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黄利平

2015年1月8日，在浙江宁波，我的纪实摄影作品《我的故乡：黄河滩区》获得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记录类纪实摄影组摄影创作奖）。这个奖对中国摄影家来说很有分量，但一个摄影师最重要的不是奖杯，而是记录他生命体验的作品。

脚，要踏在故乡的土地上

我在东营日报社工作，在上世纪90年代“行摄天下”满天飞的时代，摄影潮流是不远万里，拍摄不着边际的大美风光和艳俗光影，对此我不反对，但我一贯主张摄影记者完成报道的同时，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长期关注的选题——比如关注自己最熟悉的居住地，那里有你的记忆、回忆，那是你的生活体验。山东东营，是黄河入海的地方。广袤的黄河滩区，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选择了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土地——故乡滩区作为人文关怀的拍摄选题。

我的祖辈1935年从山东梁山县老家沿黄河大堤顺河而来。当我的前辈在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种子时，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对这块土地难以割舍的感情。我的整个童年记忆是和泥土、牛羊、树木、水沟在一起。我从1岁到10岁都是在当时的人民公社度过。我不是农民，却有着农民的记忆。

乡愁不仅是一种情感取向，更是我对纯真东西的怀念。童年记忆深深地扎根在心里，无论我在哪里，干什么，想什么，它都在。即使老家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即使它可能要消逝，但在我心里——故乡永远是我的生命故事。对我而言，唯有黄河滩区，才有一种家园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唯有故乡，才能让我嗅到泥土和庄稼的清香。乡亲们是故土的主人，滩区的灵魂。

拍故乡，拍自己熟悉的滩区农民

寻求“家”的自信和平静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摄影还处在资讯匮乏的年代，那个年代可称为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阶段，纪实摄影的概念和语言比较模糊，很不确定。基本是凭感觉拍，甚至瞎拍。那个年代，在基层，许多摄影从业者还在疯狂地拍摄沙龙、风光和民俗等概念性唯美的照片。布列松、萨尔加多、弗兰克，马格南，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1998年，我开始拍摄黄河滩区移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用最直接的手法，面对这块土地上的百姓，面对这儿的土墙泥瓦，草草木木，也面对我自己。我用手中的相机印证这块土地对我的价值，抒发我对这块土地的赤子之情……

1998年至2000年的每个假日，老家黄河入海口处附近的几个小镇便是我的拍摄区域。三年间，我完成了纪实摄影专题《黄河滩区》的拍摄。2000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摄影专集。同年，我在《中国摄影》杂志发了六个页码，同时在《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整版刊发。

“黄利平所生活过的那些地方对于他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他的所有幸福与苦难都发生在他所依赖的这种文化与土地之上，他的问题也只能在这里得以最后的解决……从这一点来说，黄利平有关黄河滩区的摄影寻求到这种‘在家’的自信和平静。” 这是十几年前刘树勇教授为我《黄河滩区》所作序言里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有意义。

滩区农民影响我的摄影语言

中国纪实摄影师关注的选题多为宗教题材，杨延康、吕楠等杰出的摄影师彰显了中国纪实摄影在国际上的影响。西北和中原厚重的黄河文化同样成就了多位中国经典纪实摄影师，而中国东部汉族缺少所谓的“视觉符号”。 黄河口滩区就是这种情况。

滩区的农民多数没有宗教信仰，滩区的文化积淀也比不上中原地区。而且，黄河口多为移民，他们对家园的概念不确定，个性直爽、包容、开放，生活简单平淡。正是这种平淡到不能再平淡的生活，让许多摄影师觉得难拍，这也坚定了我试图通过故乡人探究故乡的价值，通过故乡人的日常生活承载摄影的意义，守护我对故乡的回忆。我在拍摄中深深地被乡亲触动，多次流泪。我的影像捕捉乡亲们身为农民的精神支柱和尊严。

□ 上图为2012年10月，黄河口镇建林村。

□ 下图为1999年6月，下镇四合村。

回顾前后十几年间拍摄黄河流域汉族农民的影像，我认为要放松拍，不刻意，但影像要独一无二。我比较“懒”，在我的照片里少有早晨的照片。拍照片的天气选择阴天、乌云多，一种回望故乡的情绪渲染。滩区农民朴实，憨厚。我用平实的语言来拍，讲求情感自然，不夸大苦难，以情感人。上世纪90年代《黄河滩区》的摄影语言是“我在这些人里边”。而现在拍摄的《滩区‧故乡》与先前的黄河滩区作品有许多不同之处。新作中增加了很多的空景，让滩区有一种宁静开阔之美，事实上，《黄河滩区》的作品里，一些人物、取景或拍摄角度上抢眼，但略显雕琢，《滩区‧故乡》里的人物或场景，在观看的角度或者心情上更加平实、安静。

把风景当人拍，把人的精神分解到一草一木，一水一树上去。影像不过头，不谈当代性，也不去讲视觉冲击力，面对淳朴的乡亲们和故乡风景，用最直接的语言呈现他们。远景和空镜头是情绪悠长沉静的表达，表现滩区故乡的原初生活和他们温暖的家园。苏珊·桑塔格认为，越不事修饰，越少刻意的雕琢、越平实——摄影便可能会越具有权威性，这一点我很认同。

近几年，我对故乡滩区的影像表达由对故乡的眷恋转移到诗意的乡愁，构建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回归内心，不叙事，不讲故事。当下，我们看到大量的模式照片，很少看到真正意义上有民族情感的优秀纪实照片。

时代变化，定位新的摄影语言

在这个变革时代，我们对故乡的印象不断被刷新，最初的记忆不断被置换。2012年9月，听闻老家黄河滩区十几个村庄要拆迁，统一盖楼房。我忍不住收拾相机，造访滩区。近乡情更怯，心里五味杂陈。老家变化很大，一眼望去，广袤滩区上拔起五颜六色的高楼吓了我一跳，沉寂了太久的故乡正在被改变。我必须拍下即将消失的家乡。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一个跨世纪的故乡。用影像，留下乡情，留住乡愁。给自己一个交待，完成我近20年的心愿。

我没有去关注那些所谓生动感人的故事，而是直接融入到乡亲中。着手拍摄的一个多月内，最大的瓶颈是定位摄影语言。

台湾学者、著名影像媒介评论家郭力昕与我交流，“黄河滩区人们在画面里，是视觉的、抽象的符号，还是社会生活的符号？这些问题，是二分的、相互矛盾的创作方向？还是可以有效融合在影像里？”郭力昕先生所言，其实就是纪实摄影语言的呈现方式。刻意的影像表现和生活本身之间是一种矛盾。

我认为，经由滩区的影像让观者看到我内心对故乡人的一种尊重，所以在影像里追求农民的尊严、情感和灵魂深处的东西，并赋予诗性的摄影语言。这种诗性的影像语言或许无法真实地还原生活，但我并不想把故乡按生活归类做成文献，或做成报道摄影，更不做民俗。我想通过一种朴实、安静、温和的影像语言来更有力地呈现一个纯真的故乡。这是两个不同的创作方向，是否一组影像能兼顾二者？我认为，很难。

在近三年的拍摄中，我没有选择决定性瞬间和宏大叙事，只是将淡淡的诗意融入摄影语言，安静、温和、慢慢地收回我心中的故乡。我通常一个人开车去滩区、黄河岸边、荒原里、泥泞的黄河故道、村子，去体会，去思考。偶尔妻子陪同，帮着棉农摘棉花，干农活，和村民说说笑笑，情意融融。我的照片发自内心，再回到内心。

老家人被时代推拥着，生活悄无声息地变化着，但我仍然一直希望，故乡的精神不要变，故乡清新的空气，生长的万物不要被改变。我用一颗平静的心营造了一个记忆中回味无穷的故乡，而由此衍生出来的乡情，也深切地刺激着我的神经。我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它在我的心中，亦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