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四书之首的《大学》开宗明义，用第一句话概括出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做一个对社会有担当的人，就是要随时彰显高尚的德行，弃旧图新、去恶从善，并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修养以使我们的身心达到完美的境界。”这就是《大学》所提倡的儒者精神。

明确了儒学的宗旨，《大学》接下来通篇阐述了要“止于至善”的总体方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所说的“平天下”是提倡通过每一位儒者的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平天下”，也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进而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礼记》中所描绘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天下大同局面。

儒家的志向现实而高远，而对于实现的起点和路径，《大学》中则这样表述：先“格物致知”而后“诚意正心”以修齐治平。因此，既可以说“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的基础，也可以说它们同为儒学思想体系的两翼，以此来带动每一位儒者培养高远的志向和高尚的情操。正是儒家这种向内求诚与向外致知的兼修思想，使得自西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开始，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所有其他学派对儒家的批评，都不足以对儒学作为治国理念的正统地位形成有效的撼动。

以《大学》为首的这次分类，将儒家思想的精要梳理得清晰而简洁，这是南宋大家朱熹的贡献。他将《大学》和《中庸》从《礼记》中提取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和《孟子》并称为“四书”。朱子对儒学的理解可谓精深通彻，《大学》提炼出儒家价值体系和行为方略，从“格物致知”到修齐治平；《中庸》表述了儒家的内功心法，“诚者天之道”且“道不远人”；《论语》记载了孔子及门生的言行，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和参照；《孟子》则论述了以仁为本的为政理念和常养浩然正气的做人风骨。因为这四部经典的直接作者或者思想源流分别出自先秦时期的曾参（即曾子）、子思、孔子、孟子，因而称之为“四子书”，简称“四书”。

儒学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明代的王阳明也曾做过这样的评述：“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在他看来，如果不能通过格物而知性，则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即使所行之仁善义理等等都可能涉伪。由此可见，《大学》应该被称为儒学经典中的经典，而“格物致知”则可以说是其思想基础中的基础，这一点可以说是儒门学者们的共识。

儒家的“格物致知”精神与现代人所提倡的科学精神又是完全相融和相通的，它们都强调客观性和实证性，而与纯粹的科学技术上的科学精神相比，儒家的“格物致知”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人的认识上的实事求是。在儒家看来，“物”是指世间一切有形的存在，包括人、事、自然物，同时也包括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眼中的“物”既可以是其大无外之天地万物的总和，也可以是其小无内之无限细分后的微粒，更可以是可察而不可见的人心。而“格物”就是通过对这一切的区分和辨识，从而实现对规律和本质的认知和领悟。

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认知积累和价值观念上都有很大的差异。科技成果和应用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向西方学习，但在对于人的认知方面，中华文化也自有积累，甚至还涉及某些现代科技至今尚未深入研究的领域。比如：我们晨起抻筋活脉就会感到体泰身轻，但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上却找不到筋脉的存在；又如我们形容极度体弱者“气若游丝”，而这种气虚的感觉目前也还不在西方医学的考量范围之内；再如我们见到兄弟相阋，无论起因是什么，但凡伤及了家庭的情感都会被认为两败俱伤，家人通常会担忧全家的体面，邻居则会看轻为长者的胸襟气度等等。中华文化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提倡责任胜于利益，人品重于能力，认同甚于竞争，和谐大于对错，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格物观，是客观的存在，也是无法通过简化其关联性就可以被忽视的。

儒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格物观既重视对物认知的客观性，也强调对人心和自我的感悟的实证性。可以说，格物致知作为儒学的认知基础，在现代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诚龙

1911年10月31日，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军“解放”了昆明，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宣告“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正式成立，蔡锷当上了云南军都督。

革他人的命好革，自己当家了，便知道油盐柴米贵。云南自来地远财困，素来是吃国家财政的。该省每年支出是六百多万两银子，而本省财政岁入三百万两，这个大缺口如何补上？

蔡锷到任，也没太多办法，也是向中央财政要钱，可是去年搞了革命，把给钱的政府都给推翻了，哪还有“部库”拨款？

1912年1月，蔡锷都督云南开局之年之正月，按理要给自己挂红才是，要给革命分红才是，可是蔡锷却拿自己开刀：“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唯有约我同人，酌减经费，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话说了一大箩，其实是一句话：干部要减工资。

这段话里，有“酌减”两字，好像是让将帅们放心，将帅九牛只须拔一毛，及到“酌减”表格下来，吓了将帅一大跳。蔡锷之减薪计划，是按级别来减的，分上等、中等与次等；级别高，降幅大；级别小，降幅小；级别很低的，如排长班长及士兵，不加也不减。高官减薪幅度是蛮吓人的：上等正都督，原先是月薪六百两，直降到一百二十两，降幅为百分之八十；上等副都督，原先是月薪四百两，也直降到一百二十两，与正都督一个样，降幅是七成；上等协都督，原先是月薪二百五十，降到一百两。中等的，次等的，原先工资低，降的幅度也就小了，如中等的正都尉，原先是二百两，实行新工资制后，是八十两，削减六成；次等的协校尉，原先是月资二十两，只降四两，为十六两——正都督是降八成，协校尉是保八成。

说起来，也并不能赞蔡锷品德高尚，还得说蔡锷之前的都督们太无耻。一方面是财政那么困难，他们却享受高薪；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薪酬那么低，他们却安享超高收入。原来都督是月薪六百两，而次等的（也是有级别的）司书生却是十二两，省部级是科股级的三十倍。工资的含金量又何止三十倍？都督们吃穿用度，要自己出钱吗？工资基本不用的。而越到下层，越是靠工资吃饭。若如此去计算，当年的都督与司书生，可能不是三十倍的差距，或是百倍乃至三百倍，一切皆有可能。

蔡锷的减薪，首先是从自己减起，他是一把手，却跟二把手三把手一个样。蔡锷减工资，最底层的人是不减的，他在下发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写明确：“弁护目并匠夫，饷银仍照旧章支发。”这里可知，蔡锷革命，革的是自己的命，革的是大官、中官之命，小官与无品的公务员，他是不革的。底层公务员工资并不高，若把他们也“革”了，那革命的意义何在？

蔡锷革命成功，打了土豪，却不给官僚分田地，反而大降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官僚们尚没适应，距首次降薪仅五个月，到1912年6月，蔡锷再次颁发降薪文，蔡锷自己的工资再降了五成，由最初的六百两猛降到六十两。

蔡锷降薪，确是因政府“经营巨额亏损”，也源于国民整体贫困。他自我革命，是出于良知。良知在人品序列里，是处于第一层的，说人有良知，并不是很高的评价，与高尚之评，很有距离。但设若社会连良知都缺乏，那么，有良知，也值得我们举手敬礼。

蔡锷除给自己减薪外，还有其他规定，如：一，不得请客送礼；二，兼差人员概不得兼薪（抽调到各种工程指挥部，不能领两份工资）；三，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四，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五，不得挪用教育经费……看看，也看不出蔡锷之治政，有太高明之处，蔡锷所施政者，也不过是平常举措。

把平常举措常态化了，带头执行了，那就是好领导了。蔡锷确是带头廉政的，“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盈余。”朱德后来也回忆，（在云南）“廉洁成为了一时风尚”。

有人将人品与制度对立起来，好像二者是水火不容的，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有制度须斥人品，依人品则没法建制度，是这样吗？蔡锷以其人品与良知，建立了减薪制度，不正是“人品与制度齐飞”？

（作者单位：湖南邵阳双清区科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