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欧亚

提要：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对复旦遇难女生的报道再次引发新闻伦理话题。在灾难发生后，遇难者的公开信息可否被媒体引用？媒体报道对遇难者及其家人是否构成二次伤害？本文作者结合多年新闻实践，对灾难报道的伦理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灾难报道 新闻伦理 采编实践

脱离了具体人物，新闻就是白纸

“伤心漫过那片海”，是2002年5月8日我在采访大连“5·7”空难时，所写的一篇记者手记。在这前后，我还先后实地采访过温州空难、包头空难、烟台海难。采访中亲历的灾难现场还有：造成309人遇难的洛阳大火，造成234名村民遇难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以及江西芳林小学爆炸、广东江门爆炸、陕西榆林爆炸、广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等等。

做过这么多灾难报道，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与反思。

首先，我们先来听听这样一个“段子”：

某国总统在发动一次战争时说：我们将杀死几百万敌人和一个修理自行车的人。记者争相问：“总统先生，为什么要杀死一个修单车的？”

总统笑了笑，对着站在一旁的官员说：“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从来没有人关心那几百万人。”

这当然是个虚构的故事，但这是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相”：无论东方或西方，无论何种社会，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才是恒久的，也更能打动人心？

人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一个个单元的个体组成的社会，让我们感受到温情和力量。悲他们所悲，痛他们所痛，即所谓“悲伤着你的悲伤”。实际上，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表现具体人物的命运，才能深深震撼人心，因而才能伟大。

文学作品是这样，历史更是如此，也正是一个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构成上下五千年栩栩如生的历史。脱离了具体的人物，历史和新闻就是一张苍白的纸。

真正的伤害，是沉冤的亡灵等不到正义的伸张

回到上海踩踏事件，这一现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惨剧，作为报道者，我们又如何只依靠冰冷的数字来组织报道？

有必要讨论关于“二次伤害”问题。以最近引发热议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惨死在派出所的打工女周秀云为例，正是家属在媒体支持下坚持不懈地上访与持续报道，呼格吉勒图的冤案才得以昭雪，讨回应有的尊严。在持续多次的报道中，有没有人认为呼格吉勒图的家人受到“多次伤害”？而讨钱打工女被警察踩在脚下的那张照片，我们感受到这是对周秀云的亵渎了吗？

恐怕没有。真正的伤害，是沉冤的亡灵等不到正义的伸张。对周秀云来说，正是这张照片的公开，震撼了国人，继而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与持续报道，才有了今天当事单位负责人对亡者及亲人的道歉。

可以设想一下，什么人最害怕那张让人愤慨的照片公之于众？掩盖事实与真相，正义得不到伸张，才是对受害者尊严最大的亵渎。

在这两案中，受害人的家庭经历与遭遇，从各个角度被公开报道，我们及他们本人感觉隐私被冒犯了吗？正是他们悲歌式的境遇，引起了广泛同情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实际上，有关对南京大屠杀，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念，所展示的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也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对家属的“伤害”、对亡灵的亵渎。正是这些真实的画面，让我们在纪念中反省战争、珍爱和平。

不论是事件当事人，还是普通读者，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人在了解事实真相过程中所保持的善意。

反省，但不是缺失

有高校在一场专业讨论中，运用了“在满足知情权与消费遇难者之间”这样的表述。这使我想起2000年河南洛阳大火案，这一震惊全国造成309人遇难的大火，引起各媒体关注，其中某地方大报，竟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某地大火引发新闻大战”。我在内部论文和多次课堂中，提起过这篇报道：报道所称的“新闻大战”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难道是309个亡灵！这样的报道缺少了良知与底线。

伦理探讨意义在于，促使记者保持最大程度反思，如何保持善意。作为从业者，我们需要反省，但绝不是在新闻事件中的缺失。

12年前，采访一起灾难报道结束返乡途中，我在记者手记《另一种责任》中曾写道：“关注事故、关注灾难，是记者的天职。告知读者事件的真相，是为了让公众从悲剧中吸取教训，是为了唤醒良知，使责任者受到惩处，使无辜者得到救助。然而，每一次事故发生后，总有人对记者采访进行阻扰，千方百计隐瞒真相。”“正是由于记者们的苦苦寻访，南丹特大透水事故、陕西榆林爆炸真相始大白于天下；正是媒体的执着，南丹县委书记等一批贪官、昏官才最终受到惩处。”“揭示事实真相，是媒体的责任，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责任。”

因而，我认可石扉客的观点：空难事件，出发和到达机场，与空难现场一样，乃至与遇难者生前空间一样，都是敬业记者应该抵达的广义现场。当事人的眼泪、家属的痛苦，和灾难过程、灾难原因等一样，本身就是灾难的组成部分。遇难者家属的悲伤，是命运的无常，也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悲伤，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部分，更是追问事件原因与责任最具道义力量的拷问。

▲ 图为作者在汶川灾区采访。

但有为善之心

关于面对遇难者家属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家属对此排斥。不同情况不同分析，也应予以不同对待。但有为善之心，不添乱，家属愿意谈，又有何妨？

2014年春节后，上海宝山发生大火，两名消防战士牺牲，其中一名来自湖北。因为当时特定的现场情境，我自始至终没有打扰家属。这有前因：1.前期其他媒体采访时，刚问话就导致被采访人当场昏倒，被输氧紧急抢救；2.飞机上对方明确提出不希望被打扰。

但这并不表明，同类事件可以复制。具体情况须区别对待，实际案例中又有亲属希望或愿意接受采访，大连空难、包头空难中，甚至有家属主动联系媒体探求事故真相，释放压抑心声。

2004年11月21日8时21分，包头飞往上海的MU5210航班起飞出现事故，坠入包头市南海公园湖中并爆炸起火，机上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以及地面2人共55人在事故中丧生。这起空难中，湖北乘客、武汉吉思达公司总经理吕新辉不幸遇难。我赶到现场采访中，吕新辉哥哥吕新军主动配合，并在当地相关部门清场时，还挺身而出，坚持要我一起和他前往事发地凭吊。

如当年我在报道中所记载：“事故处理小组通知家属到南海公园为死者凭吊，吕新军向工作人员表示坚持要我同往，并从工作人员手中要来一件崭新的军大衣，披在记者的身上。”“我用手摩挲着他穿有军大衣的后背。我知道，再坚强的男人此时也需要一个支点。”

整个采访中，我深深感受到包括吕新军在内的遇难者家属对记者的友善。而事实上，很多家属在从最初的悲痛走出来之后，对媒体采访的态度，也会发生改变。当然，也不能不承认，面对灾难，确实存在记者采访时的方式方法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不能将之作为排斥记者采访家属，甚至认为记者不应该出现在现场的理由。

毫无疑问，面对灾难事件的发生，当然应该悲天悯人，也必须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无论是上海踩踏事故，还是不久前发生的姚贝娜事件，在新闻伦理之争中，反对或赞成的双方，最初都是以“正义和善良”的名义出发。然而由于最初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全面掌握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的最初判断，讨论双方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循环。一个“事实”、一个观点出现，首先需冷静思考与判断，而不是被推动裹挟着瞬间就被点燃的“正义的怒火”。

常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一位领导的话：多些友爱，多些宽容，多些建设性。

凡有为善之心，大家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