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波

对于百年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人们注意到了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主张，注意到了其对“科学和民主”的倡导，也注意到其“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及“新文学”的广泛影响，而在当时兴起的“新史学”，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翌年，又发表《新史学》，他认为既往的“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

王的“家谱”，提出应当重新撰写“中国史”。此后几十年，章太炎、钱穆、吕思勉、郭沫若等著名学者，都写出篇幅不等的“中国通史”著作，而在此前，古代中国并无“中国通史”著作，自然也没有这样的“通史”观念。这诸多的“通史”写作，虽然在观点及分期断代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把五千年来“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活动，作为一段完整连贯的历史来叙述，在构建“中国通史”叙述框架的同时，逐步构建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观念和多民族一体的“中华民族”意识。

用“通史”叙述来体现现代“中国”观念并强化“中华民族”意识，显现出卓越的史学智慧。“中国通史”的叙述强调五千年来中华文化传统的绵延不绝，北魏、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中国政权更迭的一个朝代，是中华历史绵延中

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表述上，剔除了诸如“五胡乱华”等旧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术语，使得“中国的历史”，也就是繁衍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通史”的叙述中构建现代“中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意识，呼应着人们的现实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