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硕　张颖洁

摘要：稻作文化起源的探讨亟待澄清的四大难题：一是“野生稻”具有何种生物属性，使远古的人类乐意种植它并延续下来？二是如何确保不结实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稳定结实？三是人类在可食植物多样并存的背景下为何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栽培水稻？四是“稻作文化”早于旱地“粟作文化”，但却被后者覆盖，其原因何在？如果能换一个思路，从中国学人的研究基础出发化解这四大难题，有关水稻起源的研究就可望获得长足的进步，进而形成学界公认的稻作文化起源结论来。

关键词：稻作文化；时空场域；生物习性；技术水平

中图分类号：S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1-0013-08

中国是一个水稻种植的大国。然而水稻种植在当代却引发了争议，一些西方学者认定，水稻种植对水资源的占用量太大，在水资源全球匮乏的背景下，大面积种植水稻不利于环境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偏见，中国学者理当有所回应。然而有关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中国却逊色于日本。关键原因在于我国学界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以至于对稻作文化的实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因而在舆论面前自然会处于低位。奋起直追，势在必然。

纵观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表现为对自然科学手段过分倚重，对社会动力的认识和应用则明显不足；对水稻生物属性的特异性有深八的了解，但对人类的能动作用重视不够；对现代稻作技术非常熟悉，但对远古时代的人类如何仅仅凭借低下的技术水平，去巧妙的利用自然，则了解欠深。与此相反，日本学者的不足，恰好是中国学者的强项，双方的互补更有助于难点的突破。以下仅就四大关键难题略呈己见，以便和日本学者更好地相互协作，澄清稻作文化起源的有关事实。

一、“野生稻”具有何种生物特性。使远古的人类乐于种植它？并延续下来，直到它能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粮食

经过农业史专家的多年研究和积累，特别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目前对“野生稻”的生物属性已经达成了共识。当前全球范围内普遍种植的水稻，其原生物种乃是不结实的“野生稻”。时至今日，这样的“野生稻”还在地球上广袤的亚热带和热带湿地中普遍存在。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们不结实，因而被所在地区的各族居民称为“幽灵稻”，并且很自然地将它们作为杂草或者无用的野生植物去对待。要这样的“野生稻”经过生物进化发育出稳定结实的稻种，按照生物学知识肯定得耗费数万年的光阴，还需要遇上特殊的自然机遇才得以实现。我们显然不能设想，在遥远的古代，人类会碰上这样的好运气。即使碰上了这样的好运气，水稻与其他的物种相比，在利用上也不具有特殊的优势。远古人类有意识种植这种植物的动机，依然不得其解。这将意味着远古人类有意识的种植这种植物，肯定有其特殊的原因和理由。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澄清远古时代的这些动因从何而来？

从物种生命延续的本能出发，我们有理由注意到，生物物种的生命延续也会自然地遵循“最低成本”的原则。如果生存条件十分优裕，通过无性繁殖的办法，物种的生命延续就可以获得充分的保障。那么这样的物种，就不会发育出稳定结实的物种来，“野生稻”恰好就是如此。“野生稻”的物种能够延续到今天，就足以表明，它们现有的生存环境与遥远的古代差异甚小。因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水稻自身并不需要朝结实的方向去进化。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古的人类特别关注“野生稻”这种植物，理当另有原因。人类需要特意栽培它，肯定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用。

稻作文化形成之前，远古人类从事的是狩猎采集生计，而有“野生稻”生存的环境，肯定是热带和亚热带稳定的温暖水域。这一点日本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已经证明，距今15000年至9000年之间，长江中下游正好处于这样的自然背景之下，大量的“野生稻”肯定是作为一种普通的泽生物种，与众多的其他物种并行延续其生命。除了植物外，在这样的环境下，还生息着大型的食草动物，如大象和犀牛，一应俱全。日本学者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注意到水牛和麇鹿的数量更其可观，它们会和远古的人类一道消费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这些泽生植物。

不同之处仅在于，人类更具有能动性和拥有强大的社会合力，他们会集中消费那些最容易获取，产量又最高的植物，如：各种芋类植物、泽泄科植物、睡莲科植物等等，这就是新考古学所称的“最佳觅食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古的人类，显然不会直接消费通常不能结实的“野生稻”。对此，日本学者堀田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认为自己始终想不透，远古的人类，为何会对这种不起眼的、没有直接利用价值的“野生稻”感兴趣。

突破点正好在于，日本学者过分倚重了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他们总是习惯于从全球气候变迁的视角去看待“野生稻”的物种变异。他们总是认定直到“野生稻”演化为能够结实的物种，远古的人类才得以认识水稻的利用价值。然而凡属于狩猎采集的文化，相关的人群肯定会比现代人更关注物种的多样并存，肯定会关注那些我们今天看来没有用的植物和动物。即令这样的植物不能成为狩猎采集的对象，但如果能够满足其他方面的生活需求，他们也会关注这样的植物，甚至移栽这样的植物，从而为稻作文化的起源做出了环境、技术和知识的铺垫。

在炎热潮湿的湿地生态环境下，远古的人类并不缺乏食物，更不缺乏御寒的材料，但却极度缺乏生活中必需的燃料。周边地区森林茂密异常，但没有金属工具之前，远古的人们要砍伐树木作为柴薪使用，会比登天还难。在只能钻木取火的古代，获得火种和保存火种几乎更是一项神圣的劳作。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限制，会迫使远古的人类特别关注燃料的获取和火种的保存。但在当时那样的自然环境下，最容易获取的燃料，同时又兼具保存火种之便的燃料，那就只有晒干后的大型食草动物的粪便。在那样的背景下，获取这样的粪便几乎俯拾即是。然而，如果大型食草动物的粪便，如果排放在沼泽地中，对远古人类而言，那就一文不值了。只有排放在季节性干燥的高地上的粪便，才可能自然脱水，也才能满足远古人类对燃料的急需。进而还需要考虑，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森林、沼泽和湿地外，远古人类生活的周边环境空闲的空地可以称得上是微乎其微的。例外的情况仅限于山区河流两侧的季节性“洪泛带”，零星分布的这种地段会周期性的呈现为水淹期和干早期，以至于在这样的地段泽生植物无法自然生长，旱生植物也无法自然生长，而呈现为远古时期的“荒漠带”。

在这样的“荒漠带”，大型食草动物如果在秋冬季节拉下粪便后，肯定会很快自然干燥。远古人类只需要捡起来加以储备，那么燃料供给就有了充分的保障，熟食的生活就可以基本满足了。然而，既然这样的地方是小面积的荒漠地段，大型食草动物就不会轻易造访这样的“荒漠带”。但如果远古时代的人类将“野生稻”或莎草科的湿生植物，移植到这样的荒漠中，由于这些植物可以水陆两栖，水淹时它们都能正常生长；水退后它们并不会枯死，最多只会处于休眠状态。由于这些植物都是大型食草动物最喜欢觅食的对象，一旦远古的人类将它们移植成活，原先的荒漠就会变成大型食草动物的游乐场。远古的人类当然不会花力气去猎杀它们，那样风险太大，但它们留下的干粪便却是当时人类的至宝。因为干透了的牲畜粪便，即令是燧石碰撞冒出的火花也能点燃，一旦点燃后，直到烧尽都不会熄灭。取火和保持火种可以做到一方两便。而且通过上述操作后，供给量又极为丰富，远古人类延续这样的传统就顺理成章了。

“野生稻”与莎草科植物还有所不同，莎草科植物的种子很小，容易在洪水季节被冲走，也容易被洪水携带的泥沙所掩埋。“野生稻”的出水高度更高，长长时，还可以拔节长高，不会进入休眠状态；水退后，莎草科植物虽然可以停止休眠，重新生长，但是在高大“野生稻”的掩蔽下，他们会因为缺乏阳光而生长不良。在这样的情况下，远古的人类肯定会更乐意移栽“野生稻”，并逐渐淘汰对莎草科植物的移栽，最终会使得移栽“野生稻”在远古的狩猎采集人群中形成一种长期延续的生计手段，并以此获得燃料的稳定供给。这将意味着，在稻作文化的孕育时代，远古人类显然不是先培育出“栽培稻”，再去种植“栽培稻”；而应当是先有计划地移栽“野生稻”，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后才实现了“野生稻”向“栽培稻”的物种演化。而这一情况恰好是日本学者的观察盲点，却是中国学者关注的聚焦点。

除了山区河流的洪泛带外，滨海的海水和淡水的交错作用带对“野生稻”的移栽也具有同等价值。因为这样的交错带，也会导致适宜于海水生长的植物和适宜于淡水生长的植物都难以正常生长，也会形成零星的小片“荒漠带”。就这个意义来说，日本学者安田认为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游和下游，这显然是一个富于创意的科学结论。

二、如何确保不会结实的“野生稻”，在人力控制下稳定结实

日本学者因为习惯于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去思考稻作文化的起源。因而将“栽培稻”的出现，理解为“间冰区”气候频繁波动的自然产物。但对人类在其间可以发挥的能动作用却估计不足。不过，佐藤洋一郎为此而做的实验却具有创新价值。

佐藤洋一郎将湄公河三角洲普遍自然生长的“幽灵稻”，整株带到了曼谷的实验室，在花盆中加以培育。结果惊讶地发现，原先不结实的“幽灵稻”在花盆中反而成功地开花结实。对此，他仅是感到惊奇而已，却没有在这一基础上兼顾到人类可能在其中发挥的能动作用，而是一味地坚持气候变暖刺激了“野生稻”从而自然地转化为“栽培稻”。远古的人类是因为看到“栽培稻”种子的食用价值，才开始规模性的种植“栽培稻”。这就与历史事实失之交臂了。

事实上，人类决不会等待大自然的恩赐。理由十分简单：一则，即令结实的“野生稻”，其种子颗粒也很小，结籽量也不大，对人类来说，其利用价值并不大。二则，大面积种植结实不多的稻秩，很难形成规模性种植，远古的人类很难把握到底是该移栽还是该播种。三则，大量种植这种结实不多的水稻，利用起来也很难，这样的稻谷和其他采集而来的植物，即令是按照日本学者的看法，实施“杂谷类统一加工”也很难兼顾到稻谷的特性。以至于加工技术的协调会成为当时的一项重大社会障碍，这同样会妨碍水稻的扩大种植，稻作文化依然无法孕育出来。但如果换一个视角，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鉴于人类的生命周期并不长，比之于地质史演化而言极为短暂。远古的人类已经拥有了稳定的狩猎采集式生活，他们根本不可能再去等待大自然的恩赐。但考虑到地球表面环境因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即令是远古的人类，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依然说得上是无限广阔。哪怕就在一小片极其狭窄的山区河谷地带，能够对“野生稻”构成刺激的自然因素就可以千差万别。要温度低，只需选取临近泉水的湿地，水温和气温就可以比周边地区降低六七度。按照佐藤洋一郎的实验，这就足够刺激“野生稻”结实了。如果要通过干旱去刺激“野生稻”结实，只需选择地势稍高的地段，要多旱就可以多旱，移栽到这一地区的“野生稻”同样可以因干旱刺激而结实。此外，对于那些已经掌握用火的远古人类而言，通过火焚去刺激“野生稻”结实，那将更其有效。至于通过反复移栽去刺激“野生稻”结实，那更是远古人类早就娴熟掌握的技术手段。总之，在刺激“野生稻”结实的这一攻坚环节上，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比自然的恩赐强多了。远古人类其实犯不着花太多的精力，去积累经验和技术，只需要在普遍移栽的基础上观察人类活动引发的结实后果，相关的经验和技术都可以水到渠成。

日本学者在稻作文化起源上，重点关注过《史记》所载的火耕水耨。这确实是一项创意。尽管《史记》的记载极为粗疏，但却包含了三个重大的关键性信息：一是，火焚清理地表。二是，火焚后再加水淹。三是，有目的的刈割。结合佐藤洋一郎的实验，这三种手段都可以对“野生稻”构成强烈的刺激，确保其稳定结实。

应该看到，汉代南方少数民族居民所采用的水稻种植技术，并不像此前农学家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中耕除草的需要，而是另有原因。我们认为，关键的理由在于“野生稻”的生物属性在其间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野生稻”既然要通过刺激才能结实，而生物物种本身又具有“返祖”的本能，如果人类对它的刺激不够，刚刚开始栽培的水稻，也可能不结实。这对人类而言，肯定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严峻挑战。为了防范刚刚栽培的水稻出现“返祖”现象，远古的人们就不得不加大刺激的力度。《史记》所载的三种技术，其实质都是要迫使刚刚驯化的“野生稻”稳定结实。因而，这三项技术应当是稻作文化起源时，水稻栽培就必然伴生的技术手段。直到今天，人类还习惯于插秧，而不是直接播种水稻，究其历史原因而言，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加大对水稻的刺激，以防范其出现“返祖”现象。因而，这三项技术在《史记》中的记载对我们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显然是一批无价之宝。

《史记》的记载，相距稻作文化起源的时代有四五千年之遥。《史记》的记载显然不能代表栽培稻初期种植的技术手段。但《史记》的记载却足以佐证人类有能力刺激“野生稻”结实。据此，我们只能这样设想，远古的人们在为获取燃料而移栽“野生稻”时，由于环境本身就具有可变性，其中就有一部分“野生稻”会接受自然刺激而结实，则毋庸置疑。这肯定可以给远古人类提供一个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条件，使他们得以逐步注意到水稻种植的特殊价值。而这一发展，才是推动水稻规模种植的社会基础。

与其他并存的泽生植物相比，在正常情况下“野生稻”即令结实，其利用价值也显得并不重要。因为采集泽生的块根植物耗费的劳动力更少，食物的丰裕程度也更高。这就注定了远古的人类，在正常情况下即令水稻也能结实仍没有必要扩大种植。远古人类规模种稻的社会动力，显然得另辟蹊径去破解。

同样是日本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资料发现。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的发掘中，获取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他们注意到：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稻作文化起源阶段，“城头山文化”的持有者已经修筑了城墙，已经有了稻田，稻田中还修了祭坛，城内还有不同功能的建筑。但在日本学者的眼中，仅是简单的将“城头山遗址”定义为稻作文化起源的代表，而疏于深究稻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转变。

既然有必要修筑城池，这就必然意味着这样的城池肯定会面临遭到包围的风险。而在城池被包围的情况下，为了长期守城，显然得储备食物。然而，那些花费劳动力最小收获又最稳定的泽生式块根类植物，在这样的时刻却会暴露出致命的弱点来。块根植物不仅体积和重量大，运输困难，而且根本无法长期储存。勉强储存这样的食物，被围在城中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可是，如果储存晒干的稻谷，即令这样的城池被围上几个月乃至一年以上，城中的人们还可以做到衣食无忧。水稻的特殊价值才得以显现出来，才可能演化为需要规模种植的特殊物种。

总之，“城头山遗址”中稻田与城池并存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稻作文化基本定型时期的最佳配置。城池的修建不仅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还为稻谷的晾干和收藏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当然，大规模的储存后也会有派生之忧，那就是大量囤积的稻米会成为敌人有必要掠取的对象。战争的规模和城池的规模都会在这一背景下被推高推大，从而使水稻从一种普通的杂草演化为远古人们心中的“保护神”。可见，在“野生稻”演化为“栽培稻”的过程中，远古人们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在这一角色的推动下实现了水稻价值的巨变，使之成为需要规模种植，而且可以规模种植的宝贝。

三、人类在可食植物多样并存的背景下，为何甘愿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种植结实量不高的“栽培稻”

诚如上文所言，远古的人类是为了获取燃料才去移栽“野生稻”，并因此提供了一个可以让“野生稻”自然结实的人为条件。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帮助远古的人类认识到稻谷可以食用，而不可能让人类心甘情愿的专门种植它。堀田满说得对，在稻作文化起源的时代，长江中下游的湿地中，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完全称得上是应有尽有，不甚枚举。对这一点，《史记》的相关记载也能提供相似的佐证。《史记》明确指出，在两汉时期的长江中下游，既没有冻饿之人，也没有“千金之家”。在那样的自然背景下，“野生稻”通过人类的刺激尽管也能稳定结实，但是结实量并不大，籽粒也很小，其食用价值也并不大。于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怀疑，远古的人类为什么要种稻，而且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种植水稻。因为这样去种植水稻并不符合“最佳觅食模式”这一原则。

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讨论。首先必须回答，远古时代种植能结实的水稻所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到底有多大。对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处于狩猎采集生计下的远古居民，直接采集各种块根植物供作粮食用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确实很低，而栽培水稻去获取稻谷，却是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但是，如果能有效地借助自然力，种稻谷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可以大大降低。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人类最容易利用的自然力就是流水。在山区的河流两侧，都会自然的形成连片的洪泛带。在这样的洪泛带，必然具有如下三种特点：其一是，这里的土壤十分疏松，因为它们全是由流水携带而来的泥沙沉淀而成。不仅土壤肥沃，而且极为疏松，即令是完全不翻耕土地，也可以直接种植远古人类想直接种植的任何植物。不管是播种，还是移栽，都容易成活，而且生长极为茂盛。其二是，这样的土地对各种野生植物特别是对“野生稻”而言，几乎可以说得上是水旱无忧。除了需要防范大型食草动物觅食外，“野生稻”只要结实，收成就有充分的把握。其三是，在这样的地段，由于每年都要经历水旱交替的洗礼。因而，流水中即使携带了旱生的杂草种子，那么在水淹季节就会被淹死。如果携带的是小粒的水生植物种子，那么在干旱季节也可能要被干死。以至于人类移栽什么植物都可以确保这种植物能够连片生长，不会受到其他物种的“生存竞争”威胁。换句话说，如果单种“野生稻”那就根本无需除草，也能保证“野生稻”连片成活，实现小面积的规模种植。这将意味着，在稻作文化起源阶段，远古人类连片种植水稻，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也不需要成套的农具，也许只需要一根木棍就可以将水稻种活种好，收割稻穗也仅是要捆绑在手指上的锋利的蚌壳就可以摘取稻穗。当然，要种活其他颗粒植物也一样。于是，野生稻与其他野生植物比较起来，同样不具备优势，同样不会成为远古人类需要规模种植水稻的原动力。远古人类实现规模性的水稻种植，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原因。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水稻特有的生物属性。

“野生稻”在人类的有意识刺激下一旦稳定结实，那么它对远古人类而言就可以同时获得双重的利用价值。一方面，它可以为人类提供稻谷作粮食用；另一方面，稻穗收割以后它照样可以吸引大型食草动物前来觅食排便，为人类提供燃料。但如果种植块根性的农作物，虽然可以提供粮食，但采食的过程中就得破坏其地上的部分，从而无法起到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排便的作用。如果是种植莎草科的植物，那么不仅种子籽粒更小，更不利于食用，与水稻相比其食用价值要低得多。而且莎草科植物离地高度较矮，与“野生稻”一道种植时，会发育不良。虽说不会影响“野生稻”的生长，但和“野生稻”混合种植价值并不大。有鉴于此，远古人类选种水稻其实是看中它的特有生物属性。水稻离地高，产草量大，能够忍受短暂的干旱，又能忍受较深的水淹而不会休眠。这才使得水稻被远古的人类选中，作为主要的种植对象。

在这里，需要破解另一个认识的误区。那就是规模种植“野生稻”，其结籽量是否低，颗粒是否很小。如果我们仅是凭借佐藤的实验做出如下结论，肯定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然而，如果考虑到在远古时代的河流洪泛带单种水稻，其情况恐怕会与佐藤实验的结果拉开很大的差距。由于在这样的地区肥料充足，单独种水稻又不会遭逢杂草的干扰。如果种植的密度稍微加大，水稻的籽粒应该结得比较多，颗粒应当比较大。远古人类专种水稻，应当是比种莎草科植物划算。更值得注意的是，水稻可以将稻穗从稻草中直接拔下来，即令不使用特殊的农具也能完成稻穗的收割。收割后成捆的捆起来悬挂风干，也很容易。这比收取莎草科植物的种子，在技术要求上要简单得多。这也应当是远古人类乐于种水稻，而不种莎草科植物的关键原因。

稻作文化起源时代的种稻技术之关键在于，要防范“野生稻”返祖。而这样的技术在今天的水稻种植中已经完全不必要了，但在远古时代却必不可少。综合考虑，远古时代的技术水平和远古人类能够提供的强烈刺激，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类。其一，是有意识有计划实施的火焚。上文已经讲过，大型食草动物排放的粪便脱水后就是最好的燃料。远古的人类只需要在获取燃料时有意识的留下一些干粪便，对耕地实施火焚基本不成问题。如果再有意识的收集枯枝落叶，火焚所需要的燃料，对远古人类而言不会感到匮乏。但这样的火焚，却可以对“野生稻”构成强烈的刺激，使它们感到生存的危机而稳定结实，以便延续其物种。其二，是实施过分的水淹，或者过分的干旱。远古人类要采用这样的技术，其难度也不如想象般大。这是因为，在山间河流的“洪泛带”人们只需要就地捡拾鹅卵石，将它们堆成高出地面半米左右的低坝。山间河流涨水时由于要绕过坝而向下流，流水就会在坝的背水面形成涡流，并将携带的泥沙均匀的沉积下来，使这一地段的高度明显的高于周边的河床。于是，一旦种上了“野生稻”，就会在干旱时节遭逢脱水而干旱。而这样的干旱，恰好会刺激“野生稻”实现穗定结实。如果要让生长的“野生稻”遭受季节性的深水淹没，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将洪泛季节的流水更多的截留在地表，水稻就要忍受长时间的水淹，这同样可以对水稻构成强烈的刺激，使它们稳定结实。其三，让野生动物过度的采食“野生稻”也是一种有效的刺激手段。要知道在水面相对稳定的湿地生态系统中，大型食草动物也会很自然的采食“野生稻”。但由于受到水面的限制，大型食草动物采食“野生稻”时，不会吃得只剩下稻根，而是要留下很高的稻茬，而这样的刺激显然太轻，不足以刺激“野生稻”自然结实。但如果“野生稻”移植到了水陆交替的洪泛带以后，情况将有所不同。大型食草动物在这样的区段就可以将人工栽上的“野生稻”吃得只剩下稻根，甚至会把稻根拔出地面，由此而形成的刺激强度也就可能迫使“野生稻”穗定结实。特别是远古的人类，如果将大型食草动物拔出的稻根再重新栽回去，那么这样的稻根发育出来的植株肯定会实现稳定结实。

对远古时代的人类来说，最有效的刺激手段奠过于直接拔起湿地中的“野生稻”稻秧去实施移栽了。在这样的过程中故意让拔起的“野生稻”遭太阳暴晒，甚至用火焚烘烤，故意让它脱水，这种做法要求的技术难度不大，但对稻秩来说构成的刺激却极为强烈，而且是自然生长的“野生稻”不可能自然经历的。因而，在迫使“野生稻”稳定结实方面其效用会更明显。

总之，远古的人类要对付“野生稻”的“返祖”，其技术难度并不大，所需的技术在远古时代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因而，远古的人们要有计划的扩大“野生稻”种植，既有必要，技术方面也不成问题。随着水稻种植的利用价值越来越大，远古的人类当然会自发地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并进而开始有计划的储集稻谷以应对来自其他人群的侵扰，也就是古代的部落战争。我们认为，部落战争对稻作文化的起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

与远古时代的其他食物相比，稻谷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不仅有利于收割，更有利于储存，晒干后的稻谷储存一年两年完全不成问题。而且在储存的过程中，只要不被水蚀，它既不会霉烂，又不会遭受害虫害兽的侵扰。储存手段和技术，也是远古人类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一旦规模性的储集稻谷以后，它又必然引发更激烈的部落战争。随着部落战争的扩大，任何一个部落都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种植和储存稻谷。这将意味着，战争越激烈，稻谷的特殊生物属性也会得到更大的彰显。这就会进一步的刺激人们更其扩大稻谷的种植范围，最终才可能孕育出稻作文化来。

稻作文化的孕育过程中还会产出另一种派生的社会结果。那就是，处于初期阶段的国家和行政权力必然会将稻谷作为税收的对象，通过强制手段去迫使属下的居民尽可能多的种植水稻，以便获得稳定的税收，并规模性的储集起来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部落战争。这同样是刺激水稻种植规模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特定的区段种植水稻并不会妨碍对其他食物的获取。远古时代的人们仅仅出于缴纳税收的需要，也足以推动水稻的规模种植。当然，大规模的囤积稻谷后，保护稻谷也成了一项必需的社会举措。这就是我们在城头山遗址所见到的城池建筑了。

四、稻作文化早于旱地粟作文明，但却被后者所覆盖。其原因何在

凭借河姆渡文化、届家岭文化两组文化，城头山遗址的陆续发掘出土，长江中下游稻作文化的早期物证开始大白于天下。同时证明，中国的稻作文化比黄河流域的旱地粟作文明要早上两三千年，也逐步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然而，无论是倡导“照叶文化”的佐佐木高明，还是从事长江流域稻作文化研究的安田喜宪、佐藤洋一郎，他们都百思不得其解，中国稻作文化既然早于粟作文明，但稻作文化在早期的影响却远远不如粟作文明那样引人注意。特别是到了先秦时代，稻作文化似乎被粟作文明所覆盖隐而不显，这更让人感到有些愤愤不平。这就难怪他们竭力主张，中国的远古文化应当是稻作文化，而非“粟作文明”。世界范围的“四大古代文明”，应当用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去置换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与历史的事实相符，中国古代文明也才能与其他三项世界古代文明在时间上相互接近。当然这样的主张，至今还无法得到学界的公认，只能是说说而已。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深入探究早期稻作文明何以会被“粟作文明”所覆盖，这显然是一项有待深入探讨的世界文明史难题。

中国学者对待这一难题的态度就显然比日本学者更审慎，更稳重得多。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深知，中国早期的稻作文明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的影响确实无法与“粟作文明”相比。中国人自认为是“黄河母亲的儿子”，自有他的道理。只不过其问的原因学术界此前确实涉猎甚少，特别是很少从早期文明张力的视角对稻作文化和粟作文明展开过对比和深八的分析。其实中国学者早就注意到，尽管长江中下游陆续发现了早期稻作文化的遗址，其时间确实比传说中的夏商周要早得多。可是在浩瀚的汉文典籍中，对南方稻作文明的记载确实极为贫乏；而对北方粟作文明不仅记载丰富，而且自成体系。这至少可以表明，在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的“粟作文明”比稻作文化了解要多得多。这应当是一件不争的事实。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显然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无论什么样的考古发掘，其中必然隐含着诸多的偶然性，长江中下游稻作文化遗址的发掘也不例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遥远的古代，类似“城头山”和“河姆渡”那样的早期稻作文化遗址，按常理推测，应当很多，只不过我们没有机会找到它们，或者找到它们时碰巧没有条件展开科学的考古发掘而已。但仅就已经发掘的早期稻作文化遗址而言，我们总可以清醒地意识到如下三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其一是，早期稻作文化遗址规模都不大，更关键的是无法找到有关文字存在的证据。其二是，这些遗址在空间分布上并不连片，分布的密度远远逊色于北方的“粟作文明”遗址。其三是，这些稻作文化遗址与稻作相关的文物出土量，无法与北方的“粟作文明”遗址相比。也正因为如此，要全面廓清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文化的面貌，目前还办不到。廓清早期稻作文化全貌的障碍性因素到底是来自于稻作文化固有属性，还是最有价值的稻作文化遗址还没有被发现？这更是当前难以轻率下结论的关键所在。不过系统剖析稻作文化的特异性，在当下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早期的稻作文化，不仅必须克服水稻栽培过程中的“返祖”现象，同时还要与伴生的杂草做斗争，更需要多种相关的配套技术，才能满足规模性消费稻谷的实际生活需要。然而，在技术积累相对不足的遥远古代，光凭社会力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早期的稻作文化对自然力的依赖性要比“粟作文明”高得多。在技术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从事早期水稻种植的人们就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于自然力的帮助。在长江中游集中表现为需要靠河流携带的泥沙沉淀，去形成适合于水稻种植的区段。社会合力在其间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以至于离开了山间河流的洪泛带，广阔地域上的人们，事实上在当时还无法种植水稻。对于长江下游的“泻湖带”而言，则需要凭借海水和淡水的交替作用，才能形成勉强可以种植水稻的“雒田”。以至于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化，分布的范围十分狭小，而且很难连片，只能集中分布在海水涨潮所能到达的“潮问带”，而这一切恰好是稻作文化上述三大特异性的由来。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其总量虽然不少，但每个遗址的规模都很难扩大。各稻作文化之问，在空间上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相互间的联系比北方的“粟作文明”，其困难要大得多。以至于，即令是城头山遗址，虽说已经出现了城池、祭坛，但对整个长江中下游而言，他们毕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微型的城堡。在当时的技术背景下，很难扩大其规模，也很难建立起稳固的部落联盟，而这一点，恰好是北方“粟作文明”的优势所在。这就注定了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最早建立军事帝国的地区只能是黄河流域，而且必然是“粟作文明”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早期的稻作文化，只能在北方中央政权建立以后，逐步被“粟作文明”所覆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肯定有不甚枚举的稻作文化城邦被摧毁、被覆盖甚至被遗忘。水稻种植只有在北方遭逢灾荒和战乱时，才能引起王朝统治者的关注，把南方丰产的水稻和其他食物作为救荒的依赖。汉武帝时代，容许北方居民南迁求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只有等到北方的“粟作文明”经过长期的运行，逐步发育起了成熟的水利工程技术、作物优化技术和相应的制度保证后。在冰湖地带实施围湖造田，大规模开辟圩田才成为可能，而水稻的大规模连片种植到这时也才成为可能。但走到这一步时，已经进入了公元10世纪前后。接下来，南方的稻米种植才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长江中下游也才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不过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建设，制度的设计已经在“粟作文明”的支配下，早已臻于完备。远古稻作文化的遗产，很难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深远的影响。但在经济方面，却造就了十世纪以后中国的繁荣和富强。总之这一切，既是自然条件作用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发挥深远影响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容许感情因素混入其中，而必须正确的意识到：不管是“粟作文明”还是稻作文化，都是中国自身完成的创造，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发挥过深远影响，只不过发挥影响的方式和时空场域，两者呈现为交错的状况而已。今天的研究既不应当排开稻作文化的作用，也不应当轻率的认定哪一种文化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因为我们要复原的是历史的真实，而不需要争论谁的作用更大。对于中国的繁荣而言，两者都不可偏废。同时还必须注意到，除了这两者之外，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还有很多早期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中国今天的崛起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可能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只不过这不是本文的写作任务罢了。

五、小结

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和对话中，我们总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双方的学术研究互有短长，越是到了今天，越需要相互的协作和深层次的取长补短。日本学者对自然科学的资料应用十分普遍，分析也更到位，但对人类社会的主观能动性却估计不足；在他们看来，文化发展上的很多重大突破，要么是随机性的产物，要么仅是自然界自然变化的派生结果。而中国学者则更其关注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更关注文化凝聚力的价值，更能把握众多远古文化出现的时空场域的差异，也更能精准地把握不同的早期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具体影响。双方的有效合作，应当是一项新常态。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学、历史学和生命科学的结合，中国早期文化的各种形态才能最终得以呈现。我们迫切期盼，相关结论的尽快问世。

[责任编辑：麻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