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宁

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于十九世纪，那同时也是一段荒蛮的岁月，曾经屹立四千年的东方巨人，在坚船利炮的强击下轰然倒地，一睡百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才逐渐重新迸发出苏醒的力量。

废墟上起步，必然造就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位农民之子，立志上学改变命运，从而叩开了机遇垂青之门。他胸怀强我国防的热切负笈苏联，回国后30岁崭露头角，60岁开始事业的第二次腾飞，实现了人生三大梦想：把导弹送到地球任何需要的地方，把卫星送入不同的空间轨道，把中国人送上太空。他就是我国著名航天技术专家，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永志院士。

王永志进入公众视野，还是在神舟五号实现历史性突破、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之后。不少人叫他“王大总”或“大总师”，因为他是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大型系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有人称他“战略科学家”，他作过许多重大决策，事后都证明是富有远见的。有人干脆称他“常胜将军”，他曾主持研制中国多种新型火箭，首飞从未失败。他出身于中国最普通甚至于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却摘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小行星命名等多项荣誉的桂冠。他的故事，是一个在英雄时代成就个人梦想的典型范例。

才华初显

这是一个提起王永志来，首先要讲的故事。

1964年初夏，大学毕业3年的王永志第一次走进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东风二号发射试验。这是我国第一种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由于气候炎热，推进剂在高温下膨胀，密度变低，贮箱容积又是一定的，因而加注不到所需的推进剂量，经计算导弹无法达到预定射程。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解决方案，设法添加推进剂，增加推力，但几经推敲又都否定掉，迟迟找不到可行办法。

这时，王永志突然站起来说：“只要泄出600公斤燃料，导弹便会进入目标区。”听了这位三十刚出头小伙了的话，专家们都感到不可思议，有人不客气地反问：“本来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

王永志对自己的计算结果是满怀信心的，看到专家们都无意采纳自己的意见，飞行试验任务又迫在眉睫，情急之下，他鼓足勇气去敲开了发射现场最高技术决策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房门，详细阐述自己的方案和理由：气温升高，热胀冷缩，原先计算好的燃料和氧化剂最佳配比已随之改变。在高温最佳配比下，泄出600公斤燃料，起飞重量变轻，射程因而就远了。钱学森听后眼前一亮，当即叫来总设计师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

果然，泄出燃料后的导弹射程变远了。在接下来的3次发射中，采取同样的计算方法，导弹次次都进入了目标区。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敢想敢干、功底扎实、善于逆向思维的王永志，后来对他的许多重要技术意见都给予了支持。钱学森曾几次提及此，“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有看错人。他年轻时就刻苦钻研，敢于创新，大胆进行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搞科学的，具有这种精神，是很可贵、很必要的。”

命运的曙光

王永志1932年11月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镇老房村，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三间破旧不堪的土坯房里，主要靠租种财主家的上地和外出打工为生。他从小下地干活，长到6岁，还目不识丁。当他看到村里富人家孩了背着书包上学时，心里羡慕极了。

想读书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他告诉父亲，立刻遭到反对：“咱家这么穷，你就算学两年还不是回来于活，白搭个身子，瞎耽误工夫。”他只得去央求大哥替他说情。大哥上过两年私塾识字班，很支持他，但跟父亲说了也没起作用。

1940年正月十六清晨，趁父亲仍在熟睡中，大哥先斩后奏，偷偷带着他到离家8里外的小学报了名，老师听说他哭着闹着要上学，点点头说：“有志者，事竟成”，给他取了个名字“王永志”。回家后，父亲火冒三丈，大哥声称官学不能退，先读上两年看看，不行弟弟就死心了……连蒙带唬，父亲也只好默认了，王永志这才实现了上学梦，露出了他改变命运的第一缕曙光。

此时的东北大地，还属于伪满洲国，课堂全是日式教学，每天早上要对着日本东京方向礼拜。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联红军进入东北。由于时局动荡，当地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学校停办，王永志只好回家务农。1946年，八路军进驻，建立起新政权，在八面城开办昌北中学，贫下中农的孩子可免费上学，他才得以重返课堂。这些经历，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家与国贫穷落后、被人欺凌的局面必须要打破！”

高中时期，王永志对自己的命运作出了一次决定性的选择。他最初的理想是学生物学，改良物种，可是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飞机频频到辽东领空滋扰，空袭警报不断，学校被迫停课。王永志如梦方醒，“有国无防是不行的，落后是要挨打的。没有国防，生物、遗传理论还有什么意义？”他报名参军，却被告知本校高中生不参加抗美援朝，便立志设计飞机、保家卫国，报考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制造专业并被顺利录取，从此走上了航空航天的道路。

二十一年好学生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王永志格外珍惜。小学他每天步行，往返8公里，中间有一道小河，雨天过独木桥，搞不好就一身泥。没有钱买文具，他削直秸秆当格尺，在秸秆上安笔尖当钢笔。他是班里最用功的学生，在学校全神贯注，回家就趁干农活的空档见缝插针地学，常常一边照料牲口一边读书。第一学年结束，他就成了全班第二名。

初中时期，八面城土地改革后，王永志家里的境况迅速扭转，有了土地和牲口，再也不愁吃穿，上学还不用交学费，他的心里萌生了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学习劲头更足了，年年考第一。毕业时，他本想参军，去“骑马挎枪打天下”，却突然接到学校通知，保送他去东北人民政府刚刚在沈阳创办的东北实验学校。他心里着实有些犹豫——阳距八面城路途遥远，又是省城，除了置办行李和路费，其他花销也大。家里人都支持他继续上学：“钱不够就把家里的猪和物品卖掉！”

1950年2月，王永志乘上了去沈阳的火车。学校条件非常好，有礼堂和各种试验楼，教室宽敞明亮，设施超前。老师中有许多是从东北大学调来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从小镇到省城，王永志眼界大开，他担任了班干部，依然门门功课全优。

进入清华大学，王永志开始在更为广阔的知识海洋里畅游，博学多才的教授名流令他心生仰慕。一年后，他在被推荐后顺利通过考入留苏预备班，经过两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强化学习，1955年开始了在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留学岁月，专业仍是飞机设计，1957年服从国家需要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留学生大批撤回国，但国防相关重点专业每专业保留一名继续学习，王永志名列其中，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苏联火箭之父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兼接班人、火箭教研室主任米申的青睐，米申主动提出指导他的毕业设计。在校期间，王永志所有功课几乎全是5分，毕业论文《洲际导弹设计》也得到5分，获得了优秀毕业生证书和工程师称号。莫航副院长克里莫夫亲自劝说他留下来继续深造，米申也诚恳地对他说：“我希望你留下来当我的研究生，中国大使馆、苏联方面我可以做工作。”让一名外籍学生攻读保密专业研究生在该校是没有先例的，但王永志婉言谢绝了，“谢谢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只是我的国家急需这个专业的人员，等着我们回去参加建设。”

1961年3月，结束了21年的求学生涯，新中国第一位火箭导弹总体设计专业留苏毕业生王永志，登上了归国的国际列车。

第一个征程

回国后，王永志被分配到负责中国火箭与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投身到国防建设，从“两弹一星”事业到“八年四弹”计划.开始了他事业的第一个征程，于是有了那个在发射场大胆建言的故事。学导弹火箭的优等生开始造导弹火箭，如鱼得水，王永志成了排头兵，院里一旦研制新型号，总是让他冲上去。

1964年，王永志被任命为总体设计室副主任，分管东风三号中程导弹研制。他提出了前箱推进剂导管外行等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案，随后又主持了靶场合练等多种大型地面试验，也是首次试飞的组织者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五结合”飞行试验方法，大大缩短了导弹定型、交付时间，对作战使用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极为有利。1968年，35岁的王永志就担任了试验队队长，参与组织指挥定型飞行试验，1969年再次担任，均获成功。受“文革”影响，这在当时是仅有的高层领导和老专家未能莅临现场坐镇指挥的飞行任务。东风三号是我国完全独立研制的第一个导弹型号，其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受到普遍好评和赞誉，王永志在型号研制中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

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一时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我为敌。国家决定加强研制队伍，集中人力物力加快研制洲际导弹。王永志被抽调过去主持东风五号总体设计室工作，1970年伊始便投入到首飞试验弹的初步设计工作中，制发了成套的设计文件。他提出并成功主持了只试二级的全弹系留试车，为导弹首飞赢得了时间，随后又主持了首飞弹后50天的出厂测试（共100天）。他作为发射阵地技术负责人，在发射前一天指挥部决策是否推迟发射的紧要时刻，提出如期发射的关键意见并被采纳，为我国洲际导弹在1971年9月的顺利诞生作出突出贡献。首飞基本成功后，又主持提出了“加长箭体，增大射程；下移发射支点，提高发射安全性”等10项修改设计方案，应用到了定型批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研制中，其正确性均为后来的飞行试验所验证。

然而，即使这样一名根正苗红的技术尖子也没有躲开“文革”之劫。1974年3月，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四人帮”帮派体系政治迫害，王永志遭到隔离审查，关州500天后被下放到一 院铁路专用线上去当搬运工。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才迅速得以平反并恢复工作。

1978年初，王永志被正式任命为东风五号副总设计师，年底提升为总体设计部主任。此时东风五号即将定型，“八年四弹”计划已接近完成。其中的前二弹都参与执行了“两弹一星”任务。

由于在第一代导弹研制中成绩突出，1978年，东风三号总体设计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王永志是主要得奖人之一。作为“两弹一星”事业技术骨干，他还成为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液体地地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这一综合奖项的获奖者（含六种战略导弹、两种运载火箭，时间跨度20年），在以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等老一辈专家为主体的27名得奖者中，他排名15，是为数不多的中青年专家之一。

技术领军人

1978年8门，听取七机部关于导弹后续发展计划的汇报后，中央确定了“固体为主、液体过渡”的远程机动战略导弹发展思路，提高导弹生存能力，“用现代化武器打游击战争”。为握有还手之力，必须寻求新的发射方式，王永志立即带领队伍展开了论证工作。

1979年3月，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领导来到一院听取各单位论证情况，正式宣布液体远程机动战略导弹立项，按照钱学森“第二代战略导弹研制要由第二代人挂帅，并建议由王永志出任总设计师”的提议，7月，王永志被任命为该型号总设计师。

液体导弹公路机动发射，意味着要用中程导弹的身材打出远程导弹的距离，技术难度非常大，世界上是没有的，因此，张爱萍鼓励大家“为开创液体远程导弹陆上机动发射的先例而奋斗”。为此，王永志主持制定了先进的总体技术方案，包括10大关键技术，如轻型弹体结构、重型多功能牵引车、全数字化控制系统、高性能液体火箭发动机等，体现了技术上的更新换代。该型号的研制不仅在方案上有亮点，在管理上也形成了不少沿用至今的首创措施：它是我国按研制阶段实行设计评审的首个型号。使研制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可靠性最化指标首次被纳入导弹研制战术技术指标，可发射率和发射成功率指标得到层层分解落实。王永志还亲自撰写了24条的《设计守则》，这本小册子被七机部发现后决定印发到每个工程组，以统一设计理念和规范设计行为。导弹研制很顺利，1984年底已基本完成初样阶段工作，10大关键技术均已基本突破，特别是发动机已经通过了长时间、大推力、极限混合比摇摆热试车。但就在这一年，固体发动机研制取得重大进展，中央判断“15年内打不起大仗来”，批准停止液体型号研制，实施“液转固”。于是王永志又率领液体队伍开始论证固体战略导弹技术方案。

1985年底，航天工业部在各院分头论证基础上决定成立联合论证组，指定王永志为组长，成员有一院、二院、四院及部机关参加，研究提出固体战略导弹技术方案。经过3个月的集中研究讨论，一院的设计思想和方案得到了领导专家们的认同。与此同时，使用部门也在论证。1986年4月下旬，在国防科工委组织召开的指标论证会上，使用方和研制方意见分歧很大。于是，有关领导5月2日赶赴玉泉山，向张爱萍汇报。使用方领导讲完后，王永志代表研制方发言，提出应充分利用当前的战略机遇期，采用“基本型、系列化、大直径、陆海兼顾”的研制指导思想，先抓出高水平的基本型，经局部完善改进便可发展成洲际和远程潜射导弹，形成系列，接着又汇报了基本型的技术方案和技战术指标。张爱萍听完最后说：“就应该从长远的战略发展出发考虑问题。不再讨论了，就按王永志说的意见办。”一锤定了音。

5月，国防科工委决定由王永志担任固体远程战略导弹总设计师。7月底，航天工业部接到国家立项通知后，明确该型号及其发展系列的研制工作由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承担，研究院又开辟了新战线。在王永志主持下，液体型号队伍经小幅调整开始转向固体型号研制，不仅液体型号的成果在技术方案中得到充分继承，形成的管理规章制度、建立的技术设施也得到继续应用，促进了固体型号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1987年10月，王永志又被任命为该型号首任总指挥。经过3年多努力，导弹的13项重大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转入初样阶段。1991年5月，王永志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和地地导弹系统总设计师，统管两个系列的设计工作，并调至航空航天部任科技委副主任。

从1978年起的十几年中，王永志经历了我国远程战略导弹的两次更新换代——从第一代液体换代为第二代液体，从液体换代为固体。两次换代，他都是第一任总设计师，制定了导弹技术方案，并作出了影响深远、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成为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领军人。实践证明，这种基本型、系列化的战略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导弹火箭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战略上赢得了主动。

战略型改革家

航天是个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经常让人提心吊胆。但是就在1986年底，刚升任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不久的王永志，却主动选择去冒一个极大的险。

此时，经济改革已深入国防工业部门，火箭研究院面临事业转企业、实行院长负责制两个转变，国家年度拨款从几亿元骤降至四千万元人民币，全院近3万员工，连工资都不够发。院里一边继续开发民品创收养活自己，一边响应部领导号召积极探寻国际市场。

1986年是世界航天灾难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大飞机爆炸，美欧多个火箭发射相继失利。王永志却从中看到了机遇——将中国导弹火箭打入国际市场。经过一番调研，他与院领导商量后，适应市场需求，决定“导弹太大搞小的，火箭太小搞大的”，把目光转向国际军贸市场允许的射程较小的并可内外两用的战术导弹和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长征二号F前身）。

经部里同意，他代表研究院贷款四千万元，亲任总设计师，组织起人马，将战术导弹纳入军品研制渠道。压力变成动力，动力变成创新的智慧，变成成功的希望。研究院用近18个月的时间就生产两发，首发即获圆满成功。“小”产品，大市场，它为院里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它所采川的捷联惯组、末速修正等技术都是在型弓-研制上首次采用，号称“十个第一”，后来发展成颇有使用价值的系列。为此，王永志荣立了航空航天部一等功。

1988年11月，仍处于纸上谈兵的长二捆，凭着三页草图拉到了第一单买卖。美国休斯卫星公司委托中方发射两颗澳大利亚卫星，条件是火箭必须在1990年6月30日前有一次成功的发射试验，否则，不仅中止合同，还要罚款100万美元。

按常规，一种新火箭怎么也得四五年才能研制出来，18个月的时间实在太短！一位到中国考察的美国火箭设计师甚至直言“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鸦片了？”国内也有认为根本做不到的反对声音。有人暗中劝他“搞捆绑式火箭，我国没有经验可循，外国技术又保密，何必冒这么人的风险？”是啊，万一失败，不仅他个人将身败名裂，高达数亿元的贷款难以偿还，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更难以估量。但他没有退却，在航空航天部的决策会上，代表火箭研究院郑重表态：“请部里帮我院联系贷款和打通协作关系，我院则保证按时把火箭立在发射台上”，王永志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

1988年12月，国务院召外会议研究航空航天部的请示报告，积极支持这一火箭研制，并联系了4.5亿元低息贷款。王永志立即向全院传达了国务院决定，并作了动员。背水一战，别无退路。院里高挂着“绝不让研制长二捆的列车在我们这里误点”的巨幅标语，开始了500多个灯火通明之夜，员工两班倒，仪器设备不停歇。18个月的时间层层分解，环环紧扣。一位车间主任接到二级振动箭的总装任务后，算了又算，咬咬牙说：“我争取一个半月赶出来。”王永志笑笑说：“你只有18天。”连车间主任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最后他真的如期完成了。而类似的事在整个攻关阶段时有发生。

这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不可能硬是变成了可能

火箭18个月按时完成研制，发射一举成功，运载能力由2.5吨提高到9.2吨，实现了技术上的巨大突破，成功打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为随后开展的载人航天工程提供了运载手段。

王永志的管理理念和精辟独到的技术见解为火箭研究院规划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发展模式。在任期间，他开自筹资金和贷款开发之先河，开初样火箭飞行试验成功之先例，开辟了战术导弹和固体战略导弹两个新战线，使研究院形成了运载火箭、战略导弹、战术导弹和民品四个系列全面发展的战略格局。他的事迹被收入国家《企事业改革家列传》之中。

圆了千年飞天梦

从东风二号起，王永志先后参加或参与领导了我国6种地地导弹、2种运载火箭的设计研制工作，每次他都是在首飞试验成功后，很快转入下一个新型号研制工作中，唯独载人航天打破了这一“惯例”。1987年起他作为“863”航天领域第一届专家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了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初作为论证组组长参与主持了工程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被中央专委任命为总设计师，一千就是14年。

如果说王永志一生中，研制长二捆风险最大，载人航天则是他遇到的最大挑战。载人航天技术是当今航天科技的制高点，系统复杂，参与单位众多，如何统一思想、协同攻关？面对比世界载人飞船发展晚30多年的现状，如何迎头赶上？存在一系列难题。他总能集众人之智作出正确决策，力主直接采用三舱飞船、轨道舱留轨应用、不上大动物试验、海上分区定点救生等创新方案，为工程实现高起点、高效益、跨越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起到决定性作用。他紧盯航天员安全性设计的各个环节，始终强调“可靠第一、安全至上”的总体设计理念，主持设计了满足十大约束条件的飞行轨道，力主将主着陆场从河南黄泛区改为内蒙古草原，对飞船提出落实船箭分离等五大手控分离措施、实现航天员手控排险和制动返回功能的要求，使我国具备了世界上最为完善的航天员全航程安全措施。整整7年，中国载人航天队伍不登报、不上电视，始终默默奋战，1999年神舟一号发射成功才被人们所关注。

载人航天从无到有，一直到把人送上太空，王永志几乎每天都处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状态中，精神高度集中，时刻不敢懈怠，倾尽了心血。他善于应用系统工程思想解决实际问题。在审查神舟二号任务逃逸与应急救生技术状态时，当发现火箭出大气层后故障状态下可能“追尾”应急分离的飞船这一设计疏漏时，火箭系统无法解决，他便要求飞船做出程序修改，应急时靠自行加速把故障火箭甩掉。在处理航天员手控船箭分离设计上，飞船有困难，他便要求火箭去解决。他未雨绸缪，神舟三号发射前就主持制定了《首次载人飞行放行准则》，做出“首次载人飞行前必须连续获得两次无人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的硬性规定。因此，他对神舟三号出现的穿舱插座问题毫不妥协，力主飞船从发射场运回北京更换全部插座。

神舟四号飞行任务期间，身体一向硬朗的王永志在发射场突患急症，这种病只要耽误两天死亡率高达100%。紧急转院后，他把北京的病房当成了临时办公室，和工程两总和各系统专家开了不少“热线电话会”。任务成功了，见自己仍然无法出院，他索性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梳理提出了需要工程总体重点检查和督促解决的问题，一共34个，并逐一指出了解决方向。后来专家们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几条类似问题，未统计具体数目，干脆叫X个。于是，王永志在病床上的（34+X）个难题成为很长时间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飞船着陆是载人航天飞行中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方案中设计了双重缓冲措施，反推发动机为主，飞船座椅缓冲装置作热备份。神舟五号出厂前两个月，当地面试验发现“拉刀式”飞船座椅缓冲装置存在致航天员伤亡的风险时，尽管反推发动机不点火的概率几乎为零，王永志绝不掉以轻心，下决心研制安全系数高的“胀环式”缓冲装置，射前在发射场全部作了更换，他悬着心才放松下来。

成功来之不易，成功又是如此水到渠成。发射，返回，“航天英雄”杨利伟走出舱门，通过电视影音走进千家万户，向所有关心的人们挥手致意……那一刻，整个华人世界都沸腾了！

高质量的技术方案，实践中建立起的一整套以安全性可靠性为重点的质量保障体系，从根本上保证了飞行试验的成功率，使我国仅用了4次无人飞行试验（美国和前苏联分别为21次和7次），就取得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心无旁骛地专注于事业，虚怀若谷的胸襟，勇于担当的精神，使王永志在工程重大决策中，始终展现卓尔不群的技术领导力。2004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奖项，王永志排名第一；他还摘得了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桂冠。2005年1月，胡锦涛同志签发命令，授予他“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称号。

未来中国太空港

2006年，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后，74岁的王永志从“大总师”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而担任工程高级顾问。紧接着，他又肩负起了载人空间站工程实施方案编制专家组组长的重担。说来也巧，1992年，经王永志提出、领导和专家们研究同意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得到中央批准实行：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发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建设舱段组合式的空间站。第一、二步都有具体方案和时间进度，第三步没有一那时离第三步还有二、三十年时间，看不准。这样，1992年未做完的事，15年之后又让他接着做。方案贯彻了他提出的“适应国情、控制规模、自主研制、高效运营”等战略思想，使“三步走”从战略规划到全面完成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我国空间站工程将按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两个阶段分步实施，以小型空间实验室突破关键技术，降低空间站建造运营的技术风险。空间实验室为8吨级，重量不到前苏联礼炮号的1/2。空间站本体由3个20吨级舱段构成，总重量约是前苏联和平号空间站的1/2，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的1/7，建造成本更低。我们将以空间实验室为基础研制13吨级货运飞船，货运能力5.5吨，是俄罗斯进步号（2.6吨）的两倍多，货运次数可大大减少，运营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空间站基本实验能力达到17吨，具备开展较大规模科学技术实验的条件。这样，依靠顶层设计和技术创新，我们既充分保证了空间站的应用价值，又有效控制了建造和运营成本，缩短了工程周期，而且达到了独立掌握空间站建造运营和近地空间长期载人飞行等基本技术的目的，保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按照既定战略目标持续深化，快速稳步推进，实现快速跨越。

另外，三舱空间站只是最小配置的基本型，它具有继续扩展的能力，将来根据需要完全可以增加规模。早在实施方案论证期间，王永志就提出空间站基本型是可扩展的，三舱之外新增的舱段也不必都固联在主体上，可根据有效载荷的特点和需要成为独立的共轨伴飞平台（如光学天文望远镜和微重力实验设施等），只在必要时与主体对接，经检修补给后再继续独立飞行，构成多平台共轨飞行的分布式空间站。推而广之，作为我国在近地轨道长期飞行并唯一有人值守的空间设施，空间站还可扩大应用范畴——比如为邻近的预有准备的其它航天器提供检修补给服务，延长其飞行寿命；若该航天器因某种原因无法自主与空间站对接，则可视情派出站上的救生船或渡船实施救援等等。这样，我们空间站的功能就不再局限于太空的几间实验室.而是成为功能强大的国家级太空基础设施一“太空港”，服务于多个领域，从而开创出空间站技术的新理念、新模式……

守望心中的家园

“迈出左脚，是为了给右脚建立一个支点”，这是王永志常说的，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法宝”。设想的蓝图就是这样靠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行动，最终变成现实的。神舟二号到神舟四号，轨道舱如同一颗颗卫星，在太空展翅邀游，开展空间科学实验。除此之外，还发现太阳电池阵仅有约4个月寿命。经过设计更改，神舟五号轨道舱在轨运行了1年，神舟六号运行近2年，为把天宫一号打造成长寿命的空间实验平台奠定了基础。早在1996年5月，王永志就主持成立了交会对接总体技术方案论证组，制定出方案，并开展了交会对接机构、微波雷达与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的攻关工作。紧锣密鼓地准备了十几年，交会对接这么复杂的技术我国也是一举突破，就在情理之中了。

什么是战略家？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同院领导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创立的产品系列战略格局，为弹道导弹、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而作的规划，已持续了20多年！自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开始，他主持确立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技术路线，也已执行了20多年！

50多年来，王永志一直奋战在航天第一线，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建立了卓越功勋，被誉为“实现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的开拓者，国防科研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光环背后，他又是一名实干家，一位和蔼的长者，共商问题的同事，既能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又总能从国家利益、全局角度考虑问题，从众多观点中把握住关键，引领大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而使他将一大批热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孕育出“载人航天精神”的优秀航天科技群体。

他的成功更来自勤奋，从上学开始，没有过怠惰的时候。“从小立志，自强不息，持之以恒，始成大器”，这是他给小学母校的题词，也是他一生的写照。青少年时期山河破碎的亲身感受，使他心中始终激荡着一股爱国情怀，强国强军成为他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把事情做好、做快，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抒发这种情怀的方式。正如他说的，“把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必将得到永不枯竭的前进动力。”

使命因艰巨而光荣，人生因奋斗而精彩，年岁并未使他停止攀登的脚步。神七到神十飞行任务，他仍在与年轻人并肩作战。从论证到实施，从现在到未来，载人航天早已成为他的精神家园。在一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因而探索宇宙的航天活动也将是没有尽期的。现在人类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更壮丽的事业还在前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赴后继、不断奋斗”，这是他对自己的鞭策，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

他的双眸，既在守望，又在远望。

责任编辑/兰宁远

供图/作者

王泗江

许海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