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5-05-15王先俊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3期

王先俊

关键词：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统一，既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又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诸多条件使然，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中图分类号： A8；D2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5）03026507

Key words：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actio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s a result of many factors， there was realsense favorable interaction and unific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which promoted the first historical leap of the sinolization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本质上讲，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相互统一的问题。二者能否在互动中实现统一，一方面取决于实践对理论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理论是否满足实践的需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统一，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而且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一

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后便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1]29，是普遍真理，具有指导世界各民族革命斗争的世界性和国际化的特征。但是，与自然科学原理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国际化”，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274。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革命具有特殊性。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曾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是到了近代，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工人阶级相对弱小，而革命的敌对力量则异常强大。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面临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3]171马克思主义要在这样的国家指导如此特殊的革命，必须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更重要的是，较之中国革命其他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更加特殊：

首先，中国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更加特殊的客观环境。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而且两个矛盾相互交织，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互融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个指挥中心同时存在。在军事上，中国革命面对的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日本。“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4]447虽然“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4]374，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4]449。在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抗战前途。两条路线、两个前途之争贯穿于抗战的全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4]391在革命胜利后，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还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4]675-676两种主张、两种选择的矛盾和斗争自始至终存在于统一战线的内部。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中共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由三万余人发展到百余万人，“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但是，大批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新的组织还没有巩固，不少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还相去很远。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党“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 [4]602-612。这些特殊的情况，带来的是比以往更加特殊的问题。比如，面对日本的侵略，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才能以弱胜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究竟该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面对国民党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两面政策，究竟该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三种势力、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矛盾和斗争？面对党自身建设的种种问题，究竟该怎样才能把党建设成为肩负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成为各族人民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直接的答案。这无疑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ndprint

其次，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已势在必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共同的本质都表现为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教条主义者往往只会“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而“不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死的教条”。经验主义者则往往排斥理论，“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轻视理论的作用。“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更为危险”。至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取得过巨大胜利，但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其中，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开始到瓦窑堡会议，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教条主义错误，赢得了长征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对于教条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当时并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加以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依然常有一些分歧。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王明又一次犯了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指示和外国经验的错误。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为保证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对教条主义加以系统的批判刻不容缓。“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的良好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如果我们把经验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5]814-819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这一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关键。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6]1515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民族化的要求、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殊性的要求，更是解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一系列更加特殊问题的实践要求。抗日战争新的伟大实践呼唤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二

为了满足新的实践对于理论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6511941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8]37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一般到特殊、从共性到个性的过程，侧重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应用和具体化，反对教条主义，避免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补充，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的过程，侧重强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使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化，使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反对经验主义。只有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又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反对经验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实践和理论的双向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求得统一，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有了以上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斗争中去，使马克思主义带着中国特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又努力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顺应时代的呼唤，满足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特别是抗日战争实践的需要，其标志性成果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指导地位的确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

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首先使用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相同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并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939年10月至1940年10月，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三篇文章，以中国需要一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党如何领导这一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为核心，完整构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毛泽东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4]647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一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其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领导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除工人阶级外，还有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的是几个反帝反封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经济上“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在文化上要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4]672-708中国共产党要领导这种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坚持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体系化，是毛泽东思想成熟一个主要的标志。endprint

（二）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完整概括

“三大法宝”思想是中国革命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法宝”的完整概括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一个独特的理论创造。“三大法宝”概念最早是在1939年7月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华北抗日前线学员讲话中提出的，当时指的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中心的团结”三项，毛泽东说这是“三面旗子，又名三个法宝”。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对此作了充分的发挥，并将“游击战争”改为“武装斗争”，将“革命中心的团结”改为“党的建设”，含义也更加广阔和规范。[9]207毛泽东指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是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特点使党的建设处于特殊的环境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三者关系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4]605-613“三大法宝”的完整概括和阐述，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如何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

（三）持久抗战理论的系统阐释

这一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部分。七七事变前，我们党就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3]153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思想。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全国在抗战的战略上必须实行持久防御、积极防御的方针。不久，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再次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10]474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纷纷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为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奠定了基础。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能够而且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依据，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的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抗日持久战将经过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毛泽东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大力量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509-511，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的发表，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而且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清晰地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三大法宝”思想，反映的是中国革命特殊的实践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和中国革命特殊的丰富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那么持久抗战理论的系统阐释，反映的则是中国革命特殊时期之实践的要求，更能体现特殊时期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主义也是如此。中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理论，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而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经过抗日战争伟大而特殊的实践洗礼，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并在延安整风之后召开的党的七大，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给毛泽东思想下过定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1]333在此，刘少奇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之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本质属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作为这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11]333-335

三

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并在互动中实现统一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合互动并没有完全实现统一，原因在于条件还不具备。抗日战争时期则不一样，它至少具备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第一，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经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教训和抗日战争兴起的经验。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性，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组织、理论、军事等各方面更加成熟。就像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可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规律”，[12]299还不可能实现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结合互动和统一。endprint

第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从客观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要求。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有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建立起来的，但同时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各个支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不只决定‘主要的策略路线，它还密切检查这些路线在实践中应用的情况”。[13]288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由于这种历史背景，加上中国特殊国情以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又长期在农村进行革命，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长期对党产生影响等情况，坚持和实行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一条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对其进行系统阐发并在全党确立，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他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7]640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和新民主主义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4]662-707论断。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上升到有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高度。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5]801接着，1941年8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毛泽东说：“系统的周密的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8]3601941年12月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确立了八个字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为学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概括和表述。[9]177此后，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最终在全党确立，为全党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第三，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有着高度理论自觉的党，具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愿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在应用中、实践中实现的。应用、实践的过程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坚持也好，发展也好，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分不开。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历史看，在一段时间里理论修养和准备不够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对于这种现象以及如何克服，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刘少奇作过分析。毛泽东指出：“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现在较前大有进步，但还说不到普遍与深入。在这方面，我们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如果不加深一步地学习理论，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因此“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为此，他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7]650刘少奇也指出：“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所以中国党历来的组织工作就是很好的”，“然而，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总之，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14]273-275这些论述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渴望和自觉较之以前各个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鉴于教条主义的长期危害，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是学理论，用理论，努力用理论指导实践。因为如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强调的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7]651。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也说：“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 [7]763大约到了1940年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更多地关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除了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外，194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又说：“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8]4071940年1月，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也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品。” [15]37这个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们也围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纷纷发表意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概念被提了出来，最终“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规范化表述。endprint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互动，一方面表现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伟大实践，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实现中国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实践需要的满足。因为诸多条件使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曾经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16]21一句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事业，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不断推进这一事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龚育之，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上[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