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和美国共同打造了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一度成为主要受益者。

经过一番否认和纠结，欧盟已承认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致使欧盟全球影响力有所丧失，并立志同“价值观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联盟”，在此境况下，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再次得到了美国与欧洲的支持。

然而，在500多天的谈判后，TTIP的谈判结果令双方失望。

欧盟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第一季度报告指出，美欧在TTIP谈判上有三个重大缺陷。

《TTIP：问题报告》披露，从谈判一开始，TTIP的谈判双方在报价时，就对市场准入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欧盟的谈判官员从一开始就表示，在TTIP中可以涵盖其税目范围的95%，而美国人则回应，TTIP中可以涵盖的美国税目范围是67%。欧盟官员对此种谈判方式感到震怒，并公开表示美国的谈判方式是公然冒犯。然而对于美国而言，这个提议是一个标准的谈判开场白，在自贸区贸易谈判中是非常常用的。

美国官员指出，美国以“低标准”开始，给予了双方达成高标准协议的空间，要考虑到，虽然美国谈判团队的做法十分谨慎细心，但是欧盟对于这份跨大西洋的贸易伙伴关系是以零关税为目标的，双方对于市场准入程度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预期偏差。

随后，谈判进入了报复与反报复的循环之中，为回应美方做出不讨论金融服务的表态，欧盟宣布作为反制措施，欧盟将不提出任何关于金融服务的文本。时至今日，欧盟也没有就服务业提出任何谈判文本，虽然在其他的自贸区谈判中，欧盟已经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实质性协定。

实际上，欧盟和美国之间在服务业方面的争议都是在多哈谈判中出现过的老问题：美国必须移除其对于沿海海域贸易的限制并取消其对于民用航空市场的贸易壁垒，欧盟必须消除文化产业贸易壁垒。

要看到，服务贸易占跨大西洋贸易总额的近40%，这样高的贸易量已经反映了美欧贸易间的事实，即美欧在服务行业的实际贸易壁垒很少，而双方的服务贸易是强大的；然而对于谈判的处理不当，却落入了那些本应小心避免的政治敏感话题之中。

如何维护欧洲价值观、维持欧洲劳工和环境标准是欧盟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在维持上述标准的同时占据国际贸易高地，欧盟选择了同欧洲价值观相近的美国来进行谈判，希望以TTIP塑造21世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

不幸的是，在处理谈判时，双方在欧洲最弱的时候触碰欧洲最敏感的政治话题，譬如转基因产品和隐私管理制度。

由于谈判拖延时间过长，原本对TTIP谈判持绝对支持态度的德国等核心国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这些国家意识到贸易对其经济体的重要性，然而与TTIP所引起的政治风险相比，支持TTIP谈判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大部分核心国家是由脆弱的联合政府执政，以德国为首的联合政府在面对债权国与债务国纷争之中消耗了过多的政治资本，无暇顾及TTIP议题，而TTIP在同时又在最敏感的问题上触动欧洲人的神经：这其中最为灾难性的莫过于对于隐私信息标准的讨论撞上了美国对德国总理的窃听事件。

这导致美欧在开放数据流方面的谈判遭到严重破坏，目前TTIP中关于欧盟通用数据隐私法规（GDPR）的讨论已经被暂停，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两个世界上最依赖数据的服务经济体之间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却无法就跨境数据流进行讨论。

由于公众对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质疑，欧盟决定开放对ISDS的公众问卷咨询，然而调查结果大大出乎欧盟委员会官员的意料：欧盟超过97%参加调查的公众认为，ISDS条款的隐忧在于，由于东道国希望获得投资，从而在国内政策作出妥协，进而妨碍欧盟的司法和民主公正，使公众利益受损。

欧盟委员会随后做出两点表示：第一，问卷咨询的意义不等于公投；其次，在ISDS条款背后过于统一的反对意见源于回答问卷的个人大部分是由欧洲反对TTIP的各类团体所策动的。

然而，欧委会的此项问卷咨询行为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为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的力量提供了集结的契机，现在看来，他们的政治聚集能力要远远高于支持TTIP的商业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