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

2014年6月，天气暴热，昆明户外气温直逼38摄氏度，所谓春城的名头简直像个天大的玩笑。我在这么糟糕的天气里搬了家——从拥挤嘈杂的某小区搬到市郊一个还算安静的楼盘，尽管出行相当不便，但好歹有利于静心写作。是啊，我是个作家，写过几部书，得过些小奖，既无拿茅奖、鲁奖的可能，又自觉才华出众，心有不甘。说白了，年逾40岁的我已相当清楚自己的命运；写作，这件年轻时拼了命也想干成的大事，渐渐成了无力割舍的重负。难道你还有机会像20啷当岁的小年轻那样推翻重来？当年我是有机会干记者的，还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可我放弃了。如果24岁真干了记者而非溜进作协埋头写小说（而且自诩为先锋小说），我是否能比现在活得更体面也更容易些？

哪来的如果？！

我是在整理一堆废旧报刊时发现它的：一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塞了三封信，信纸是又薄又脆的白色道林纸，红色的“昆明市粮食局”抬头，纸张黄得厉害；还好，字迹清清楚楚，是工整的楷体，看上去娟秀、认真，显然出自女性之手。我翻到信尾，落款是“郭婳婳”。记忆开始翻腾。我记得她，当然记得。就像某个雨夜突然撞到你怀里的姑娘，你怎会忘掉她带给你的沉重一击和跑开后的莫名忧伤？

我在乱糟糟的客厅里坐下，抽出信，展开它。

李果君：

你好！

在文林街卡夫卡书吧一晤，记忆深刻。这样的文学活动，在昆明，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真希望今后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可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次活动，是哪个部门、哪家杂志社发起的？是某个大学的文学小组？你的朋友和熟人？尽管参与的人很少，大概不到20人吧，却都是诚挚的文学爱好者呢，你们对文学的狂热全挂在脸上，写在眼里。我实在幸运，能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

更幸运的是，能在这样的活动现场，遇见你。

我怎么进来的？哈哈，说了你可能不相信，我就是路过卡夫卡书吧，偶然看到你们举办活动，看到台上有人侃侃而谈，我出于好奇，凑到门口向一个服务员打听，他告诉了我活动内容，我就偷偷溜进来了，反正不收门票嘛。我悄悄走到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安安静静听你们朗读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原、余华和苏童的小说，听你们对这些作品展开讨论；你们越来越激动，很快就争得面红耳赤，还不时哈哈大笑。你们都喝啤酒，一点儿也不避讳地爆出各种脏话、荤话。

你们嘴里冒出来的专业文学名词我从没听说过，如零度叙事、元叙事、叙事圈套、达达主义……我被深深吸引了。说实话，我从前读过一点儿海明威、卡夫卡的小说，坦白说，我读不太懂。中国作家，我读过苏童的，他讲述旧时代女性的小说还算好读，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作家。至于马原、余华的作品，还真没读过。

更让我吃惊的是，最后登场的你把大家吓着了。你说中国先锋派的小说基本是模仿的，因此，似乎价值不大。你的话立刻遭到众人的攻击。可你气定神闲，说马原的小说就是结合了博尔赫斯与海明威的特点，余华的嘛，有强烈的新小说气味；至于苏童，叙事是从塞林格那儿来的，故事则是张爱玲甚至张恨水的……你引起了公愤，一个明显喝多了的高个子家伙差不多和你吵起来，其他人也叫嚷着要把你轰下去。他们实在忍受不了一个无名的小子竟然胆敢诋毁当红的中国先锋派的几位大人物，虽然，我能看出来，他们心里多多少少知道，先锋派们的技巧来源和你说的大致相同；可是，他们强调着先锋写作的意义，说崭新的文学时代（20世代80年代）必然呼唤全新的文学样式，所谓的现实主义已无力反映当下的生活了，先锋派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带给中国文学的，绝非技巧那么简单……你们始终不能达成一致。后来，高个子呵斥说，你报上名来！你不慌不忙地说，鄙人姓李，李果，今年大二；也写小说——同样是先锋小说。你最后这句话似乎让你获得了某种权威，整个书吧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一只啤酒瓶当啷一声摔在地上，但没摔碎。你大步走下来，回到座位上。

你的座位，其实距我不到三米。你肯定没注意到我。我默默坐在角落里，默默喝下一杯早就凉透了的黑咖啡。

后来我才从他们的一个组织者那里打听到了你在市内和省外的通信地址。我根本没料到，你是在省外上大学呢，而且，是那么一所和文学压根扯不上关系的大学——体院，对吧？佩服啊！

我也不知道干吗要给你写这封信。我无法解释内心的冲动。我记得你们在活动结束时宣布，下月中旬，也就是8月15日吧，要举办一个苏童与昆明读者的见面会，希望大家多多宣传，都来参加。

我激动坏了——你们谈论的作家当中，我就熟悉苏童。著名的苏童就要来昆明啦！岂能错过？

而你，李果君，恕我冒昧，我对你印象深刻。如果你收到此信（市内通常一天，顶多两天就能送到），能否请你大后天，也就是7月20日下午3点来我家中小坐呢？地址是昆都三合营瓦仓巷105号院，7楼，701。我想沏一壶好茶，听你继续聊一聊先锋文学好吗？

非常感谢！

郭婳婳，1995年7月17日

20年了。20年前的我心高气傲，把一批牛作家全不放在眼里，以为自己若干年后能写出比他们更牛的小说。20年来，我终于发现写作有多难！要写好就很难，遑论写出让读者恨不能冲你下跪的惊世之作？

我为当年的狂妄而惭愧。但我的判断大体是对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形式取胜的先锋文学很快就在“新写实”的夹击下丢盔弃甲，看上去照搬似的新写实小说的确比先锋小说更接点地气。可我仍在坚持所谓的“先锋写作”，然而那时候的先锋派岂非成了今天装模作样的老古董？你可以想见我有多悲凉——先锋文学有问题吗？有，可时代就没有问题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宿命，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了。如果你始终违逆时代写作自己的小说呢？我想，我，以及更多的写作者们最大的骄傲与困顿，无不来源于此。

咱们接着说。

收到这封信应该是1995年7月18日下午。我激动得两手发抖——这显然是一个神秘的文学女青年嘛。7月16日那天，我全身心投入狂热的文学现场，哪记得身后三米远的角落里究竟坐着何方神圣。是气质出众的大龄美女？还是留着短发、干净清纯的女大学生？在我的想象中，她的样子偏向前者：长头发，鹅蛋脸，文静内向，带着某种苏童小说中的病态美。是啊，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她提笔给一个陌生男孩写信？就因为文学和年轻？我像只热锅上的蚂蚁浑浑噩噩熬过了是年暑假中的36小时。7月20日下午，我骑车赶往三合营。1995年夏天的昆明哪有现在这么热，街边的法国梧桐碧绿耀眼，小店铺、小酒吧塞满客人；一群鸽子掠过东风路上的银桦树，锥子般的树冠直刺云天；阳光像碎钉子撒在亮闪闪的柏油路面上。

我没费多少气力就找到了瓦仓巷105号院，绿漆的大铁门一推就开。我走进去，一个宽敞的水泥院子迎接我，对面是一幢灰暗的犹如惊悚电影布景的筒子楼，一座生铁焊接的楼梯通向楼上，我踩上去，嘎吱嘎吱响。通往七层的楼道一模一样。我顺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701位于尽头，门前的阳台上种着茑萝，几朵紫色的五角花刚刚绽开，浓密的藤蔓几乎垂到六楼。我走过去叩门，门是普普通通的红木门，上半部的漆皮剥落了许多，像刀子划出来的。有人在屋内应声，随后快步走过来。门开了，一张与我想象中似乎吻合又截然相反的面孔出现在门后——瓜子脸，但明显太瘦，鼻翼两侧有大量雀斑，戴一副厚厚的眼镜；个头很高，扎马尾辫，笑起来给人莫名的压迫感，似乎我欠她点儿什么，虽然她满脸的热情远远超乎想象。

“李果！快请进！”她敞开门。

李果君：

你好！

你走了。你在我家里谈了两个小时的先锋文学。我不是得到了更多，而是失去了更多……天啊，我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此时的感受、此时的心情。很多时候，我们的言辞，在面对具体对象时，不总是苍白无力的吗？

你走后，我收拾了茶杯，擦了桌子，打开门，望着门外那株茂盛的茑萝，望着它后面湛蓝的晴天。阳光强烈，我睁不开眼睛，我向楼下眺望，眼前只有一片灰色的楼房。但我看了很久，似乎为了确定你有没有走远。我明明知道你早就走啦。你大概已经去往这个城市的尽头，去往远方，去往我根本无法想象的某条小巷，登上某幢相似的灰色筒子楼……是的，我回忆你的模样。我回忆着你。你怎么可能为了我，哪怕是为了和我有关的某个小小的借口留下呢？楼道里空荡荡的，能听见远处的汽车轰鸣。我回到屋里，找出苏童的小说，找到《井中男孩》《仪式的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我饥渴地读它们，却不知我读到了什么。我所读的和你读到的，是一样的吗？我的视线轻轻松松又沉重散漫地从一行行一页页文字上越过，像征服一座座高山，一个个堡垒。说实话，我真的不觉得我读到的比你告诉我的更多。或者，我对中国先锋派的理解，真的无法和你们这些小说家们相提并论。

原谅我的浅薄和无知吧。

后来，窗前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我没开灯。妈妈还没回来。他（你知道的）又走了，说有朋友的约请。家里就剩下我。我多么享受这一贯的孤独和寂静啊，所以我不开灯，让昏暗淹没我小小的卧房。现在，此刻，在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如此迫切地想捕捉你残留下来的每一丝气息……哦，请务必原谅我。今天跟你聊了那么多，就希望你能明白，我不单单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女人，更是一个内心绝望同时又期待谁能拯救我于绝望的女人呀。是的，我是个女人，早已是个女人。你会厌弃我、憎恨我吗？说真的，我多么希望再次见到你，再次聆听你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先锋派的小说……你说，文学能让人得救吗？我不能确定今天的见面，究竟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我是不是太沉溺于自己的小世界罔顾他人的感受了？

真诚向你道歉！也衷心期待着你尽快回信。好吗？

婳婳。即日，黄昏。

另：苏童的见面会，是下月几号？礼拜几？能再告诉我准确的地址吗？谢谢！

1995年7月20日下午，这个叫郭婳婳的女子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真记不清啦。记忆通常靠不住，它就是个贪得无厌的渊薮。但现在，我必须打捞往事的残余。必须。哪怕仅仅为了写作这部小说（为了这项艰巨、光荣、拼上老命的任务），哪怕它已经改头换面了。换句话说，20年后的今天，作为小说家的我不敢保证下面的叙述百分之百靠谱儿。尽力而为吧。

嗯，我进了她的家。小小的两室两厅，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老房子，格局单调呆板。客厅不大，简简单单的沙发、茶几，对面有18吋的国产电视机；茶几上铺着带针织图案的白棉布；上面搁着青花瓷的茶壶、茶杯。她拎起茶壶，走向窗台，将暖壶里的开水倒进去，之后捧着茶壶走回来，再将茶杯斟满——倒出来的是茶水，茶叶早搁进壶里了。我突然发现，她的手瑟瑟发抖。水花溅出来，杯里的水也漫出了杯沿，把那块白棉布洇湿了一大块儿。她赶紧放下茶壶，找来抹布擦得干干净净，向我连连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笨手笨脚的，真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咱们重点不是喝茶，是文学嘛。”

她叹口气，悄悄地打量我。茶几上有两盘果品：一盘是橘子和柚子，都剥好了，放得整整齐齐；另一个盘子里有瓜子。她抓起一把，塞到我手上。“吃啊，你吃。”又用牙签穿起橘子递给我。我吃了橘子，又嗑起瓜子来，还故意把瓜子皮吐到地板上，这样一来，气氛就不再那么尴尬了。她果然笑起来，也抓了一把瓜子，小心嗑开，取出瓜子仁，再送进嘴里。

“你喜欢苏童？”我直奔主题。

“是啊是啊，”她说，“关键吧，我觉得，他的小说好读一些，不像别人的那么晦涩。”

“嗯，《妻妾成群》多棒啊，还有《红粉》，还有那一批精致的短篇……”

“忘了告诉你，这里是粮食局的房子。对，昆明粮食局。”她说。

“你也写东西？”

“很少……偶尔写。”她满脸通红，环视着房间，“你不觉得，这里光线太暗，很难写东西吗？就算你坐到窗口……”

“写作嘛，只要在不太吵的环境就行。光线太暗，可以开灯啊。”

“你写什么？”

“小说。”我觉得她明知故问。

“哇，天啊，了不起！”她苍白的脸上继续涌出红潮，“你想成为苏童？”

“想，当然想。但我更想成为马原。”

“我，我还真没好好读过马原的小说。”

我立即向她介绍马原的小说，我的做法显然是把她镇住了。聊起文学我总是滔滔不绝的。我告诉她：“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虚构》《冈底斯的诱惑》让他一举成为先锋派的祖师爷……”她望着我，一声不吭。我终于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没准儿她早就听腻了。我赶紧打住，大口喝茶。她不停地将茶杯续满。她不再嗑瓜子，也不再吃水果，盯着上过油漆的地板说：“你是个有信仰的人是吗？”我愣了。她盯着的地方露出白花花的水泥底子，朱红色油漆早就暗淡了。

“我不知道。”我说。

“你是。你有。”

“好像，没有。如果文学不算严格意义的信仰——”

她抬起头居然哭了，我吓坏了。你可以想象一个20岁的小伙子突然面对一个身份、年龄都相当可疑的女人的哭泣时能吓成什么样。我呆呆地望着她不知所措。

“对不起，对不起。李果，对不起。”她说，“我，我想起一些事情，一些我自己的事情。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和你没有关系，和文学也没有关系。你千万别误会。”

我找到纸巾递给她。她背对我迅速擦拭着眼眶，又转回来，长叹一声。

“你有什么心事，可以跟我说说吗？”我小心翼翼地说。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昆明什么时候变得像我大学时代的武汉那样让人无法忍受？

我的新家一片狼藉。装书的箱子满地都是。旧家具胡乱堆着，装修留下的石灰粉发出刺鼻的焦臭味，就像什么东西烧糊了。我走到窗前，打开窗户，通风。火爆的阳光扑面而来，像无数的利剑。我走到尚未启用的新厨房，喝了一杯水，再凑到水龙头下冲了冲脑袋，总算凉快些了。我深吸口气，擦干头发，返回客厅坐下后重新举起信纸。

郭婳婳半天没吭声。我想我该走了。沉默让屋里的气氛比最初的时候更尴尬。我突然想起乔治·西默农的《玻璃笼子》。眼下这个家真像玻璃笼子。

终于，她抬头说话了，声音很轻，似乎担心吓到我。“你猜猜看，我今年几岁？”

“20岁……25岁？”我谨小慎微地说。

“真厉害呀，不愧是小说家。”她笑了，似乎早忘了刚才为之流泪的伤心事，“24啦。我今年整24岁啦。”

“看不出来，你比我大4岁哪。”

“乱讲，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人家说过了20岁，大一岁就显一岁呢。你看我，都有皱纹啦。”

她摘下眼镜，按按眼角。我当然不好意思凑近她细看。

“你是不是觉得我烦？”

“哪里。”我喝一口茶。琢摸着是否该起身告辞了，我没来由地紧张着，天知道一个看起来苗条的、不乏姿色的女子干吗让我紧张。说真的，你要是细细打量她的脸会发现她长得挺不错，那些褐色的小雀斑其实是瑕不掩瑜，顶多算是对雪白皮肤的小小报复。她个头相当高，估计不低于一米七。三围挺棒的，你不用细看就能瞧出来。她今天穿一条大大的蓝绸裙，裙摆像孔雀开屏般向外撒开；圆领，领口偏低，我的眼光不时扫过去，又赶紧避开——见鬼！我是因为这个紧张吗？以我20岁的年纪，和一个大我几岁的陌生女子同处一室难免会局促不安的。说句实话，我还没那方面的经验，相关的知识不过是从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劳伦斯们的小说中学来的二手货。说白了，我就是个混不吝的愣头青却故意打着文学的旗号摆出深谙世事的屌样，也好制造一点儿先锋派的神秘感。

“你看，你说得挺勉强哪。我知道，给你写信，约你见面，本身就显得太——怎么说呢，太不严肃啦。”

“别这么说，真的。能和一个聊得来的朋友聊聊马原、苏童不也挺好的？”

“你吃呀，吃。”她又递来一块儿柚子，我接过来一口吞了下去。“我哭是因为……”她使劲摇头，像要将什么东西赶走，“是因为，我很久没哭了。很久，很久没有流泪的冲动了。”

“为什么？”

“我给你看样东西吧，好吗？”不待我回答，她已经走向内室。在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后，她抱出一本大大的黑色相册。她走回来，将椅子挪向我，打开相册。

相册里面有她的单人照，也有三人的全家福。她母亲年轻、秀美，鹅蛋脸；她父亲头发稀疏，穿中山装，板着脸。当然还有父亲母亲的合影，父亲不苟言笑，和母亲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的照片，我家里也有这类照片和相册。她告诉我，她的父亲看起来挺严肃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假象。实际上再也没人比他更慈祥、更温和、更单纯了；他非常爱她的母亲，也非常爱她，每个星期天都带她去翠湖公园，给她买好吃的，给她讲故事。她后来热衷于文学，一定和她父亲喜欢给她讲故事有关。她很爱她父亲，远甚于她母亲。但身为某单位小科员的父亲于1983年7月去版纳出差后便再没回来，她突然沉默了。我望着她希望能听到故事的后半部分：“再没回来？你的意思是……”1983年她刚满12岁，可她不再说了，将相册交给我。它很沉，像一块砖头。我继续翻看，后面全是她的照片和她母亲的照片，从黑白照到彩照。她的长相渐渐发生着变化：穿长裙、留短发的丑小鸭渐渐出落得高挑秀气，五官越来越像她父亲。奇怪的是，她和她母亲不再合影。翻过三分之二后相册空了。后面再没照片，露出黑魆魆的底纸。

“是自杀。”她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我的心砰砰直跳。

“你这辈子，还没碰上谁自杀过吧？”她说。

“……我的大伯父，也就是我爸的大哥，文革的时候……”

“你的意思是，你经历过？”

“那倒没有。他自杀第二年，我才出生。”

“但我经历了我父亲的意外，他是个好男人，天下第一好的男人，一辈子没干过半点儿出格的事情。”她看看我，又看向地板，“我可以给你讲讲他，可以讲，为什么不能讲？整整12年啦。该想明白的早想明白了，想不明白的再想也没用。是吧？”

我默默点头。

“他们五个人去版纳出差，四男一女，全是单位同事。四个男人都成家了。女人还小，才20，对，就你这年纪。他们住当时的版纳地委招待所，四个男人嘛，两人一间房；女人单独睡一间，靠走廊尽头。那是为了保护她。当年的招待所，共用厕所，共用浴室，不像现在。是在当天夜里出的事……”

我莫名地紧张起来。她喝了一口茶，停下来眯着眼睛。屋外渐变的光线划过她厚厚的镜片，她看起来仿佛是梦中之人。除了远处的汽车马达声，再没别的声音。

“当天夜里，他们四个男人分别上厕所、洗澡。1983年夏天的版纳热得要命。你去过版纳吗？没去过？我也没去过，我这辈子也不会去。嗯，永远不会去。他们四个男人轮流洗了澡，那个姑娘却迟迟没去隔壁的女浴室。后来，四个男人当然包括我父亲都一致认为她好像已经洗过了，或者说，在他们轮流洗澡的时候她也同时洗过了。这很正常的，没什么不正常。那时候的版纳招待所还没有空调，只有电扇，呼呼吹一夜还是热的。我父亲半夜起来上厕所。太热了，他浑身冒汗，想再冲个凉，于是折回房间，拿了毛巾、肥皂直奔男浴室。他洗完出来，发现隔壁女浴室有人。”

“那个女同事？”

“还能有谁？”

“你接着说。”我手心里全是汗。

“对，隔壁。男女浴室，一壁相隔。那种破招待所啊。再说了，版纳的傣族人好像对此不是很在意。”

“在意什么？”

“门，挨得太紧了。我父亲出来的时候，发现女浴室的门半掩着。在我的想象中，他一眼就看见女同事赤身裸体地站在喷头下面，他看见了。当然是无意的。但他的确看见了一个20岁女同事、大姑娘的裸体。”

我等待着。

她想抓起杯子又放下手，那只手突然抬高，捂住嘴巴。她闭上眼睛，泪水扑簌簌地掉下来。我吓坏了。她无声无息，之后放下手。我拿起纸巾递给她。她抓过去捂着脸，捂得严严实实地。我说不出一个字。

她过了很久才说：“当天晚上，我的父亲就用他的皮带，把自己挂在了走廊的窗户上。第二天一大早，他的男同事们出门一看，都被吓傻啦……事情就是这样。他自杀前给我母亲的单位打过电话，是值班室的老头接的。他让值班老头转告我母亲说，他看了不该看的。他就是这么说的。”

“可是，如果他们都不说，谁会知道？”

“女浴室就在男浴室后面。”她答非所问。“他不该往后走那两步……就两步。可他走了……”

我无法说话。

“姑娘面对他的尸体哭得稀里哗啦的，向三个男同事说了原委。”

长长的沉默。

“后来呢？”我问。我无法想象这故事的结局，它远远超出了我20岁的全部经验。

她合上相册，捧着它走回里间将它放好。

李果君：

你好！

请原谅我的愚笨，想确认一下，苏童的见面会是8月15号，对吗？我脑子不好使，经常会忘事。明明你说过好几遍了可我仍怕忘掉。唉，正是因为害怕忘掉反而更容易忘掉。比如我经常忘了钥匙放在哪里，我明明是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好了的，就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怎么到头来还是找不到它呢？你说，这会不会是我未老先衰？

我一直记得你来我家的那个下午，记得你坐在椅子里拘束而羞怯的模样。只有聊起文学，你和那个在卡夫卡书吧里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年轻人才是一致的——哦，请原谅，我称你为年轻人，似乎我多老似的。抱歉啊，我大概养成了很不好的习惯，总喜欢显摆自己比别的人更成熟、经历更多。其实，我未必比别的人（当然不包括你）更成熟、经历更多。但可以肯定，我比大多数的同龄人经历得多多了。

我没有摆谱的意思。我刚才说过，我仍然记得你坐在我对面的样子，记得那天下午的气氛，记得你的满脸阳光和满脸惊奇。你挺帅的，一定有不少女孩喜欢你吧？我这么说太冒昧了。请你原谅。可我至今不敢相信，你就那么来了，又那么走了……

苏童的见面会我一定要去。就算为了见你一面，我也要去。

这两天我读了一些苏童的中短篇小说，他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的枫杨树系列让人着迷，不过，我还是更喜欢那些描写旧社会女性的小说。他真的很懂女人，那么细腻，将她们描写得那么温暖，他好像深深地爱着他笔下的每一个女人，你觉得呢？真想见见一个如此天赋异禀、如此懂得女性的年轻作家。我看过他的照片，挺帅的。在他身上，也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力量。文学真能带给一个人这么多、这么大的改变吗？它能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这么强大，这么充实？我很想知道答案。也很想知道，文学对于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什么时候，能拜读你的小说呢？

那天，我跟你所说的事情，你后来遇见的那个人——你当然知道他是谁了——请务必替我保密，好吗？算我恳求你！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郑重地恳求你！李果君，我听到敲门声了。我知道是你。就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我的秘密的人吧，好吗？那天之后，我感到是多么的恐惧和惶惑。我担心你太年轻，只会以猎奇的目光审视我的经历并且用小说家的笔法及口吻将它传扬出去；我也担心，我对你说了这么多会不会适得其反，让你鄙视我、恼恨我，从而将我的经历作为羞辱我的证据告诉更多的人甚至是把它写出来？我真担心啊。恳求你，再一次恳求你，千万千万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吗？

多可怕的敲门声啊！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了。

我本就形同草芥，请别再将我那点卑微的尊严踩在脚下好吗？

谢谢你！

我们在苏童的见面会上再见吧。请在给我回信时，务必写清楚时间、地点好吗？

迫切等待你的回信！

郭婳婳，7月21日。

我得出去，去一趟三合营。

我从乱糟糟的书堆里找到我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集，越过横七竖八的家具、箱子，找到房门，下楼开车，直奔大约20公里外的三合营。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昆都背后的巷子和银桦树拼凑起它，像一块硬邦邦的老骨头。

真热，6月的昆明遍地冒火，女人在五颜六色的遮阳伞下亮出白花花的大腿；男人们目光饥渴，在其尚未抵达那些大腿时就像蒸汽一样被蒸发了。我浑身冒汗，把车撂在瓦仓巷口，大步走了进去。105号院就在那里，绿铁皮的大门半敞着，那幢7层的筒子楼却不翼而飞——什么时候开挖的？深深的地基像伤口一样裸露，一个巨大的深坑四周遍布暗红色的泥土堆；一座半拉钢筋水泥的混合物向上支棱着。

我待在门口吸了一支烟，之后找到附近的小卖店主——在树下纳凉的老头。无人听说过郭婳婳。整整20年啦。我买了一支糯米冰棍，牌子都是新的，味道也不对。我问店家：“这里要盖什么？”他说：“还能盖什么？”我不再说了。我往回走，将吃了一半的冰棍扔掉了。我回到车上，那本名为《绝杀》的小说集就放在副驾的座位上，封皮雪亮。我转过头，105号大院工地热浪翻滚。我明明知道答案，明明知道。我想干吗？我重新下了车，走向小卖店，将《绝杀》撂在脏兮兮的玻璃柜台上，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起飞，声音大得吓人。

“送给你。”我说。

店主吓了一跳：“书？哪样的书？”

“自己看吧。”

“讲什么的？杀人的？偷情的？还是计划生育的？咋没插图？”这家伙低着头哗哗地翻着，“真是送我的？不要钱？我靠，不是黄色小说我坚决不看啊。”

我回到车上，发动它。

当年，我没回信。一个字也没回。

如果收到第四封信呢？

“对不起啊，对不起……”她走回来，长长的两手在体侧摆动，坐下，往杯子里倒茶。

“哪有什么对不起的呢。”我的嗓音低下去。

“……你为什么写小说？”她望着我。

“不知道。这就像，你喜欢某个男人，但你不知道原因。”

“嗯，懂了。”

“你没读过博尔赫斯的书？”

“读过一些，读不懂。”

“真该好好读读他的书。”

“我会的。”

“格非，写《褐色鸟群》的格非，就是博尔赫斯最好的学生呀。”

“是吗？”

“是的。”

我们陷入沉默。一些影子在我对面的墙上移动，我累了，说得够多的了，也听得够多的了。

“至于马原和海明威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余华和法国新小说的关系……”

“你每天都看书？”

“每天都看。”

“什么时间写呢？”

“不一定，想写就写。”

“哦……”

她走神了。

我站起身：“我走了，该走了，都五点啦。”

她有些茫然，随我站起来：“这就走？”

“太晚了，我家挺远的。”我笑了笑。

“……好吧，是有点晚了。那么，苏童的见面会——”

“8月15号，吴井路昆明电影公司，下午3点。到时候见？”

“好的，到时候见，我会去的，一定会去的。”她努力笑着，两手搓动，随我来到门口，打开门，“你家里有电话吗？能给我留个号吗？我希望——”

我爽快地留了号码。

她坚持送我下楼。我们大概是在二楼遇见他的。那个人穿一件白衬衫，一条灰色长裤，满头白发，脸色黝黑，像个醉鬼但显然不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更像个警察。他站住了，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又仔细端详着她。

“爸。”她叫了一声。

我懵了。爸？！是那个早就自杀了的爸？！

“去哪里？”男人大声说。

“送送朋友。”她满脸通红。

“回去。”

“马上就回——”

“回去！”他像在呵斥一条狗。

我忙说不用送、不用送，之后认真地说：“伯父好。”

他一声不吭。

我快步下楼。郭婳婳没跟下来。我听到他的呵斥声与她返回的脚步声。我找到我的车，开了锁，骑上去，心脏咚咚直跳。门前，一个收破烂的家伙推着黑乎乎的单车走过。我想了想就重新锁上车折了回来，沿着楼道慢慢走上去。湿漉漉的气味令人窒息。走廊尽头那盆茑萝像一团绿色的火。我凑到门前。里面先是传来争执、叫骂和怒斥声，之后是恸哭声。再后来，我听到的声音已经无法理解——猥琐不堪，像是某种呻吟和屈辱的哀鸣。我的心跳声大得离谱，似乎整幢楼房也在为之颤抖。我退回来，伸手摸了摸茑萝，摸了摸那朵紫色五角花——烫得惊人；我转过身，走过去狠狠地敲着门——砰砰，砰砰，砰砰砰。没等屋内的声音骤然停止，我猛地飞奔下楼，一步跨上单车，狠命踩动脚踏板，箭一般射入人群，那种因愤恨或悲哀引发的莫名惊恐让全世界都暗了下来。

操××，我操××！

我必须告诉你们，1995年8月15日我没见到郭婳婳。苏童来了，她没来。她真的忘了时间和地点？

苏童是3点15分走入会场的，举手投足像个圣徒般沉稳，比我想象中的样子还要帅。那场精彩的文学对话活动结束于我的最后一个提问：如何看待小说中的生与死？你对你笔下女性的态度是怎样的？我记得苏童是这样回答的：“这个问题太大啦。首先，作家没什么特权决定他笔下人物的生与死——我不得不说，他们通常是沿着自己既定的小说中的命运走向死亡的。我这么说，不是故作神秘，而是我真实的创作体验。”他摸了摸下巴，“至于我对女性的态度……我会尽可能地理解她们、爱她们。在这个世界上，女性比起男性，活得更无奈，更艰难。”

他露齿而笑，简直是帅呆了。

半个月后，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告诉我郭婳婳自杀了。她越过那盆茑萝时踢翻了它，天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无法说话。

“我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你的电话——就写在信封上。她给你的信，你要看看吗？”女人说。

“天哪……”

“我是早料到了。十年前，我就料到了。如果前几天她去参加了那个什么见面会，可能就——”她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封信，我发誓我一个字都没看。你要看吗？”

“请给我寄过来。有我地址？”

“有。”

“你是她……”

对方挂了电话。长长的蜂鸣声在我身边回响。我放下电话，将身体陷进沙发。天空白得像一块僵死的皮。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将以何种方式、用多长的时间摆脱它？事实上，此后一周内我也没接到郭婳婳的最后一封也就是第四封来信。大概，它被送错了地址。一周后我回到武汉，升入大三。当年我那么年轻，年轻得并不认为这突然发生的一切是一个文学青年应该遭遇的。

至少那时，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