在2015年得到延续吗，还是将有所反复？

吴士存：我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南海局势有所缓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切实发挥了南海和平稳定建设者与捍卫者的作用，当然南海相关各方也展现了不同程度的克制。

2014年以来，中国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框架下，积极加强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对话合作，努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保障南海航道的安全与畅通。中国与东盟国家商定在双方技术、外交部门之间分别设立海上联合搜救热线平台和应对海上紧急事态高官热线，并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沙盘推演等活动。中国还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建设惠及沿岸国的各种合作交流机制，增进了互信。

与此同时，中方积极推动在DOC框架下启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为海上合作和局势管控建立长效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2014年10月举行的第八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同意尽早签订COC，达成“早期收获”。

针对菲律宾在黄岩岛、仁爱礁的侵权活动，中国在加强海洋维权行动、坚决遏制其无理行径的同时，努力保持自我克制，防止中菲海上直接冲突的发生，竭力保持局势可控，避免了南海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针对菲方挑起南海“仲裁案”，中方依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规则，发布了《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在阐释中国权益主张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的同时，公开揭露了菲律宾所提仲裁案的不合理与不合法性。

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形势，中国作出灵活调整，首倡并与东盟国家确认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在强调直接当事国间通过协商解决具体争议的同时，尊重东盟对南海争议的关切，突出有关各方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为中国与东盟共同管控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合作维护南海海上局势的和平稳定提供了新的指导性框架。

展望未来，南海局势虽然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干扰因素，比如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的介入，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南海海上合作和地区局势管控也面临难得机遇。这就包括，中国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将有效引领和深化南海海上合作，打造“命运共同体”和海洋伙伴关系。2015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双方将积极开展DOC框架下的海洋环保、海洋科研、航行安全等领域合作。COC谈判的推进有利于危机和冲突管控，可以为海上合作提供良好氛围。随着“双轨思路”的实施，南海形势总体上将朝积极方向发展，我对南海局势的未来发展抱有信心。

《世界知识》：南海问题在更加积极有为的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吴士存：南海对于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我国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也是我国重要的出海口和战略通道，将来更有可能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接续区和资源基地。南海直接当事方都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南海争端的发展特点表明，南海问题进一步多边化、地区化、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因此，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角度看，南海问题已涉及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的方方面面。特别要看到，它是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和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能否得到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试金石。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维护与延长，关系到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随着南海争议在中国战略安全格局和总体外交中的地位的不断上升，南海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问题，必须做好打“持久战、消耗战”的准备，防止战略冒进与失误。

《世界知识》：您刚才谈到了《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能否再详细介绍一下这份文件有何历史意义、法理意义、创新意义？

吴士存：这份立场文件多处强调，谈判始终是国际法认可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最直接、最有效、最普遍方式。这就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在妥善解决深具政治性的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将某种解决方案强加于争端任何一方是行不通的，磋商谈判才是正道。

这份立场文件出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阐明了中国对于仲裁庭在南海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和中方“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及相关国际法依据，彰显了中国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的形象，可以防止一些别有用心者片面解读或歪曲有关国际法规则，对中国不参加仲裁的决定借题发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开始注重理性论辩，而不再拘泥于简单立场的重复。中国开始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法言法语”方式对国际舆论和国际规则演变主动施加影响，这对南海问题和中国的总体外交都是重要的变化。

了解“不应诉”一方的观点，对仲裁庭作出确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裁决具有重要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第九条规定，在一方不出庭的情况下，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必须查明对该争端确有管辖权以及仲裁申请方所提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就以1984年“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为例，当时的法庭认为，在一方不应诉的情况下，让法庭知道不应诉一方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即使这些观点并没有以法院规则规定的方式来表达”。所以说，中方发布的这份文件是仲裁庭确定管辖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件。

《世界知识》：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被认为是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肇因之一，对中美关系也产生了冲击。不过，中美元首已达成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您认为双方应该如何在这一共识框架内处理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南海问题会不会成为这次访问的议题？

吴士存：中美地缘战略博弈已成为驱动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关键动因和南海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美国不是南海争端当事方，但在南海也有利益。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与实施，美国介入南海争端的形势逐渐由隐形转为显性，从幕后走向台前，虽口头宣称不持立场，其所作所为却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对美国来说，维持南海争议“悬而不决”，符合其现实利益和长远战略考量。

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共识，为双方管控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加强海洋务实合作搭建了战略性的指导框架。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在南海的利益考量和合理关切，按照“三步走”的思路深入挖掘战略共识，推进南海务实合作，争取有朝一日在南海问题上形成良性战略互动。这三步就是：第一，加强沟通交流，寻找利益汇合点；第二，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拓展南海合作平台；第三，深化合作领域，打造南海合作新亮点。

现阶段，应当充分发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等现有官方对话机制的桥梁作用，建立某种形式的南海海上事务磋商平台。也应充分利用两国智库研究机构、专家学者间业已比较密切的联系，就亚太局势和南海争议等问题搭建“二轨”交流平台，固定学术联系，广泛听取意见，研提合作建议与方案。

中美在确保航行安全、稳定海上秩序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双方有必要建立旨在管控危机的有效合作机制，避免两国海空力量在南海发生不必要的偶发性摩擦和冲突。长远看，双方可以开展航行安全和海上防务对话合作，合作打击南海海盗等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确保航道安全畅通。

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元首会晤将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有助于管控两国在南海、网络安全等焦点问题上的分歧。南海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海合作则是两国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南海问题适当交换意见，共同探讨建立互信、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和主要路径。

《世界知识》：越南、菲律宾等国都在加强南海研究，加紧搜集、整理对其有利的法理、历史依据。在这样的形势下，您认为中国的南海问题学术研究亟待在哪些方面得到加强？

吴士存：我建议国内的学术同仁们重点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与海洋法相关的国际案例研究。严格来讲，虽然司法判例不是一种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一致或者几乎一致通过的判决显然在国际法的逐步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并被视为国际法状态的权威依据（国际法渊源是指国际法的表现和存在形式，主要包括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方法。国际司法判例在传统上只是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方法，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渊源效力，但常被国际法学者和国际机构引用作法律上的解释——编者注）。通过研究国际海洋法案例，了解各案例之间体现的一致性法律原则和国际海洋法的最新发展，可以为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可能结果做出合理的预测，在此基础上积极应对，切实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

第二，目前南海学术研究集中在历史地理、法律、地缘政治、共同开发、海权战略方面，对海洋政治的研究仍然比较欠缺，也就是对国家该如何在南海问题上积极主动地实施综合性战略的研究。只有通过实施综合性的国家战略，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我们在南海断续线内水域的各种权利，推动国内、国际海洋法的良性发展。

《世界知识》：您是否认为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有助于缓和南海紧张局势，中国南海研究院将为此发挥什么作用？

吴士存：围绕南海问题的中外学术交流当然可以为缓和南海紧张局势发挥作用。这种交流如果进行得得体、得当，有助于各方相互探明关注点和利益所在，加深对彼此“红线”的理解，减少误判。也有利于各方在符合各自国情的基础上就海上合作途径先行展开具体讨论，为政府间一旦需要可能达成的共识做准备。不可否认，各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学术上的分歧，交流起来必然会发生观点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锋，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交锋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

我个人认为，智库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建议被政府采纳，二是被公众认知、认可，这包括国内、国际两个环境。以前我们的智库发展更多注重国内认知，现在则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正是服务于这一目标，中国南海研究院将利用“百名海洋维权人才培养”项目，继续每年派送三至五名学者前往世界知名高校和智库攻读海洋法、海洋政策与管理、海洋安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专业博士学位，充实研究队伍，建立南海研究跨专业团队。还将不断派出学者参加南海问题相关国际学术交流，及时掌握动态，提高在国际舞台发声的能力。

研究院也在建立跨欧亚美澳及台湾地区的南海问题知名学者客座教授队伍，将秉承“小队伍，大网络”的理念，拓展学术与智库网络建设，重点加强与东盟十国研究机构的学术联系，通过加大合作力度及创新合作方式，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和水准，打造品牌中英文南海问题研究报告、热点问题专题报告、新媒体交流平台，提高国际认知度，并继续扩展知华并能够客观评价中国有关政策的国际学者群体。我们也将继续探索“走出去”发展战略，在智库集中、国际主流媒体云集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分支机构。可以向你透露，研究院正筹划在华盛顿建立研究机构，条件成熟时将考虑在新加坡或雅加达联办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