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通君

燕赵诗风与燕赵乐风、舞风

孙通君

一、研究燕赵诗风与燕赵乐风、舞风的现实意义

燕赵诗风是燕赵区域人们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用诗的语言表现的。而作为诗歌，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是最早出现，它的产生早于文字的产生，它是从初民的劳动呼号中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同时出现，当时并不具备独立的形式。后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才逐渐分离开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形成自己鲜明的特征，为人们所掌握。它具有非常鲜明的燕赵地域文化的特点，充分反映出燕赵人民生活的地理特色，以及它的民族性格，民风民俗的特征。

燕赵诗风的形成，也即与燕赵乐风、舞风的形成相一致。所谓音乐的起源，是心有所感，意有所注，发为音声，是诗是歌，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荆轲的《易水歌》等，皆意有所属，心有所动，音有所鸣，发为歌声，举手投足，动之以形，是为舞蹈。诗歌不分家。有诗必歌，歌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就是舞蹈。初民的天籁、纯真，必然使得诗、乐、舞三者完美结合，方才能够真正把心中想要倾吐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这歌就是慢慢拉长了嗓子，把要说的话唱出来，这就叫做吟诵。吟就是拉长嗓子唱，诵就是有节奏地念。诗就是在吟诵、吟唱中创作出来的。诗如何，歌如何，舞也如何，三位一体、紧密结合。所以说，燕赵诗风是唱出来的、舞出来的。不仅如此，扩而广之，楚湘之风，秦晋之风，齐鲁之风等，也是如此，诗、乐、舞三者统一，这也是初民的早期中华文化的共性特点，而在共性中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燕赵之地必然形成燕赵风格，反映在燕赵诗风上，也既慷慨悲歌，激昂奋进，豪爽不羁，敢于担当，痛快淋漓，爱国舍家，勇于献身，诚信重诺等特点。燕赵诗风的特点，也是反映在燕赵其它艺术形式上的特点和风格，如燕赵乐风、燕赵舞风等。古人讲诗生于心，发于言，咏于乐，动于舞。诗是唱出来的，话是吟出来的。书不尽言，故咏之歌之。诗词歌赋等，就是通过非口语的形式，来表达口语不能尽之意。文学（包括诗词歌赋）本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一种声音文字，能反映语言的音质，却不能说明语言的音长、音强、音高。要达到语言的完美表达，就要吟、唱、诵、歌等。这些还不能尽意表达心中的情意，就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舞蹈就产生了，随之也就有了舞蹈艺术。

而所谓的燕赵诗风发軔于战国时期燕赵一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燕赵诗风与燕赵乐风、舞风一样，早在燕赵大地的远古时代，音乐就已出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所谓的葛天氏，指的是原始社会一个叫葛天氏的整个氏族而言，不是专指某人。这段记载中所提到的“玄鸟”，是指黑色的燕子。而“玄鸟”这一段文字是对燕子的歌颂，因为燕子是这个氏族的图腾标志。而据史书记载，契这个远古部落的图腾就是“玄鸟”，也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春秋公羊传》）。这个部落就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的平山县等地域，这个部落也大部分是后来中山国的赤狄、白狄族。诗、乐、舞所反映的，正是燕赵人民的民性民风，以及燕赵风格的民族特点，这就是燕赵诗风的表现。也就是说燕赵大地自有人居住的那天起，燕赵大地的地域特点，就已深深地灌注到燕赵人民的血脉中，形成了燕赵诗风、燕赵乐风、燕赵舞风。地域特点是形成那里风气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燕赵诗风（也包括燕赵乐风、舞风以及燕赵民性、民风、性格、气质等等诸多方面的风格特点的发軔之时，发軔地点），而决非是什么后来发軔于战国时期云云。

关于这一特点，在历史上的许多史学家，也都鲜明地给予了肯定。比如司马迁就曾指出：“燕赵民性任侠放荡，性情耿烈，常慷慨悲歌。”司马迁就是从燕赵的地域特点来看待燕赵民性、民风、性格的。有了这样突出的民性、民风、性格特点，它的诗文乐舞等等一切行为，必然会打上这种性格的烙印。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燕赵诗风的特点，在燕赵乐风、舞风等其它一切燕赵文化作品中，都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比如在燕赵乐风中，表现最明显的《易水歌》，它首先是歌，是荆轲临行时的慷慨即兴悲歌。而这种歌、诗、舞相结合的习俗，在远古，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我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抒发情感的习惯。古代人说话原本就是吟诵、诗乐一家，诗乐舞一家。虽然后来的发展，诗、乐、舞分家了，但是，所有的诗文都是可以入乐的。

人人都可以是诗人，诗人即音乐家，人人都会用发自内心的音乐抒发自己的感情。此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音乐的声音。“伍子胥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史记·范睢传》）。“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秦国的人击着日常的用具，如盛水的瓮，盛食物的罐，甚至仅仅拍着自己的大腿，都可以作为歌唱的伴奏。（见秦朝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而人们所歌所咏，除了自己心中的所思之外，他们的语言、诗的韵律，也必然是自己久居之地环境特色的反映。所以，听京戏就像听老北京人在侃大山，听豫剧就像听河南人说一口河南腔，听川剧则像听四川人在摆“龙门阵”，而听河北梆子，就像听燕赵之人的慷慨悲歌。

除此之外，各地方言对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诗歌语言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平仄去入的四声，在不同的方言区对音乐的旋律走向起着制约的作用。正如《说苑》所说：“北方之音，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音乐史上关于南北地域音乐风格特点的评论，较多地集中于后世对戏曲音乐的评价中，这同古代音乐史中戏曲音乐的发展多与南北地方音乐的相互交融、影响有关。比如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利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宗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南曲北调，可于筝笆被之，然终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而燕赵之地，北则燕赵，南则邺邯。胡服骑射，马上马下，长期征战，民多剽悍。风格性格自古慷慨激励，这乐风，这诗风，以及与其融为一体的舞风，就是燕赵诗风的精髓。民族的和地域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生活环境，对人的文化心理，包括审美意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与交互作用。这些长期的地域文化生活中形成的心理气质，情感特征，在民族的审美意识，欣赏习惯中被保存和延承下来。所以即使是具有大唐气象的边塞诗、军旅诗、抒志诗，只要诗人亲历燕赵之地，诗风自染燕赵诗风的悲歌慷慨之音。

研究燕赵诗风与燕赵乐风、舞风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如何将这三者结合的精髓继承发扬下去。中国是个诗歌大国，燕赵是昂扬激奋、蹈厉正气的燕赵诗风的故乡，发扬激励燕赵诗风的优良传统，不仅对发展河北的诗词、诗歌事业是一个促进，而且对我国诗坛的进一步繁荣，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而研究燕赵诗风与燕赵乐风、舞风的关系，正是促进解决诗歌与乐舞大脱节的问题的关键。自五四运动以来，西风东渐，传统文化许多良好的东西被丢弃，新诗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捧上诗坛，而传统文化诗词歌赋被挤到了边缘，没有了吟诵，诗乐分家，致使诗歌的音乐性大大减低。就像当今诗词家李树喜所形容的那样，新诗患上了“不韵症”。

音乐入诗，诗入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创作、思维构思的良好习惯。许多诗是在音乐中、在乐思中被激活、激发出来的。踏歌是踏诗、踏韵、踏音阶、踏节律，平仄也是在歌唱、吟诵中被发现、被运用的。在歌唱、吟诵中，为使歌词的每个音节更符合音乐的韵律，而都是会随时进行修改的。语言是吟诵出来的，吟诵就是歌唱，如吟诵之不足就要更精美地唱，并且在行动中、运动中唱。所以，当今诗词教育家叶嘉莹说，中国的传统诗词不是只在书桌前憋出来的、背出来的，而是迈开双脚跑出来的，这就是音乐的律动。有了音乐，也就有了语言的地域特性，而语言的四声腔调也是旋律起伏的依据。说话有抑扬顿挫，语气有硬有软，激动时声调变高，愁闷时声调变低，这些都会在旋律中表现出来。音乐是诗歌的翅膀，没有翅膀的诗歌“百灵”是飞不远的，这就是自五四运动后诗词被打倒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有诗词的用韵问题等，也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研究燕赵诗风，不能离开燕赵乐风、舞风。要提倡诗、乐、舞的天籁性，也即诗歌的生活性，民族性，音乐性，因为失去了音乐的诗歌是难以飞远的。

二、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美学特征

华夏古国幅员广大，地域辽阔，其自然山川、地理环境气象万千，风土人情、世俗趣貌各不相同，这都深深影响着各族文化形态的形成，使之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的特征，当然，也具有着不同的审美特征。燕赵诗风、乐风、舞风的美学特征是什么呢？千百年来，燕赵特殊的地域环境，孕育了这里人民的特殊性格，也形成了燕赵区域的文化形态和审美心理，突出了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美学特征。

从远古时期氏族部落地区之间的战争在我燕赵西部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大战蚩尤于涿鹿，“帝（舜）乃延敷文德，舞干羽于西阶”，到春秋战国时期燕赵民性任侠放荡、性情耿烈，常慷慨悲歌，以致荆轲高唱《易水歌》，以下汉乐府、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末以三曹为首、以建安七子为骨干的建安风骨“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西晋十六国时期多写《燕歌行》，内容多忧怨、悲沧、英雄慷慨之词。至刘琨慷慨激昂、雅壮多风；庾信则慷慨凄凉、悲歌沉郁。到盛唐气象，军旅诗、边塞诗，诗风、乐风、舞风，慷慨激越，英雄创业，驰骋沙场，不怕牺牲，为国舍家，悲壮豪放。宋、元、明、清，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审美心理特征虽不及以前，但悲壮苍凉，哀世，叹衰，对于异族侵略、家国不幸的慷慨悲歌的基调不但没有变，而且在某种程度更加强烈。因为这里增加了民族反压迫，反剥削的悲壮之声，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曲之音，激愤慷慨，悲壮苍凉，以至民国，经抗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美学心理达到了更加强烈的程度。尤其是抗日救亡时期的作品，比如《旗正飘》《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还有歌剧《白毛女》《孟姜女》等，以及燕赵的《威风锣鼓》等，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审美心理特征最为突出的就是“慷慨悲歌”。这里的’慷慨”指的是激昂奋进、蹈厉追求，壮怀激烈。“悲歌”指的是高歌、狂歌，发自内心的、撕心裂肺的宣泄呐喊，呼叫。这些风格不仅痛快地表现在燕赵诗风、乐风、舞风的完美结合中，也可表现在民族器乐的演奏中，甚至可以把大喜大悲，看上去是两个极端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件作品中。这就是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尚悲”的审美共性，追求于一种毫不掩饰的感情抒发与宣泄境界，达到作品的艺术情感的巨大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是燕赵大地诗、乐、舞的文化认同，文化心态的凝聚力，它体现着燕赵社会性质的情操，以及时代的审美情绪，这种社会情操审美情绪的文化基因，代代流淌在燕赵及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燕赵文化的本质特色中。

形成这种“尚悲”审美特色的原因很复杂，从地理与自然环境上讲，生存环境的困苦，生活的艰辛，为求生存而悲戚奋斗不止，锻炼了人们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性格；从人文心理的审美层次看，苍凉悲壮与自然环境的辽阔宽广，适宜人们放开襟怀，充分表达和宣泄感情；从地域民族的社会情操（性格、风尚等）审美心理、精神文化的追求上看，崇尚慷慨悲壮，激昂蹈厉，为国家、为正义、为诚信，不怕牺牲，敢于担当的英雄精神。而追求、奋斗，就会有挫折失败、牺牲，但这些都是高尚而令人敬仰的悲壮行为，可歌可泣的精神。所以说，“尚悲”之美是燕赵精神的精髓，它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审美心理中也独树一帜。也就是说，在某一历史时期，这种“尚悲”的审美特征，几乎是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比如，对荆轲《易水歌》的赞美，对项羽《垓下歌》的叹息扼腕，对刘邦《大风歌》的敬仰、敬和等，以及对历代悲壮英雄（无论其成功与否）的赞叹与敬慕，都足以说明，“尚悲”之美是燕赵风格乃至中华民族崇尚真理，敬慕英雄，为国为公，无私无畏优良传统的传承与赞美。

中国美学的审美特点，强调的是艺术的情感，是用情感的表现和感染的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而在表现方法上，又是以乐（舞）为中心，展现艺术的情感再现功能。还有与乐相联系的诗（抒情），舞蹈（肢体语言），诗、乐、舞的完美结合，也如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这里的完美体现。它是将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实现它的高尚的社会价值，所以说，燕赵诗风、乐风、舞风的尚悲审美特征，正是中华民族对真理的追求，对信仰的坚贞，对前途未来的向往和奋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至死不渝。这就是燕赵“尚悲”审美特征的社会价值。

三、燕赵诗风、乐风、舞风与盛唐气象对现实的影响

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对盛唐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从初唐陈子昂振臂高呼，吹响复古运动的号角，初唐、盛唐诗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诗歌改革浪潮，而燕赵诗风在这改革中促使唐诗近体诗的质与量都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顶峰（特别是律绝诗）。燕赵诗风、乐风、舞风又使唐诗、唐乐、唐舞也达到了完全的结合，创造了中国古代诗、乐、舞的极度的辉煌与不可超越。唐诗气象特别是边塞诗、军旅诗和游侠诗等方面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这些辉煌业绩的伟大作品中都闪耀着燕赵诗风、乐风、舞风的光芒。

总结探讨形成唐诗、乐、舞辉煌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唐朝特别是盛唐，国祚鼎盛，开疆拓土，对外用兵，而且多为胜仗，造成了整个社会尚武从军，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民族风气，必然要反映到诗人们的创作中来，为燕赵诗风个别人的拓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心理背景。”这种观点，只说出了一个方面的原因，其实，唐诗气象是唐诗的主体风格（或主旋律）。但是，自中唐以后，唐王朝开始走向衰亡，藩镇跋扈，宦官窃权，内乱外患，国运衰微。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步向晚唐时期，而晚唐诗坛，面对纷纭复杂的各种局面，内忧外患，滚滚而来，此时的诗人们面对如此的国难当头，大部分都没有像初唐盛唐的诗人们那样，以国家民族危亡为己任，勇敢地为国捐躯或奔赴边关，杀敌立功；而是大多都悲悲戚戚，感叹着自己的升沉浮降，晚唐诗坛充满着颓废，堕落及不可救药的暮气。李商隐悲吟着“他年锦里经寺庙，梁父吟成恨有余。”当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他们尚在那里“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春楼薄幸名。”这哪里有初唐盛唐时“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耻计擒生数，直斩楼兰报国恩”的慷慨激昂，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英雄气概？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盛唐气象呢？

所以说，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国力有着直接关系。国力衰败，文化影响力下降，在文化心态上也会产生崇洋媚外，自卑封闭，颓废堕落，或浮躁，阴柔乱道，追求铜臭等的文化混乱现象，更不会有什么盛唐气象了。

另外，文化领军人物的引领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初唐盛唐，为何会形成唐诗气象，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与唐玄宗李隆基的个人才华，开一代诗风，不无关系，这一点，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秦皇汉武，建安风骨的曹氏父子的亲身示范，唐宗宋祖，以及当代的毛泽东领袖，不正是他们的文风诗风引领着时代的风气吗？

而今当下，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腾飞、复兴的大好时机，兴遇大中华之气象。习近平主席又响亮地提出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指示，创作引领人民前进的文学作品。我们更要发扬燕赵诗、乐、舞的精神力量，努力奋斗，创作出更多、更加精彩的富有燕赵诗风的伟大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