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出现过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等。作为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官吏奉法守职，为政以廉，而为了达到此目的，惩贪之法的实施则是重要的保证。例如，西汉自高祖至武帝，法令严肃，吏治清明，虽王侯犯赃亦严惩不贷。平丘侯王迁听请受赃六百万，自杀；临汝侯灌贤坐行赇罪，国除；藉阳侯显坐恐猲国民取财物免；葛魁侯戚坐缚家吏，恐猲受赇，弃市。汉初打击王侯国势力虽有强干弱枝、集权中央的意图，但依法惩赃，立法促廉，不遗王侯，不殊大吏，的确起到了警戒作用。

唐朝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任法为治的时代。他强调“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把吏治问题提到国家兴废之所系的高度，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他曾对侍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正由于李世民重视吏治，因此对官吏犯赃虽亲贵不贷。广州都督党仁弘，贪赃百余万，罪当死，李世民“哀其老而有功”，免其死罪，废为庶人，流徒钦州。为此，特下诏罪己，“请罪于天”，以示不当屈法，说：“法者……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谢罪于天三日。”同时承认有三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解任，相寿向李世民陈述：旧时曾在秦王幕府效力，希图藉此免罪。但李世民却严正表示：“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甚至皇叔江夏王李道宗也因“坐赃下狱”，受到“免官，削封邑”的处分。对此李世民慨叹说：“道宗俸科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由于唐太宗以皇帝之尊奉法行法，流风所及，“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明朝建立以后，曾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吏治极端腐败，激起民变的严峻史实，因而立国之始，一反汉唐旧例，实行重典治国。其一，立法严定百官责任，使察廉有准；其二，以重法治赃吏。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吞盗官粮，朱元璋下令严讯，六部侍郎以下数百人均处死刑，追赃七百万担。供词牵及各直省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株连之广，处刑之严，为历代所少见。朱元璋手订的《大诰》，无异于惩治贪官污吏的特别法。其法为非法之法，其刑为刑外之刑。《草木子》一书记载了地方守令贪酷，罪大者要剥皮实草，“府州、卫、县之左，特立之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洪武五年，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也是无先例的。永嘉侯朱亮祖在广东受贿枉法，被召回后竟于朝堂上鞭死。明初惩贪之法的实施，确实对吏治的清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

变矣”。

清朝康雍乾三代，是绵延百余年的盛世，察吏之法细密完备，惩贪之条严于实施。康熙曾说“治国莫大于惩贪”；雍正也说“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乾隆更强调指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乾隆朝惩贪之法是多种的，于《大清律例》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法。如乾隆十二年制定《侵吞犯员罪名》，十五年制定《侵吞案条例》，二十三年定犯赃官所在不赦，三十一年定贪赃千两以上斩监候，三十七年定犯赃刺字例，四十五年定督抚衙门犯贪索贿（包括督抚本人），杖一百，并按私罪律革职拿问。即使是圣裔孔氏家族贪赃违法也照样依例治罪。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所谓盛世的出现，往往是和严于治吏密切联系的，而惩贪之法的实施，又是改善吏治和从总体上促进廉政的保证。如能“依条断罪”“计赃科断”，无疑会起到匡正吏治的作用。因此惩贪之法，要在实施，否则只能一纸具文

而已。

（选自《张晋藩文选》，中华书局。作者为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