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　田克进

赵俊英说上几句话，就会不由自主地咳嗽一阵子。她一再解释说不是感冒，而是自己多年来的“习惯”。

接到要去“前边”试验场地命令的时候，赵俊英和王克芝已经在北京左家庄一个叫“炮兵四院”的大院里集结工作了大半年时间。她们俩都是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分析化学专业的佼佼者。1958年10月，也就是中国第一个导弹试验靶场刚开始筹备组建的时候，她们就和许多来自全国知名学府的高才生们一起，被召集到北京左家庄“炮兵四院”。那时的她们只是对“祖国选择了她们”而感到荣耀和自豪，至于究竟要付出多少代价，是她们那个年代怀揣强国梦想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从来不曾考虑的。在她们心中，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几乎贯穿了她们的一生，那就是：哪里困难就到哪里去！

于是，当那位名叫“方旭和”的军官前来通知要她们紧急提前进场的时候，赵俊英内心十分激动，因为她即将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

方旭和给了赵俊英和王克芝她们三天的准备时间，并特意交代要买防风镜、翻毛皮鞋和棉大衣这三样防风防寒的必需品。然后，赵俊英和王克芝就跟随着方旭和登上了“闷罐车”。赵俊英不记得是从北京开始就上了闷罐车，还是在中途什么地方换上了闷罐车。总之闷罐车的旅程特别长，大概持续了四天四夜。她们被告知什么也不能问，什么也不能说，也不能从闷罐车小小的窗口中向外看。保密教育在一年前集结的时候就已经被三番五次地告诫过，以至于爱说梦话的王克芝都不敢回离左家庄不远的家里睡觉，生怕说梦话的时候把工作说出来。于是，赵俊英和王克芝以“绝对忠诚”的态度恪守着这样的告诫，而这样的高度神秘感也吸引着她们的全部兴致，因此“闷罐车”里的生活也因为满脑子充斥着建设强大祖国的梦想而显得富有活力。

因为旅程长，赵俊英对“闷罐车”至今记忆犹新：整个闷罐车里只有三个人：赵俊英、王克芝和带领她们的方旭和。里面除了她们简单的行李，就是两个草垫子、两张长板凳。草垫子好像只是为她和王克芝准备的，她俩累了可以在草甸子上躺一躺，其他时间坐在长凳子上。方旭和似乎是铁打的，他始终坐在一侧的长凳子上。在赵俊英记忆里，他似乎连个盹儿也没有打过。

六月份的闷罐车是怎样的闷热，赵俊英她们早都没有印象了，也许在当年也没有太多的在意。但是在这样的闷罐车里度过了四天四夜，赵俊英对于目的地的好奇心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方旭和也终于同意她们可以把小窗帘拉下来看一看。小窗户很高，不像客车箱里的那样。踩到长板凳上，赵俊英看到的是一片接连一片的“坟墓”，在茫茫旷野中蔚为壮观。这场景着实下了她一跳。方旭和说.那不是坟墓，是梭梭草根固定起来的沙丘。这里风沙很大，没有梭梭草的地方沙土都被吹走了。不是坟墓，这让赵俊英心里踏实了许多，她由衷地感谢组织让她们买防风眼镜是多么温暖的关心和爱护。

1959年6月14日，在一个叫“15号”的地方，方旭和告诉她们到了。打开车门，19岁的赵俊英和王克芝纵身跳下了近两米高的闷罐车。她们也终于看到了长久以来神秘莫测的“前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放眼全都是工程兵军绿色的棉帐篷。十万将士的帐篷规模着实让赵俊英她们“大开眼界”，更让她们意想不到的是“前边”的艰苦生活。在北京生活了多年的她们没有想到，她们天天向往的“前边”什么也没有：没有青菜。因为路途遥远，青菜运进来早就烂了，鲜肉更无法运输，所以这里春夏秋冬都只能吃罐头和晒干的“菜干”，就连鸡蛋也是烘干制成的粉末。没有自来水，工地旁边挖出一个大坑，里面渗出黄黄的泥沙水——端着这样的饮水，赵俊英和大家一样，风趣地称它为“免费”的茶水。没有树，没有草，也没有河——传说中的胡杨和弱水河其实离她们并不远，但是她们严格遵守纪律，从没有接近那些与自己工作无关的场所一步。直到五十年后，赵俊英和战友受邀来到发射场地，看到今天闻名世界的金色胡杨和弱水河竟然距离她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不足一里地，都惊叹于她们那时候是多么的“老实”，连向远处多望一望的想法都不曾有。

1959年的“前边”还全部是工程兵，赵俊英和王克芝之所以提前到来，是为了解决发电厂的水质、燃煤和润滑油化验问题。因为发电解决小了，其他工程都无法开展。赵俊英清楚地记得，当时在电厂只有四名女生，先于她们来的两名女兵是广播员，大家都住在帐篷里。六月天，帐篷里中午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晚上却只有十几摄氏度——跟今天的天气特点完全不一样，典型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式气候。赵俊英和王克芝是女大学生，为了“优待”她们，组织上让她俩睡在刚刚完工的化验室隔间的两个试验台上。试验台每个大约四五十厘米宽，一米多长。赵俊英和王克芝白天在试验室搞化验，晚上把设备收起来，铺上褥子，不伸胳膊勉强能躺着。隔间是大玻璃墙隔开的，外面还有一个班的战士在打地铺。每天晚上，赵俊英和王克芝都要找些报纸把玻璃墙挡一挡，勉强解决一下视线上的“安全线”。

发电厂的工作异常紧急，不管是赵俊英她们还是战士们，都没有上班下班、周末不周末，晚上干到累了就睡，早上睁开眼睛就是工作。工地上，到处张贴着激励人心的大字口号：“踏破地球顶破天，争取‘四一能发电！”四月一日没发成，口号改为“争取‘五一能发电”；“五一”又不行，改“六一”、“七一”……紧逼的口号中，大家铆足了劲儿往前赶。高强度的劳作加上酷热的天气，战士们大批大批地中暑倒下。中暑倒下后不能躺在蒸笼一般的帐篷里，唯一能避暑的就是厂房里有限的走廊空间。在赵俊英的记忆里，厂房的走廊从来没有“闲置”过，一溜躺着的全都是中暑倒下的战士们，使得这段平整的走廊成为比在坎坷不平的戈壁滩上更难行走的一段路程。战斗力大量减员，组织上不得不临时调整战略：工程放下，先建一批土坯房，解决战士们的临时住房问题。

在满眼沙石的戈壁滩上，打土坯是一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难事儿，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像样的“士”。只能寻找一些掺有少量泥土的砂石，勉强能打成一块块“土坯”。如果不是地质专家测定这里地质平稳，不会发生地震，这样的土坯房还真有点“悬”。

发电厂终于正式发电了。不久，赵俊英和战友王克芝也完成了她们的第一项使命，回到自己的原单位一

特殊燃料处报到。此时已经到了1959年隆冬季节，发射第一枚苏制近程导弹的“1059任务”已经排上了日程。导弹发射，燃料先行。来自复旦大学的祝美莉、北京石油学院的李幼真等十多名女大学生们，全都结束了在北京的准备工作，乘坐特殊的“专列”来到“前边”报到。一时间，“化验室”成为发射场女大学生云集的地方。

这次代号为“1059”的发射任务，给化验室第一代女大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第一次从兰州拉了三十多吨的液氧。化验结果出来后，苏联专家告诉他们，中国生产的液氧里含有乙炔和油脂，会引起导弹爆炸，必须用苏联生产的“合格液氧”。

液氧是通过压缩空气生产出来的，因此液氧的纯度取决于工厂当地的空气质量。在任何一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各种焊接装修都会影响空气中油脂和乙炔的含量。苏联专家的话着实把刚刚起步搞国防的“小兄弟”吓怕了。每吨液氧五千元钱，三十多吨液氧十几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不能用，只能倒掉。上级决定，由工程部副部长杜荣民亲自带队前往东北，以更高昂的代价购买由苏联生产的液氧。

杜荣民带着特运专列，历时半个多月，来到位于哈尔滨中苏边境的一个小站，等待装运苏联老大哥的“合格液氧”。他们在寒冷的东北边境苦苦守候了三个多月，也没有等来苏联方面关于液氧的任何消息，却意外地接到了上级要求他们撤回发射场的命令。

事已至此，杜荣民只能服从命令。看着东北绵延不尽的千里沃土，杜荣民想到了发射场所处的戈壁滩竟然连一点打土坯的像样泥土都找不到，他实在不想让这趟专列就这么白白地跑一趟……

专列抵达发射场的时候，等待化验的女大学生们才得知专列上装载的不是液氧而是东北的黑土。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发射场的每一位成员，更刺痛了化验室的女化验员们。三个月拉了一车土！这成为化验室乃至发射场历史上最令人悲愤的一段历史。国产液氧到底能不能行？这需要化验室拿出数据。

按照苏联专家的说法，油脂含量超过一定的比例会发生爆炸，而乙炔更加危险，只要有就会引起爆炸。至于油脂含量多高可以引起爆炸？乙炔是不是一碰就爆？苏联专家们只字未提。化验员们做了一次试验，没有爆炸。再做一次，还是没有爆炸。加大剂量，再做、再测……这些来自于国内名牌大学的女化验兵们，怀着为祖国争光、为国产液氧“平反”的重任，全身心投入液氧的化验和试验之中。液氧的沸点很低，从兰州拉回来，已经损失了不少，化验室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在液氧没有挥发完之前，把试验做充分、做足，甚至做超。为了证实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大家一遍又一遍地试验，往液氧里加入更多的油脂和乙炔。赵俊英记不清她们到底做了多少次试验，只记得大家连续几个昼夜都没有合眼，夜以继日、一次又一次地试验、计算，都没有出现苏联专家所说的情况。

铁的事实面前，大家开始怀疑苏联专家的“国际玩笑”。当化验室把厚厚的报告呈到上级领导面前时，大家对国产液氧充满了信心。上级果断决策：用国产液氧实施发射。

不久，导弹发射成功。化验员们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对强者的依赖；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中国液氧不合格”的断言。

四

在赵俊英眼里，祝美莉从来没有名牌大学生的“架子”。

一米七几的个头，漂亮、高挑、能干。“什么都是美丽的。”赵俊英由衷地为自己曾经有这样一位同事而高兴。

在化验室，祝美莉算得上是一个“传奇”。

祝美莉出身于国民党官宦世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也许比同龄人看到了更多战争的创伤，也对战争规则有着更深的理解，祝美莉对于“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有着特殊的感受。来到戈壁滩，从事开天辟地的导弹发射事业，对于来自上海的大家闺秀的祝美莉来说，她要克服的困难更多、更难。

但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祝美莉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家闺秀”。工作上，她是名副其实的领头人。“1059”任务中化验国产液氧，祝美莉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试验计划、公式计算，几天几夜不睡觉，谁也熬不过她。生活上，她的细心更让人称赞。令赵俊英最记忆犹新的是祝美莉做的“炒鸡肠”。每到周六，祝美莉都会主动到食堂去帮厨，把战士们扔掉的鸡肠子挑出来，翻好，清洗干净，下锅一炒，胜过鸡肉。

祝美莉更不是大家心目中娇生惯养的江南女子。在一次过氧化氢的提取试验中，因为仓库管理员的失误，错把一瓶掉了标签的异物醇错当成氨水发给化验室。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常规试验，祝美莉经常都会做。这一次，她突然发现加了“氨水”的过氧化氢瓶内不停地爆出一些声响，上前察看时，瓶子突然发生爆炸，将五毫米厚的通风拒玻璃炸得粉碎。闻声而来的赵俊英看见祝美莉脸上多处流血，吓得赶紧叫人。祝美莉却一个劲地冲她摆手，轻轻在水池边冲洗掉扎进脸部的碎玻璃片和过氧化氢，那份临危不乱的淡定让赵俊英几乎无法理解。

说起祝美莉，赵俊英有说不完的话题。化验室有一些试验过程很长，有的需要做一天。这样的试验通常祝美莉都会毫不犹豫地自己承担下来。赵俊英记得那次祝美莉大概是怀孕四五个月了，由于长期的劳累，医生告诫她有流产的征兆。祝美莉记在心里，但她从来不跟别人提起。有一天，赵俊英来到隔壁祝美莉的试验室，来看看一天没有见着面的祝美莉。此时的祝美莉已经在化验室站了整整一天，她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才拉了一把椅子坐下，等待最后的滴定结果。赵俊英进来时，发现祝美莉的腿上、椅子上、地上都是红红的鲜血，吓了一大跳，禁不住大喊“你还做试验，你看看地上都什么？”

祝美莉照样不紧不慢地冲她“嘘”了一声：“你别喊，我知道。”

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赵俊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至今回忆起来，她依然觉得这件事只有祝美莉才能做到那么淡定。

五

饿死也咽不下西红柿皮。这个“毛病”让李幼真在那个年代尝到了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苦头。

执行“1059”任务时，正值国家最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供应十分紧张。为了缓解后勤补给的压力，也为了这支科技部队能够在大漠中生存下去，发射场发动所有干部和职工开荒种地，种菜种粮，以解决生计为第一要务。正是从那时开始，发射场夏秋季节能见到一些诸如西红柿、茄子一类的青菜。也正是因为这些青菜，李幼真被“领导”盯上了。

李幼真是1958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的大学生，来到化验室后，主要负责液氧的化验工作。她是一个“做的比说的多得多”的人，有什么活儿都足自己悄悄干了，而一定不会去在上级领导面前表决心，说一些诸如“请领导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之类的话，因此，在领导眼里，她似乎总是一副不太“积极”的样子。

因此，当有人看见她竟然把戈壁滩生产的如此珍贵的西红柿皮吐掉的时候，她在领导心中的印象更加下滑，以至于被扣上了一定“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这顶“帽子”一直困扰了她十八年：每次她写入党申请书，都会被人揪出来指手画脚一一这些在今天看来颇有些费解的问题，在当时却和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李幼真的记忆里，那时候有两种皮让她十分为难：一种是西红柿皮，一种是土豆皮，她真的觉得饿死也咽不下去。她也尝试过，在嘴里嚼来嚼去，嚼得已经成碎末了，还是咽不下去。吃饭的时候，她总是低着头躲在一边，吃到西红柿皮或者土豆皮，她还要极为小心地察看一下四周有没有人看她，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把皮吐掉。她并不知道，她的这些“小动作”已被人盯在眼里。在那个年代，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儿，饿的时候，谁都会在嘴边唠叨两句。但当李幼真在同事面前嘟哝饿的时候，好心的同事立刻提醒她：“你可千万别这样说呀，人家已经对你有意见了！”

李幼真真的像个被吓坏的小孩子一样，再也不敢提自己饿了。

提起当年工作的困难，李幼真觉得“没啥可说的”。她走到哪里都赶上做“开天辟地”的创业者。来到酒泉，和大家一起白手起家，把化验室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1966年前后，太原要建设新的发射场地，李幼真和赵俊英一起被调往太原。没有犹豫，没有退缩，还是那句话：哪里困难就到哪里去。她们再一次放下家庭，背起行囊，作为“开拓者”住进了山西苛岚县的“窑洞里”。作为那个年代的“千里挑一”的女大学生，也许生活上的困难远远大于工作上的技术问题。工作中多难的问题她们都能够解决，而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却不是她们力所能及的。她感慨地说，当年她们这些结了婚的女化验兵们面对的生活跟今天的民工差不多：怀孕了，跟着部队一起拉练、跑步；孩子要生了，54天的产假，为了能在老家多留一天而精打细算，甚至挺到预产期的前几天才请假回家。至于会不会在漫长的火车上突然临盆，似乎都是她们无暇考虑的，她们要做的就是必须把孩子送回老家，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航天事业。而家在唐山的同事周长林不仅仅因此而耽搁了孩子的教育，更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和孩子永别。

周长林是化验室里为数不多的男生，知道孩子去世的消息时，已经是震后七八天的事儿了。听去唐山的人说，很多家庭全家都没了，自己也就放下了心中的那份悲痛与挂念。他始终觉得他不是牺牲最大的，因为他是技术员，并不直接接触燃料。在化验室的第一批女兵们当中，受影响最大的是赵俊英，因为她从事的是硝酸的化验。长期与硝酸接触，加上那个年代极为简陋和几乎没有的防护，她患上了支气管扩张的毛病。打针吃药多少年，都改不了说说话就咳嗽的“习惯”。

责任编辑/兰宁远

摄影/王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