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宁远简介：1975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199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解放军总装备部《神剑》杂志社副主编。著有散文集《守望天堂》《霓虹烈焰》，长篇报告文学《飞天梦》，话剧《莫道桑榆晚》《父亲·李大钊》，影视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曾获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战士文艺奖、中国戏剧文学奖、全国戏剧文化奖等。

李墨泉：从1990年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你先后出版了影视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散文集《霓虹烈焰》《守望天堂》，长篇报告文学《飞天梦》，创作了《莫道桑榆晚》《顶天立地》《父亲·李大钊》等多部剧作，作品曾获得冰心散文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战士文艺奖、中国戏剧文学奖、全国戏剧文化奖等。可谓作品丰饶，成果斐然。对于1975年生人的你来说，已经有着24年的创作生活积淀，回望自己的创作之路，是什么使你走上了这条文学之路？

兰宁远：最初和文学结缘大概是我读初中的时候，被推荐参加了家乡呼和浩特的一个少年文学讲习班，授课的都是当地有名的作家、编辑，他们讲文学、讲审美、讲创作，还推荐了一批阅读的书目，虽然都是些中短篇的小说和散文，但已经远远超出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了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真正感受到了文学那种博大精深的魅力。当时，北京正在搞首届“华夏全国青少年作文大赛”，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作文大赛，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从自己写过的作文中选了一篇寄到北京，没想到真获奖了，收到证书的时候，感到一种莫大的鼓励，从此，我便有了对文学的最初理想。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见到了钟敬文、启功、杨沫、朱敏、白寿彝、刘乃和等一批知名教授，他们亲自为我们授课，讲文学史，创作法，讲传统文化，带我们观摩话剧，和名家座谈，我记得在当代文学课上，讲到了刘绍棠，老师就把刘绍棠请到课堂上亲自来为我们讲关于他的那一部分。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学校的五四文学社、北国剧社这两个颇具盛名的学生社团，并担任了民俗学社的社长，得到了钟敬文先生的口传心授。我很感谢我的大学生涯，四年下来，在那个连呼吸都可以感到浓厚人文氛围的校园中，不仅颠覆了我对鲁迅等人的刻板认识。还教会我应该怎么样思考问题，并提高了对文学的认识和审美能力，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从此文学便成了我人生的方向。

李墨泉：我读你的作品感觉特别亲切，我也是来自内蒙古的汉人，在内蒙古的时候不觉得怎样，可是走出内蒙古后对她的音乐、文化和生活的记忆反而愈加浓烈了起来，所以特别喜欢读你写内蒙古风土人情的作品，很有共鸣。你在《草原神舟故乡》中指出：“我不是蒙古人，但我相信，如果心灵可以有血统的话，我是有蒙古血统的”，在《远行的理由》一文中，你又再次做出了同样的强调，相信自己的“心灵”有着内蒙古“血型”，甚至“在草原上，我感到苍穹中有成吉思汗隐隐的注视”，并且“将故乡由异地慢慢迁到了心里，从此，不再惧怕流浪”，对内蒙古及其文化的归属感极为强烈，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自觉是怎么发生的？

兰宁远：内蒙古天高、地广，我小时候常常躺在操场的草坪上看天上的白云，那个瞬间，那种感觉，什么都不想，心灵是自由的。还有，蒙古族的音乐，在家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出草原，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那种摄人心魄的魅力，每次听到家乡的音乐都有流泪的感觉。不觉得就把所有和家乡有关的事物都当成了寄托思念的载体，常常走在北京的街头，看到一辆挂着“蒙A”字头的汽车，都会盯着看上半天。还有呢，在真实的故乡之外，每个人都还有个心灵的故乡，这跟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比方说，我有很多从新疆核试验基地出来的战友.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都把马兰当作了故乡。

李墨泉：蒙古族的音乐实在是太美了，你的很多散文作品都集中火力写了蒙古族的音乐和音乐人，像（（草原在哪里》《感悟蒙古长调》和《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的长调人生》等。在《绿色旋律唱响生命赞歌》一丈中，蒙古族长调歌唱家拉苏荣分析认为：“汉族歌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长调则是人与自然的交流。因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听众稀少，寂寞的牧民在马背上抒情，所以长调是唱给大自然的赞歌，是对大自然的膜拜”，深以为然。蒙古族歌曲是深入地下、荡入高天、沁入灵魂之乐，不管是她的呼麦、长调，还是马头琴都有着独特的灼热、沧桑与深情，能够让人在心魂上解渴。我曾听过几次亚伦指挥的蒙古族青年合唱团的无伴奏，尤其是听到其中的《劝奶歌》，更是不觉泪下。余华曾经有本散文集命名为《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不知蒙古族的音乐可是你文学的“咖啡伴侣”？

兰宁远：我在中学时，结识了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先生，他是《敖包相会》的首唱。他1993年调到北京，我1994年到北京上大学，他家离我学校很近，平时就经常会到他家里去，和他一起聊故乡、聊草原，听他唱长调，在他家里我也认识了很多蒙古族的朋友，有歌唱家、有作家、有学者、有普通的牧民，我们一起在苍茫的乐曲中寻找共同的心灵家园，音乐就像是一种神灵的力量似的，不知不觉中，我竟也学会唱上几段长调。我的朋友里还有一位作曲家辛沪光，她是三宝的妈妈，她出生在上海，20多岁的时候，从没有去过草原的她就写出了《嘎达梅林》交响诗，而其中的缘由就是她爱上了一个蒙古族的同学。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辛沪光的音乐驱赶我初到异乡的孤独和凄苦。那个时候，《呼和浩特日报》约我写写在北京的内蒙古人，我除了采访玛拉沁夫、安柯钦夫这样的作家，还采访了德德玛、阿日布杰、腾格尔等音乐人，他们都送给我个人演唱的专辑，后来有的还成了忘年交的朋友。直到今天，离开故乡整整20年了，但只要听到故乡的音乐，记忆里那些经过岁月洗刷变得模糊的印象，就会瞬间变得鲜活起来。于是，故乡离我不再遥远。我在写作时，喜欢听一点音乐，伴着音乐写作，这样总能瞬间找到所谓的灵感，表达也格外流畅。而且，我写散文时，特别注意一个流畅的问题，每次写完都要念上几遍，看看有没有音乐的那种节奏感，这可能也是音乐带给我的启迪与作用吧。

李墨泉：军旅作家，印象中有两个写“大散文”的，一个是写了《藏地兵书》的王宗仁，一个是写了《玛吉阿米》的徐剑，他们的特点是将可以用作小说的材料，也就是“故事”和“冲突”用在散文里，拓展了散文的容量和表现能力。你的散文也有这个特点，例如《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的长调人生》就是一篇容量很丰沛的作品，有拉苏荣与“蒙古歌王”哈扎布的故事，拉苏荣与“长调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拉苏荣栽种“长调林”绿化生态的故事……其中，拉苏荣与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建喜结连理的故事，更是很具有时代性和传奇性。这些故事完全可以拉开来写个长篇的，熔铸在一篇散文作品里，就感觉特别结实有力。像《飘逝的蓝色文明》，也是读来津津有味，其中一条哈达把八思巴与忽必烈、阿勒坦汗的故事全都串了起来，草原的历史、宗教和文化一下子就立了起来，并向读者走来。你是怎样构思自己的人物和历史文化散文的？

兰宁远：真实、真情、真心，简单地说就是这三个真字。这类题材的散文，我很喜欢，也愿意自己做一些尝试，可为什么我写的并不多，好的更少呢，说实话很难写，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真的问题。这样的散文要把你所要表现的历史、人文和自己的思考乃至情感都要融为一体，还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判断。你说的这几篇这样的散文，可以说是我在这个领域中的一次尝试，你会发现，他们所讲述的都是内蒙古的事，都是内蒙古的文化，都是我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只要某一个细节与内心发生了共鸣，就会一泻而出。就拿《飘逝的蓝色文明》这篇来说，我是在一个内蒙古人的聚会中，听到一个蒙古族朋友讲蒙古人的哈达为什么是蓝色的，回来之后联系自己所了解的历史和宗教知识，一个晚上一蹴而就。我不刻意设计或者构思这样的作品，而是守株待兔地在等，一来等自己文化积淀的加深，二来等心灵的共鸣。

李墨泉：你的创作总体上来说，风格特色还是很清晰的，一边是草原情怀的故乡之思，一边是仰望星空的逐梦之问。我注意到杨利伟提到：“1999年起，他亲身经历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七号的整个过程，对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有着深入的了解，通过长期与航天员亲密接触，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了创作好这部作品，2009年，兰宁远同志又历时半年多时间对我进行了数次细致深入的采访。”然后你创作出了十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飞天梦》，还围绕着航天这一主题创作了话剧（《顶天立地》、短剧《百合无语》和散文《地球的后面一定很冷吗？》等一系列作品，可以说围绕航天事业你倾注了大量精力，报告文学、话剧、散文“十八般武艺”全活齐上，谈谈你的文学和航天事业的关系吧。

兰宁远：载人航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我几乎是伴随着这一工程一路同行的，亲历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号的全过程。没有亲自经历的人们，很难深刻地理解中国航天人在特殊的领域环境中进行着这样艰苦卓绝的奋斗，也很难深切地体会“航天人”这一词汇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和分量。中国的神舟上天，绝不是靠一个英雄就能实现的，更不能凭着一些细枝末节胡编乱造。而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的责任与能力，所以，我萌发了写作报告文学《飞天梦》的想法，想从正面的角度以正视听。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我在写作时站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再现杨利伟成长历程的同时，更多地展示了中国航天人几十年的拼搏奉献。

再说说戏剧和散文吧。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载人航天，这支科技劲旅中的官兵有着“四个特别”的独特人生观和价值追求，他们身上蕴涵着的是一种含蓄的阳刚。他们不苟言谈，随和睿智、沉稳干练、机敏果敢，在他们身上，我感到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平和与执着。前段时间，我随总装宣传部工作组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科技工作者车著明撰写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发言稿，大家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就是，所有的事迹说起来很感人，他本人对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也很大，但却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场面或者感人至深的故事可以瞬间打动听众。而这些吞起来的缺陷，恰恰是戏剧和散文所需要的，正是这些无言的表达充满了艺术的张力。所以，我写了那些话剧和散文，重在表现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后来，我在担任纪念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筑梦太空》的总撰稿时，把这些元素电运用到了这部片子中，创造了一种创新的模式。

李墨泉：你的话剧作品，我非常喜欢《父亲·李大钊》。首先，这部作品在语言上特别棒，完全恢复了李大钊那一代知识者和革命者的言说方式，一看就知道是那个时代的味道，很“正宗”。陈寅恪说研究历史要将自己放到与古人同等程度上去才行，其实写剧作又何尝不是呢，要具有“恢复历史”的能力啊，这点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一定下了很大的案头功夫吧！在结构上，运用李大钊女儿李星华的视角也很好，人物很亲切，与观众不隔。请你谈谈这部话剧和你的剧作创作。

兰宁远：写李大钊这部话剧纯属偶然，这部戏的导演是我的好朋友，他找到我说，为了纪念建党91周年，北京市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一部纪念李大钊的大型话剧，请我做编剧。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因为，我深知创作这种重大题材作品的艰难和一遍遍接受审查的痛苦。之所以让我答应写这部戏，是因为他的一句话让我动了心，2012年是我母校北师大的120年校庆，李大钊是我的校友，如果这部戏上演，是献给母校最好的生日礼物。没有现实责任感的作家也不会有严肃的历史感，说实话，想真正走近这些革命先驱的内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巧妙地选择一个新的视角。为此我去北京南城的师大旧址和李大钊故居寻访，逐渐有了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感情，而后读了李大钊的著作《守常文集》深深为他的理想所感动，最后从母校厚重的文化传统和李大钊深厚的文化造诣中找到了创作的视角，抓着了“铁肩担道义”这一核心作为“母题”。剧本的母题就这样呈现并确定，话剧的体例也随之而出。我将李大钊的革命历程和精彩诗文相结合，在讲述其伟大人生的同时，把他的精彩诗文融于台词之中，创造一种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戏剧样式。

责任编辑/刘稀元

插图/张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