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晓英

4月17日，吴树梁在深圳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因为过量服用止痛药导致的肠梗阻，吴树梁已经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住了10天院，水米未进，一直靠输液维持，见到他那天，情况刚有一点好转。“医生说可以吃一点流食，我就喝了两小杯婴儿米糊。”他坐在病房的椅子上，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骼，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腰痛，他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不能躺下，睡觉也只能坐在椅子上。聊天过程中，吴树梁时不时拿过电吹风对着腰部吹，用热风缓解疼痛，但精神状态却并不萎靡，他情绪稳定，对生死话题早已不避讳，说话声音响亮有力，不知情者很难想象他已经处于肺癌晚期。

吴树梁今年40岁，3年前被查出肺癌，最开始的症状是肩膀疼痛，去医院拍片子，医生的诊断是肩周炎，给他开了药回来吃，却一直不见好转，妻子丁维清催促他再去做个详细的检查，他也没在意，就这么拖延下来。那时候他刚被评上“深圳市优秀保安员”，还获得了落户深圳的指标，正处于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意气风发的时刻。“我工作的龙新派出所有200多人，只有3个落户名额，原则上要求年龄不超过35周岁，我当时都已经37岁了，派出所领导还特地为我争取了资格。”提起这件事，吴树梁仍旧很自豪，来深圳将近10年，终于要被这座城市接纳，他对单位和领导充满感激，工作劲头十足，更是轻易不肯请假。

但身体上的疼痛却越来越强烈，拖延了2个月，他终于答应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结果确诊为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无法进行手术，医生告诉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生命，这一噩耗让全家陷入恐慌，丁维清大哭了一场，吴树梁则非常愤怒，痛恨命运不公。

在最初的情绪崩溃后，吴树梁冷静下来，决定选择治疗，妻儿弱小，他一直是家庭的“顶梁柱”，不想轻易放弃生命，家人也支持他的决定。由于病情严重，深圳的医院拒绝收治吴树梁，他不得已转去广州一家医院，肿瘤科腾不出床位，吴树梁住不了院，化疗都要坐在椅子上进行，他只好在医院附近租一个单间，“每天要160元，很贵”。

吴树梁生病以后，家里生活的担子就落到丁维清身上，她要在深圳继续上班、照顾孩子，没办法陪在广州，吴树梁的哥哥便从老家过来照顾了他一段时间，从2012年12月到2013年6月，吴树梁在广州断断续续地治疗，各项费用加起来一个月要3万多元。家庭多年的积蓄加上亲戚朋友的资助，一共20多万元，很快就花得干干净净，而他和妻子每月三四千块钱的总收入无法继续负担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中断治疗。“当时别的治疗都不做了，只吃止痛药缓解疼痛，止痛药是从深圳市宁养院领取的，他们一直为癌症晚期、只剩几个月生命的患者免费提供。”吴树梁说。

那段时间，吴树梁的状态似乎已经趋近于绝望，龙岗区作协主席朱贵彩回忆了第一次见他的情形：“整个人很颓废很苍老，面如死灰，眼睛里没有一点光芒，跟现在的状态完全不一样。”他因为一篇作文找到吴树梁，那是2013年5月，吴树梁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吴同参加征文比赛，写了篇作文《我的梦想》，文中写道：“希望拿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换我爸爸活着。”这句话打动了朱贵彩，他把吴同的作文发到自己的微博上，受到很多人关注，当地媒体报道以后，吴树梁走进了公众视线，收到捐款，也得到了继续治疗的机会。

活下去

来自社会的捐助虽然大大缓解了经济方面的紧张，但吴树梁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化疗，改用靶向药物治疗，他的忧虑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力，一个是财力。“如果一直化疗，身边必须得有人照顾，我老婆要上班，不能一直陪着我，服用靶向药就方便多了，不用去医院，在家里按时吃药就可以。费用也更加合算，我之前已经自费购买了10多万元的靶向药物，有效果，而且我属于贫困人口，这种情况下，中华慈善总会可以免费给我提供药物，能节省下很多钱。”吴树梁说。

靶向药的疗效不错，社会的关注也给吴树梁带来了希望，他加入癌症病友的QQ群，彼此互相鼓励，还加入了义工站做义工，希望能回报社会。他不再是最初的绝望状态，更加积极乐观地生活，成为深圳市的抗癌名人。而这也给他带来一些麻烦，爱心人士和媒体不断找上门，房东得知了他的情况，怕影响风水，收回了房子，他们被迫从住了9年的家搬走，仓促之间只好租下一套月租金800元的两室一厅，比原来贵了300元，而搬家的繁重工作也让吴树梁痛苦不堪。从那之后，他再也不让外人到家里去，怕房东知道病情，再把他们赶走，就连一些慈善机构过来送粮油食品，都只能到他家附近的超市里“接头”。

此外，各种各样的医疗机构也闻风而动，带着“神医”研制成功的“特效药”找到他，承诺说只要他愿意在网上推荐，就能免费使用。“大部分是骗子。”吴树梁不胜其扰，“不过也有好心人，前两天还有个老教授送来几包藏药，说止痛效果好，我试了一下，确实有点作用。”他不是那种病急乱投医、来者不拒的状态，对于主动提供帮助的个人和机构，一边不卑不亢表明谢意，一边对所谓的“神医”委婉拒绝。

2013年6月，吴树梁的深圳户口终于办下来。对他来说，深圳户口不仅仅意味着身份，还承载了更多实际的功能。他马上筹划着把儿子的户口随迁过来。“几年前，吴同要上小学，我回河南老家跑了好多趟才把手续办齐全，那时候才第一次觉得户口重要，有了深圳户口，小孩上学就不用那么麻烦。”吴树梁说。当年10月份，吴同的户口顺利办下来，他又开始计划着妻子的户口，经历一场大病，他对户口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去广州看病，那时候如果有户口，享受深圳市的医保政策，70%的费用都可以报销。现在呢，如果我们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就可以申请低保，每人每月有1300元补助，还能申请廉租房，即使我以后不在了，他们娘俩还能有点保障。”吴树梁说。

按照深圳市的政策，他落户满3年，妻子才能随迁过来，于是，给妻子落户口成了他新的生存目标，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为了户口疯狂吃药续命。“我希望能活得长一些，更多地陪伴家人，他们需要我，鼓励我坚持治疗，尤其是我儿子，他才11岁，多陪伴他一天，对他的成长肯定有好处。我活得很痛苦，落户口算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总得为他们的将来打算。”

药物治疗延续了吴树梁的生命，打破了医生当初3到6个月的预言，他已经坚持了2年多时间，这在深圳市宁养院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甚至因为他活得太久，停止了止痛药的供应。迫于无奈，吴树梁只能在微博上向网友求助，结果“一下收到100多盒止痛药”，解了燃眉之急，而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不久之后宁养院也重新恢复供药。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吴树梁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癌症对身体的消耗很大，他从190多斤瘦到了130斤，疼痛越来越厉害，止痛药的耐药性也越来越强。为了减少痛苦，他不得不加大药量。“有一次吃了二三十粒吗啡，医生说这个药量会致死，我也还好好的。”吴树梁说。他的心态已经调整得很好，可以很平静地谈及生死，只是在提到儿子的时候，才红了眼眶，情绪上有了一点波动。“他还太小了，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对于我生病这件事一直回避不谈。”

急转而下的人生

这次住院，丁维清请了10天假，没日没夜地陪在吴树梁身边照顾，轻声细语地安抚，累得够呛，这也让他非常心疼。“我以前痛得受不了，经常会冲她发脾气，她也不吭声，有一回偶然看见她躲在卫生间哭，才觉得过意不去，从那往后，即使身体再痛，也克制了脾气。”吴树梁内心觉得自己亏欠了妻子很多。“家里的生活很清苦，在深圳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龙岗区，收费的景点和公园从来没去过。结婚前，我给她买了个金戒指，83块钱一克，那是我给她买过的唯一一件贵重东西。我生病以后，别人告诉她戴转运珠有利于康复，其实就是迷信的说法，她不舍得花钱，就把戒指拿去金店，换回三颗转运珠，用红绳串起来给我戴上。”

丁维清并不在意这些，虽然心里也有埋怨，但她不觉得吴树梁亏欠她什么，更不觉得他是拖累。“以前家里的事都是他在操持，我是被他照顾的，现在他生病了，换我照顾他是理所应当的。他有很强的求生欲望，自己坚持着要活下去，我们更不会让他放弃。”

吴树梁与丁维清老家都在河南信阳。1997年，吴树梁中专毕业，在老家派出所当了两年临时工，觉得没前途，就辞职去新疆投奔亲戚，后来又辗转到青海，在工程项目里负责管理工地。在吴树梁的回忆里，最辉煌的时候是在青海修青藏铁路，管理着两三百人的队伍，从招工到发工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负责，2002年前后，他在青海月收入已经超过3000元，“在当地已经很高了”。而丁维清1997年就来深圳打工了，那时候她才20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先是在一家制鞋厂做流水线女工，干了两年调岗去做车间质检员，因为踏实能干，很快又被调去做统计员，不仅脱离了流水线，还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虽然挣钱不多，但丁维清非常满足。

两人是在2000年前后经人介绍认识的，通了一年多书信，才终于见了面。之前吴树梁在书信中表现出的文采让丁维清对他产生了好感，见面之后，丁维清心里觉得“就是他了”。2003年，两人登记结婚，丁维清适应不了青海的气候环境，吴树梁家庭观念又很重，不愿意两地分居，于是离开青海小有所成的事业，来到深圳重新打拼。

深圳的工作不好找，尤其是吴树梁还有一定的要求，他不想做太“基层”的工作，更不想当流水线工人，可是以前在青海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在深圳并不被认可，想找个称心的工作太难了，他骑着自行车奔波了几个月，一直没有收获，直到丁维清工作的制鞋厂招车间工人。“我觉得有点委屈他，试探性地问了问，但他还是同意去了。”丁维清说。

吴树梁很快就得到老板的赏识，他只在流水线干了几个月，便调岗去当了仓库管理员，不久之后，又被调去做了采购员，职位越来越好，收入也随之增加。2004年，儿子吴同出生，又给这个家庭带来新的喜悦。日子虽然不富裕，却也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2009年，制鞋厂倒闭，夫妻俩双双失业，他们的家庭第一次陷入危机中。不过，这次危机只持续了一两个月，丁维清很快找到了车站售票员的工作，吴树梁也通过招聘考试，成为龙岗区龙新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两个人虽然都收入不高，但是工作稳定，生活很快回到正轨。

吴树梁在派出所的新工作上依旧表现出色，同事说他为人踏实，又是热心肠，“遇到丢失钱包来报警的市民，还会给人家掏个十块二十块的饭钱”，口碑很好。拿到落户资格以后，吴树梁在家经常跟妻子“炫耀”。“他开玩笑说‘我来深圳10年，已经拿到户口了，你还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丁维清笑着说。日子虽然不富裕，但确实在一点一点地好起来，他们都很喜欢深圳，“气候好，包容、不排外”，打定主意要在这里“安居乐业”。夫妻俩很早之前就设想过未来，“计划多攒点钱买个房子，也不求大富大贵，能普普通通过日子就行了”，可是一场大病，将所有的计划打乱，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都不再敢想，唯一的希望是吴树梁能再多活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