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简介：湖北红安县人。1990年3月入伍，先后戍边新疆、西藏，入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习。现为解放军总医院学员队政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金奖、冰心散文奖，第六、七、八、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二等奖，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等选载，曾被天津市评为“文学之星”，荣立二等功1次。

徐艺嘉：你的小说从内容上大致分为三块：边疆生活、城市之中的机关生活和家乡红安的英雄故事。其中前两个领域的书写都能看到你个人经历的剪影，融入了作家生命体验的情感。

李骏：我最早写的都是军营的故事，就是你说的边疆生活。可能一个人离开了那里，记忆便开始温馨，人物都是身边的，觉得每写一个人，特别是那些普通人，发现活着的另外一种意义。并不是只有英雄的事迹才感人，其实过平常生活的一些人，在许多年后想起，更能感动和打动自己的心灵。而随着进入城市，走向机关，便被人生的另一种样式所覆盖。你知道，体制内与体制外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所谓的机关，基本上是围绕着日常生活所展示的不同人性。各种各样各式各类的机关管理和统治着我们这个大国，那些人物，与基层的生活相比，虽然乏味一些，但都是精英、人精。所以便写了机关系列。

徐艺嘉：在我看来，你的边疆系列小说写得比较散淡，用从容得近乎缓慢的叙事将一段基层经历娓娓道来，无论是《营区的光线》《东营盘点“兵”》中的连长、指导员、战友和营区周围朴实的百姓，还是《一路花香》中的女兵班长形象，都有着从真实生活中弥漫出来的印记。边疆的生活是否是你当下创作中最为真诚的资源和持久的创作源泉？阅读许多军旅作品，会发现许多小说并非追求刻意的“故事性”，文学技巧也并非多么高超圆熟，但文字之中仍然传递出一种动人的力量，是否是军旅生涯的某种特质赋予这些作品以力量？

李骏：我的边疆生活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毕竟人生的青春期是在那里度过的，对我的影响很大。诚如你所说，它当然会成为我创作中的“真诚的资源与持久的创作源泉”。青春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成长期留下的东西，最值得回忆，我是真的把那当作一笔财富，那里给了我奋进的力量和希望。我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并最终改变了我命运的人们。当然，也要感谢你认为这些小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我想，还是真情所在。真实的感情最易打动人，平凡的人更容易让我们感动。我曾讲过，在浩瀚如烟的记忆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能够打动自己的心灵，启迪我们的自觉与反省；总有一些人的固执的坚守甚至于偏执的信念，让我们深深地感动；还有一种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突如其来地触动我们内心的柔软。往大里说，人们叫作奉献与牺牲；而往小里讲，就是一些平凡人物的不凡之举。我的作品中写了大量的小人物，他们头顶草屑，工作平常，但总是散发着阳光、真诚、大爱，让我们触摸到生活的温度与温暖，体味到理想与信念，感受到关怀与关爱，从而在纷繁的俗世生活中，看到不一样的情怀。而作为生活的旁观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特别是被人称之为“作家”，有时觉得自己如果不如实记录下来，就有点对不住他们，有些失职和愧疚。

徐艺嘉：红安的英雄故事则是另外开辟的一个想象之中的写作疆场。想来，和亲身经历相比，红安系列的写作应该对你有着不同的意义。你进入这一文学领地的渠道是什么？和之前的创作经验比，这种“隔空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李骏：之所以写家乡红安的英雄人物，是在开我作品讨论会的那一年，1997年吧，参加会议的一个文化部长对我讲，“你的家乡才是你创作的富矿，不妨好好开拓”。我当时如醍醐灌顶，如果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块邮票，我的邮票不就是家乡红安吗？那里几乎村村户户都参加革命，不管是富人与穷人，都对革命深信不疑。红安当时有48万人，而革命胜利后，竟然有14万人之众为革命牺牲！活着的，仅共和国的将军便有223人。这块红色的土地，从此像一个巨大的诱惑，引诱着我去研究她和挖掘她。特别是我小时听到故事，以及亲眼见到的种种场景，一下子仿佛在脑中活了过来。许多故事，根本不用编，写到哪哪里便有珍珠。只看我串得好不好罢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下意识地关注这块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许多东西从小便耳闻目染，无须介绍。加之我后来大约读了上百本关于我们红安县的书，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县志、宣传材料、传记、资料汇编以及各种纪实，每次回乡，开始旧地重游，下意识地开始采访与访谈一些了解历史的人。于是，我的眼界一下开阔：原来自己真的守着富矿，而不知道呀。我从此研究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的资料有十多年，虽然没有亲自经历当年的战争，也未按照路线走过长征路，但是，这支军队的风骨、精神，这伙农民的本性、秉质，这块土地的风俗、人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写起来也轻车熟路。只不过，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不喜欢去走别人走过的路，重复革命的一致性。我选择的入口是真实革命中的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书写教科书上的英雄人物样板。何况，从风俗人性上讲，我更有优势。因为我从小长在那里，对他们的饮食爱好，人情掌故，习性品质，风俗习惯，都有着全面的了解。加之我们家族和我们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参加革命的，我爷爷那一辈，就有两个参加革命牺牲而未评上烈士；而我舅公，因在革命中负伤最后未评上将军。有时我在回忆母亲的哭声中，觉得这些家族的革命者们，仿佛就在身后看着我，要我写出并记住他们。

徐艺嘉：在红安题材的写作中，《英雄魂》《英雄泪》《英雄血》《英雄劫》《英雄表》几篇小说构成了“故乡英雄”系列，大多围绕红安英雄的传说展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些英雄并非是单一的笼统的模糊面孔，而是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呈现，他们当中既有战争年代的铁血硬汉（如《英雄魂》中的王鉴），也有和平时期的普通种地青年（如《英雄表》中“我”家乡的表哥）；既有顽强杀敌、立功无数却又没能看到胜利曙光的无名英雄，也有功成名就又在屡次政治劫难中终究难逃一死的悲情英雄（如《英雄劫》中的吴敬波）；既有正面的英雄事迹，也有侧面的通过家乡人口吻讲述的英雄追忆……由此可见，您对这组小说的创作是饱含深情且注入了心血。创作这组小说的初衷是什么？

李骏：在我眼里，与那些有幸活下来并参加了共和国授衔的将军们相比，英雄亦可以是那些参加革命的普通的庄稼佬英雄，既有轰轰烈烈的，也有普普通通的；既有大起大落的，也有平平常常的；既有为伟大目标而奋斗的，也有个人打着小九九算盘的……但无论怎样，他们是战斗队、播种机，是实干家，不顾生死走上前线打仗。死了的，永远成为异地他乡的孤魂；而活着的，除了少数享受了胜利果实，大多数还是过着普通的生活。我的写作初衷是为了记住他们。

徐艺嘉：“英雄”的定义和生活轨迹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组小说中，你对英雄生活的侧重点描写各不相同，其“匠心”何在？

李骏：至于想表达与探究的“匠心”，是他们为什么参加革命？在革命的路上有了怎样的遭遇？虽然胜利最终到来了，但多数人去了哪里？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心中的悲苦喜乐，他们人生的阴晴圆缺，他们精神上的酸甜苦辣，都在无尽的今天远遁。他们的精魂仍存，但已无从寻找；他们的理想仍在，但已逐渐消解。而我想让他们活着，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语境，活着还原真实的面孔。

徐艺嘉：写出普通人的生命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下作家们较为普遍的一种文学自觉，可以看到其间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挖掘与追寻。再来谈谈其他的小说创作吧，中篇小说《仰望苍穹》曾被你称之为自我文学创作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能具体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吗？

李骏：这篇小说是我军校刚毕业那年写的。那时我的写作呈井喷状态。我毕业留校后在基层工作，有了许多别样的遭遇，急需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仰望苍穹》的主人公二哥，便是理想的化身。他无论是参加战争，还是回乡后带领大家创业，都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怕失败，也不惧各种势力，在一败再败的同时，仍然坚守着一位真正军人的选择。我当时也是这个心态。因为刚毕业，理想大于天。但很快受挫。本来是留在机关工作的，但当时复杂的人事关系，不自觉地把你划入本来莫不相干的一类人，命运就会发生变化，我也随之被派往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基层工作。在那漆黑的楼道里，常常是一下班，同事们都谈恋爱去了，我一个人趴在屋子里勤奋地写作。我不想过某一类人的生活，便注定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所以在二哥这个人物的身上，同样也寄托了我当时的理想。这篇文章很快在《天津文学》发表，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后来在北京开了作品讨论会。我开始接触所谓的文坛，直到认识文坛上几乎所有的大家。从那时起，我开始由井喷般的创作走向井喷般的发表作品，不仅增强了自己的自信，也因为“能写”而调入北京，离开了伤心之地，渐渐改变了命运。

徐艺嘉：长篇小说《穿越苍茫》是一部融合了家族历史与战争传说的诚意之作，然而您似乎对小说的反响并不满意，请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小说试图传达的文学内核是什么？

李骏：这部长篇是为我母亲写的。一共写了五年之久，调动了我关于故乡的全部记忆。我母亲去世后，我觉得自己欠她的。我是我母亲的希望，但那些年不顺，我甚至在边疆当了几年兵，母亲都不知道。她总是一个人跑到大山里哭。在她走后的最初几年，我几乎天天梦到她，梦见她仍然在哭。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一直在异乡飘荡，没有着落，想起母亲的过往，有时情不自禁地落泪，便决心为母亲写一部书。长篇中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几乎是纪实的翻版。写这部书，是想让人们看看，曾经离我们如此之近的20世纪，有一些人是怎样地活着和活过。我回头去看那些我身边的小人物，都仿佛带上了宏大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与我们黄安县改为红安县有关。我从小就在屈辱中默默思考：革命是什么？那些普遍的庄稼汉，为什么身份改变，就从个人找饭吃发展到为大众找饭吃？为什么会视死如归？而在革命胜利后，是什么又引发了人性的恶之花？让村庄从此支离破碎？我母亲一辈子悲苦，没享过什么福，她走后我便觉得人生的虚无，转而寻找生命活着的意义。所以，那些历史中的人，便慢慢复活在我的小说里。他们多半是我身边的亲人，我觉得他们过去的苦难，对于今天来说，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我之所认为没有引起反响，是因为觉得当下的评论家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内核和写作的意义。它宏大的背景与真实的革命，没有引起今天人们的足够重视。而一个在国外的评论家张晓峰，是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说自己偶然读到这部小说，当时“只想随便一翻，从中间看起，但看了几段便放不下了，接着从头读起”。我个人认为，张博士对这部长篇研究还是比较透的。我们不相识，也从未见过面，她现在在美国搞研究，还发电邮说这部小说会越来越有影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越来越有影响，不过今年底将由昆仑出版社出单行本。编辑丁晓平是名编，他看到后很喜欢。真实效果到时再看吧。

徐艺嘉：看到你最新的作品大概是《人民文学》8月号刊载的短篇小说《待风吹》，比起之前的机关系列作品如《机关吹阵凉凉的风》等，这篇小说表现出一种尝尽人生况味之后的豁达，读来很舒服。这来自于什么新的人生体悟吗？

李骏：我写《机关吹阵凉凉的风》时，军龄十年，刚调进北京不久，还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那时笔下所涉及的人，也仅是机关的营团级。而一晃十五年过去，很有幸在现在这个风气比较好的单位，没有找过任何领导也干到两毛三了。因此，我笔下的人物，便涉及到军师级这个层次。加上在总部机关也借调过几年，接触过相当多的将军，对人世对机关对官场有了更深的理解。走进这些人物的心灵后，对人生的许多看法与观念便开始淡然了。许多人认为机关就是钩心斗角，就是阴谋诡计，其实机关作为为基层服务的一群，有着温暖人心的一面。特别是我在许多优秀的军师职领导下工作，便也渐渐走进了他们的世界。虽然人们对现在的军队认识上有偏差，认为贪腐很厉害，其实大多数领导还是非常好的。毋庸讳言，我们却发现军营中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曾几何时，无论是提拔与没有提拔的，似乎都有戾气，都有怨恨。那时的机关人们，对人生的升降起伏，对官场的进退沉浮，看得过重。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付出，肯定是在另一方面付出了的。现在好了，军营开始回到军队的本来面目，整个军营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人心思进，能打仗打胜仗开始成为大家关注的中心。所以，我在写《待风吹》时，对机关与机关人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就像我曾发表过的一个中篇小说那样.“机关没有机关”。虽然不少人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多数军人仍有着我们先辈那样的军魂意识，军人情怀，军营兵味。因此我的小说，在直面某些人的问题时（像最近发在《中国作家》上的《费尽心机》），同样也敢于面对上层建筑思考的这个层次。他们到了军师职，作为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们是爱军队盼军队强大的。因此，你也便看到了《待风吹》中的这些人，一旦作风之风吹起，他们是勇于负责长于检讨的；一旦战争之风骤然吹起，要相信他们是敢于打仗、敢于胜利的。这便是我写《待风吹》的目的。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