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宇晓

经过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30余年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理论喧嚣和“非物质文化”的热潮之后，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界在近10余年来都似乎又重新捡起了这门学科历史上原本就有的对物的浓厚研究兴趣。就国际上而言，我们只要粗略地捋一捋当下英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英戈尔德（TimIngold）的研究及其相关学术共同体出版的成果，就不难看出这一点。他近年独著或合作编著的《线的简史》（Lines：A Brief History，London：Rout-ledge，2007）、《环境的体认：生计、居住与技能论集》（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Essays onLivelihood，Dwelling and Skill，London：Roufledge，2011）、《制作：人类学、考古学、艺术与建筑》（Making：Anthropology，Archaeology，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Routledge，2013）、《生物社会生长物：社会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之整合》（BiosocialBecomings：Integrating Social and Biological Anthro-p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线条的生命》（The Life of Lines，London：Routledge，2015），等等，都是关于“物”（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及其与人类生活和思想之间关系的人类学研究力作。2014年，他和同事伊丽莎白·哈尔拉姆{Elizabeth Hallam）在为《制作与生长：关于有机体与器物的人类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导论章中，甚至提出了“人类学本体生成式”《anthropo-ontogenet-ic）这样的新术语来描述物体的形态与人类社会关系之间的十分微妙的耦合-同构过程。

牛津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马拉福里斯（Lambros Malafouris）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人类心智与物之问的互动平台。2013年，他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物何以塑心》一书，提出了所谓的“物质联动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在认知科学和人类学领域产生了较大反响。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敦乐维讲席教授霍德尔（lan Hodder）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与物之问的关联，2012年提出过“物联”（materi-al entanglement）的新概念。他对马拉福里斯的物质联动论赞赏有加，曾评价说：“马拉福里斯在该书中将当代学界关于物质文化、进化与心智研究的理论融会贯通，认为人类的心智和他所与之联动的物质世界其实是连续体的关系，……对我们当前关于人类心智及其机制的许多理论假设提出了挑战。”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埃德文·哈钦斯（Edwin Hutchins）认为，马拉福里斯之作应是研究人类认知的每位学者们的“必读之书”（均见《物何以塑心》封底的专家评语摘要）。

无独有偶，欧洲大陆的人类学近年来也十分重视“物”的研究，尤其是在日耳曼语族国家的人类学界，由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开启的地理学派人类学风格正在以新的形态获得重生。例如，哥本哈根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柯尔斯顿·哈斯特普（Kirsten Blinkenberg Hastrup）在其《迈向实用主义启蒙的社会人类学》一文里就曾明确指出，当前的人类学“正接近于一个地志学（topography）转向，再一次警醒我们注意世界的物质性、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哈斯特普所谓的“地志学”转向是否能够成立或在多大范围内能够成立尚可存疑，但他对“世界的物质性”的重申对于我们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尽管我并不想给自己冠上一顶“唯物主义者”的帽子，但却很认同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十分精彩地阐论过的“世界的物质性”（materialityof the world）这个原理，也确信物乃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之源。所以，对于当前所见的人类学这种向“人一物”关系和“本体”的回归，甚至对于欧陆的所谓“物志学”或“地志学”转向，都是十分乐见其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连续发表过数篇关于物之人类学研究的述评论文，最近他对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但是，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对于“物”的研究在总体上还是非常薄弱的，尤其是对各民族关于“物”的分类和命名系统等最核心的本体内涵，十分缺乏具有深度的民族志记述、辨析和理论思考。

其实，在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中，对于“物”之本体的研究古已有之，这不仅包括古典的名物训诂考据论著，也包括《天工开物》和《本草纲目》这样影响巨大的著作。中国古代的名物研究，与西方古典学中的Onomastics（有人翻译为“名学”，也有人译为“专名学”）一样，是关于古代文献典籍中出现的事物名称及其命名理据的研究。如王强所说：“国学传统中的所谓‘名物，为有客体可指，关涉古代自然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事物……研究与探讨名物得名由来、异名别称、名实关系、客体渊源流变及其文化涵义之学问是为名物学。”钱慧真也说：“名物训诂是训诂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名物，早期的狭义说法是指草木鸟兽虫鱼等生物的名称，后来又逐步扩大到车马、宫室、冠服、星宿、山川、郡国、职官和人的命名等领域。”名物研究是国学中的重题，在中国古代历来受到学者重视，也受到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关注。日本著名的中国学专家白井光太郎博士曾指出：“所谓名物学就是对物之名称和物之实体进行对照查考，弄清历史等诸多书籍里所出现的禽兽草木及其他物品的名与实，这种学问还是必要的。书籍中虽记有各种各样的品物，但是如果不知道实物是什么样的，那么就不是真懂书本上所记载的事物。我认为，名物学过去是必要的，现在也是必要的。”近年来，由于扬之水、刘兴均等学者的推动，民国以来一直趋于衰微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名物学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扬之水，成果很丰硕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其研究旨在“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然而，在整体的研究实践上，目前的名物学论著似乎尚未跳出传统考据学的范式，与西方Onomastics借助分析哲学和认知语言学方法实现了向认知和本体问题的范式转向等学术情形相比起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王强、镀慧真等人的定义来看，这种被称之为“名物学”的中国本土学术传统，与当代世界人类学民族学重视本体分类、命名和符号的学术传统相较而言，相似之处是非常突出的。但是遗憾的是，这两种学术传统却一直没有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认为，在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献文明的国家，要推动人类学民族学对“物”的本体研究，就必须要注意从中国古老的名物学中吸取营养并加以发扬光大。名物学要想实现学术上的开拓创新与发展，也必须借鉴人类学民族学关于分类和命名的理论与分析方法。

正是基于对上述学术背景的深刻认识，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和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仁们结合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学术发展的需要和文化传承创新的现实需求，针对中国各民族在社会经济剧变中面临着的“物变名非”的常态，尤其是少数民族中普遍出现的本族语言名物严重濒危和失传、亟需调查记录和分析研究的状况，提出了“民族名物学”的概念。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是在石林教授发表于《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2期“山地民族与文化”栏目的《侗族地名命名模式初探》一文中。所谓民族名物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各民族社会生活中的事物名称、得名理据及其文化涵义的学问。事物名物，不仅包括自然物名称和人造器物名称，也应该包括各民族以自己的语言对人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命名。这里的名物与王强、钱慧真上述文中所指涉的对象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在时间跨度上由古代延展到现代，在文化上由汉族扩展到了中国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而已。除了汉族外，中国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基于自身对于自然环境、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事物的命名和分类；所以，名物学如果忽略了对这些少数民族名物资源的研究，就必然是狭隘而跛脚的学术。民族名物学作为中国名物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的侧重点就是要对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名物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调查记录和研究。在方法上，民族名物学主要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传统名物学方法的基础上，将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生物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对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事物名称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的记录、整理和研究。

本期“山地民族与文化”栏目收录的4篇论文，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在尝试开辟民族名物学研究和力图加强物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部分初期成果。其中有2篇是关于侗族名物的调查分析，1篇是关于水语名物的研究，另外1篇则是关于苗族命名制研究现状的评价。

石林等人的《名物的濒危与语言空心化——以黎平四寨侗语名物系统为例》通过对侗语的动植物名物濒危的情况进行调研，籍以分析侗语名物的濒危情形及其对侗语空心化的影响，勾稽出“农村空心化→名物濒危→语言空心化→语言濒危”的过程链，为民族语言濒危机制研究和保护策略的探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作者在文中指出，世代口耳相传的侗语名物是侗族认知大千世界的知识和经验的结晶，也是其思维模式和独特文化的具体体现。这篇论文不仅是国内首篇关于名物濒危的论文，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空心化”的概念，认为侗语的名物一旦消亡，侗语就会陷入空心化，侗语一旦空心化就肯定会很快走向消亡。这对于语言保护无疑也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和文化工作实践上的参考价值。王俊芳等人的论文通过对侗语的植物命名方法和分类进行探析，试图揭示侗语名物系统中生物命名的基本规律、特征及其文化内涵。文章认为，侗族人生活的地域植物种类繁多，侗族人民对这些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反映到侗族人民的语言中，就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侗语植物名物系统；侗语对植物的命名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植物类别词+植物专名，另一类是物种名称或专名+特征性词或词组；侗语中植物命名方法不仅具有显著的民族特性，且反映了其命名和分类的特征及文化内涵。这是学界首次对于侗族植物名物的研究，其开拓性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炳江等人的《水语的动物名物系统及其主要特征》指出，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和认知世界的思维工具，民族语言所沉淀的经验和知识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个性和世界观，以至于使民族语言成为民族的重要标志，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名物——一个民族对事物的分类和命名；鉴于名物的至关重要的地位，要想了解和诠释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基础，就必须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名物。该文的分析研究表明，水语名物是水族人民生产生活、社会交流和知识传承的重要符号系统，是水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水语动物命名习惯、命名原则的探讨，作者发现，水语动物命名的分类主要有家畜家禽类、野生走兽类、野生飞禽类、水生动物类和其他动物类5种；水语动物命名既有音义的任意性，也与动物叫声、形态、颜色、年龄等特征有关，同时也遵循着水语的构词法则。总之，水族人民对动物的命名及其分类，不是简单的一组语言词汇，而是水族人民认知和利用动物资源的智慧结晶，反映了水族人民的认知模式和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内涵。探讨水语动物名物，其实就是对水语中的深层文化内涵的认识与解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水族人民的认知哲学观。这类研究工作在国内外都属首次，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姓氏和人名也是一个民族的名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名物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李筑艳的《文献计量分析视域下的中国苗族姓名研究现状》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检索、统计和分析，对苗族名物研究中的姓名这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现状做出了评价。作者的目标是要从文献计量学角度揭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苗学研究中个人命名制度领域的学术趋势和特征，为苗族专名学或名物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该文的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苗族研究者在苗族姓名研究这一领域有了可观的学术积累，涌现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为苗学研究的主题拓展和分析的深化，为苗族固有文化特色的挖掘，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者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这个领域研究的高峰期，进入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可能与近三四十年来苗族文化的汉化性变迁、苗族姓名的深入研究要求较高的多学科专业素养有关。作者最后指出，当前状况表明苗族个人命名制或姓名的研究亟需加强，应努力抢救记录和发掘苗族固有的姓名文化，在苗语姓名尚未彻底消亡之前将其尽可能多地抢救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和研究。

总而言之，这4篇成果都是关于中国山地民族名物符号及其研究现状的思考，选题独到而富有新意，前3篇在方法论上充分利用了自己谙熟民族语言文化的优势特长，而最后一篇则发挥了自己在信息计量和数据分析方面的文献研究专长。尽管文章的有些观点或许还有待争鸣和商讨，有不少地方还有待今后做出更周密详尽的阐述，这些研究可能都还有待与国际学界的相应研究进行学术对话，但作为民族名物学的开拓性的初期成果，目前能够做到这一步，已实属不易。希望作者们这些关于山地民族物象本体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学术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和相关学者们对民族名物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术同道加入这个领域的探索，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使民族名物资料的抢救整理与民族名物学的研究工作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对于“物”的研究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