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　胡爱国

[摘 要]作为德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拥有许多世界一流公司企业的斯图加特地区，其环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人们关注。在当今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的环境保护堪称典范，为人们所称道。本文从环境史角度出发，着重研究该地区史前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这四个阶段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探讨日耳曼人在生态实践中的成败得失。总之，“绿色德国”可为“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诸多经验和参考。

[关键词]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环境史；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K516.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1-0048-11

[作者简介]江 山（1965—），男，安徽庐江人，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德语生态文化史研究；胡爱国（1965—），男，江西南昌人，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63）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研究”（10YJA752012）和2013年江西省研究生教改项目“德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生态文明理论类课程建设创新研究”（JXYJG2013086）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Stuttgart is one of the most densely-populated cities in Germany， and many globally first-class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in the area. Its environmental issue has been drawing prevalent attention for long. In present-day Germany，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Stuttgart area is exemplary and praiseworthy.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cuses on studie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terms of pre-historic civilization ag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g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ge， and eco-civilization age， and explores success and failure， loss and gain of German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a word， “Green Germany” provides overal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Key words： Stuttgart area in Germany；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引言

类似于我国重庆市地形地貌特征的斯图加特市（Stuttgart），是德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座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中部的首府城市，现有59万人口，为德国第六大城市。市区现有23个城区，总面积207平方公里。①漫步市区街头，映入人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的办公楼房和居民区，古色古香的皇宫宫殿和城堡古迹，以及绿草如茵、鸟语花香的公园等休憩场所。环顾城市周边地区，世界知名企业如奔驰、宝马、保时捷和博世等公司的生产厂房和办公大楼赫然屹立，给人以整洁、宁静和时尚之感，散发着现代化气息。再放眼远望周边乡村，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田野和排列整齐的葡萄园。蓝天白云下的内卡河（Neckar）和内森巴赫河（Nesenbach），蜿蜒流淌在青山绿水间，给整个地区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这些优美自然环境的形成，离不开斯图加特人世代以来付出的努力。回顾历史，从今天的环境史学研究角度来看，该地区自然环境的演变发展，与德国其他地区一样也经历着许多曲折和阵痛，因为以往处在生存压力下的人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还很难求得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往往作出许多对自然环境的侵害破坏之举。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种掠夺式的生存方式在本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反映。然而，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环保运动后，“绿色德国”的崛起则预示着德国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斯图加特地区以崭新的姿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受世人瞩目。与德国其他地区相比，由于该地区工业发展的时间更长，所暴露的历史环境问题更突出，更具多样性，所以，本文选取这样的典型作为研究对象将更具代表性，可更好地反映日耳曼人和环境之间的历史演变关系，也可为德国生态文明的发展总结梳理出一条更清晰的脉络。

二、早期环境情况

德国环境史学家拉德考（Joachim Radkau）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给环境留下烙印的不是个别的思想和行为，而是长期的和大范围的人的实践活动。”①与其他地区人类早期活动情况一样，斯图加特地区日耳曼先民早期的生产活动主要为狩猎采集，为的是能求得生存。由于当时人口稀少，几乎没什么生产工具和所谓的生产力，所以狩猎采集也谈不上给环境带来何种改变和破坏。第一次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事件大约发生在7500年前，当时来自小亚细亚地区的一批手工制陶者横穿东南欧，迁徙定居于这片森林茂密的地区。他们先是砍伐小片林木，开荒种地，播撒从家乡带来的二粒小麦、单粒小麦、豌豆、扁豆和亚麻等谷物种子。②他们多定居于水边，凭借一些简单粗制的劳动工具开垦土地，养活自己。不断的开垦种植还是带来了一些环境问题：一方面，土地开垦所造成的水土流失致使山谷淤泥不断堆积，新的地形地貌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家畜饲养所造成的定居地或放牧迁徙地的森林草场植被也在不断改变。不过，这种开垦放牧方式对环境影响不大，还不至于对周围的动植物物种构成侵害和威胁，相反却促进了新的生命空间或小生境的形成，如新出现的田野平畴和森林边缘地带等。在这样的小生境中，新的植物物种又能不断生息繁衍，影响和改变着周边的环境。

铜器的出现使较为坚固耐用的劳动生产工具有了用武之地，它们更有利于砍伐森林，开垦土地，也加速了斯佩尔特小麦、大麦、黍米和大豆的大面积播种和收割。③在此之后，随着铁器的发明，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工具不断问世，这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新的人工栽培作物的出现，也为人口增加和生存状况的改善创造了条件。黑麦和燕麦就是这类经过改良的作物。这一时期内，它们已从野生植物过渡为人工栽培作物。④

自然环境因遭受侵袭而受影响程度较大的情况应发生在古罗马时期。首先，身为古罗马臣民的斯图加特人为修建房屋道路或制作石雕装饰品，进行了大面积的石料开采，今天大量遗留的废墟石料场就是明证。其次，山坡上大面积葡萄园和核桃园的开垦种植，也极大地改变了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堪史塔特（Bad Cannstatt）城区中，当年古罗马军营、利姆斯边界防御墙、雷姆斯河谷的驰道以及另一条驰道（今天从保时捷公司旁穿过的施维伯丁大街（Schwieberdinger Stra■e）等军事设施的修建，也对该地区自然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

罗马人撤离后，斯图加特地区先后经历了两次移民潮。第一次为阿莱曼人于公元300—500年这段时期内不断进入本地区。他们首先占领了林木葱郁、水草丰茂的平原地带，然后于内卡河谷不断开垦较为干燥的地区，如埃斯林根（Esslingen）一带的碎石地和欧伯图克海姆（Obertürkheim）一带的沙石地等。今天的一些地名，如莫林根（M■hringen）、法英根（Vaihingen）、普利宁根（Plieningen）、麦廷根（Mettingen）、格尔林根（Gerlingen）等，它们的词尾带有ingen，表示“草地”，这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公元6—7世纪，法兰克人战胜阿莱曼人之后，已有少部分人移民于此，但规模不大。第二次移民潮为法兰克人于公元7—8世纪大规模移民该地区。此时的地区命名已呈现出多样性，不再像第一次移民时那样带有明显的标志。有的也以表示“家”的hausen结尾，如祖芬豪森（Zuffenhausen）和缪尔豪森（Mühlhausen）等；有的以表示“小溪”的bach结尾，如乌尔巴赫（Uhlbach）和福尔巴赫（Feuerbach）等；有的以表示“庄园”的hofen结尾，如图恩茨霍芬（Tunzhofen）和依门霍芬（Immenhofen）等。总之，这些地区的命名和当时移民所选择的地理条件或生存环境有关。当时，最重要的农业经营方式为大面积的斯佩尔特小麦种植和草场经营。当然，此时的森林仍占据着很大面积，无论在丘陵和高山，还是在内森巴赫河谷和内卡河中（Neckar）的小岛上，到处都被郁郁葱葱的森林所覆盖，今天该地区的许多地名，诸如法尔克哈德（Halkhardt）、霍彭劳（Hoppenlau）和比尔肯瓦尔德（Birkenwald）等，以hardt、lau和wald等结尾，都表示“森林”的意思，均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和环境提示。①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森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人们在森林中不仅能通过狩猎采集获取食物，而且还能利用木材砍伐获取建筑材料和燃料能源。另外，森林还是放牧的天然草场，可供畜牧饲养。

三、中世纪环境演变

大约从9世纪晚期开始，三田轮作制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已广泛流行，它不仅降低了天灾所带来的歉收风险，同时还可通过多种作物栽培的方式来提高土地肥力和农业收成。不过，这种生产方式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即地表裸露较之以前更为频繁，由此造成了大面积地表侵蚀和水土流失。约公元1000年左右，葡萄种植业逐渐兴盛。为了能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在该地区丘陵山坡上种满葡萄种苗，本地居民不惜砍伐掉荒坡野岭上的成片森林，以扩大种植面积。由于失去了森林的平衡调节作用，这些土地在经受不断的雨水冲刷后直接流失，由此引发山洪，山洪过后河道河谷中遗留下的大片泥沼地可用于新的农业开发耕种。不过这种悄悄潜在的环境改变，在当时还不为人所熟知并了解。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有些村落则变得荒凉萧条，村民们于是告别故土，开始新的迁徙，以寻找新的更好的生存环境。这表现在：一方面，中世纪早期很多小村落被直接遗弃，居民往往直接迁入较大的村落，如艾希特丁根（Echterdingen）等，以求得人身安全和生产生活的便捷，原来种植的田地随之被编入大村落集体土地中。①另一方面，战争、瘟疫或人口下降等因素往往也会迫使居民离开小村落，如14世纪图恩茨霍芬附近幸存的居民就曾涌入当时已有城市雏形的斯图加特城。②在当时，有些遗弃的村落后来又变回为森林，如绍恩布赫（Sch■nbuch）一带的森林就是当年被遗弃的村落。

斯图加特这座城市兴盛于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已拥有三千至四千名城市居民。从住房条件来看，一般市民的平房建筑已逐渐为多层楼房的桁梁木结构建筑所替代，而教堂建筑和贵族阶层居住的楼房多为石料建筑。1495年，大胡子艾伯哈特公爵（Herzog Eberhard im Bart）就在地方法律中规定，要求普通市民尽量将地基层建筑用石料砌建，而屋顶用瓦片铺盖。但实际上在颁布这样的法律规定之前，一般居民房屋建筑就已普遍采用了这种建筑方式。③

中世纪早期的几个世纪，斯图加特城的环境状况并不怎么令人乐观。比如，因为柴火燃烧所释放的烟雾弥漫着整个城市，城内的空气状况非常之糟，有些市民整日里喉咙疼痛难忍，咳嗽不止。当时，由于烧炊和建筑都离不开木材燃料，所以对木材的需求量相当大，这就要求城市确保拥有足够的森林面积和木材资源，以备不时之需。由于木材需求量很大，再加上森林牧场的不断开辟和草料的大面积收割，森林面积也因此逐渐萎缩，地表荒化现象不断发生。所以，还是在1495年，大胡子艾伯哈特公爵就将禁止乱砍滥伐森林写进法律条文中。④

到了中世纪晚期，葡萄种植已成为本地区居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它占据了相当大的种植面积，乃至于很多谷物生产不得不被放弃，由此引发的水土流失后果严重。为了来年能继续种植葡萄，人们不得不将流入山底的泥土重新挑运上山坡。

除了农业种植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外，中世纪手工业者们的作坊经营也给自然环境增添了不少负担和压力，这其中包括将废金属垃圾到处丢弃的铸钟匠、铅锌铜器铸造匠、水壶锻匠、马蹄掌锻匠和武器锻匠等，还有将玻璃碎渣到处遗弃的玻璃匠，以及将油漆涂料乱倒乱扔的油漆匠等。

另外，从中世纪开始，人们已开始意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并不断参与到水经济活动中。比如在艾斯林根（Esslingen）这座小城，哈布斯堡公爵（Rudolf von Habsburg）就曾从内卡河引出一条支流，以解决城内用水问题。为了能经营磨坊业，在内卡河的其他河段，人们不仅建造堰闸，而且还开挖引水渠道。比如14世纪时，人们就从内卡河支流内森巴赫河挖出一条引水渠，专供磨坊业经营使用。⑤渔业养殖方面，在内卡河另一条支流鸟鸣河边（Vogelsangbach），人们利用蓄水技术，修建了三个毗邻相接的小湖泊，专供水产养殖。还是艾伯哈特公爵，于1490年曾宣布调水计划，要求从内森巴赫河引出一条长达5公里的水渠，将河水引入到他的宫廷城堡内。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条人工渠的水量很小，自净能力也越来越差，可以想象，河边磨坊的运转效率估计也不会太高。①

加拿大历史学家马丁·基钦（Martin Kitchen）在研究中发现：“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对个人卫生并不看重。对于往往只有一套衣裳的贫困农民来说，洗衣服的麻烦自然可以省去。那时的教士对洗澡普遍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很多人认为水对于身体具有不良作用。”②由此可推断出当时的卫生情况相当糟糕。斯图加特于1350年时开始拥有第一家温泉浴房，到15世纪才拥有多家温泉浴室，个人卫生情况因此相对有了很大改观。在城市卫生方面，情况却更糟，市内的人畜粪便常常不能及时清除。当时市民们显然还不懂得，这些粪便中的病菌经雨水冲刷后会渗入到井水里。虽然在15世纪末已颁布了禁止污染水井和粪便乱扔乱抛等法律规定，但仍有不少市民对许多不洁事件进行投诉。再比如内森巴赫这条小河，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已不堪重负，尽管颁布了很多保护禁令，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淤泥堵塞，污水横流，臭气熏天。③

四、近代环境发展状况

16—18世纪的近代德国被深深打上了君主专制和重商主义的烙印。④随着1495年威腾堡公国的诞生、斯图加特公国首都的确立以及其君主专制下的军事扩张和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斯图加特及周边地区的环境毫无疑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人口发展情况看，16世纪末，城市人口约9000人，到1707年，已增至约16000人，1798年时，又进一步上升到18500人。⑤从地理范围来看，由于15世纪末艾斯林根城郊和16世纪利布弗劳恩（Liebfrauen）城郊的不断发展延伸，它们和斯图加特城最终连成一体，成为它的两个管辖区。不过，有些没有城墙的地段皆用于花园建设，以美化环境。由于人口增长，再加上城市发展受丘陵沟壑等复杂地形的限制，城市建筑只能向空中发展。为此，弗里德里希一世公爵下令，要求建平屋的市民必须再添加一层，而且城市中所有的空地都要被充分利用起来，以多建房屋，缓解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⑥

30年宗教战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人口急速下降和社会凋敝的萧条时期，但对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来说却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好时期。森林如此，动物亦然。比如当时狼的生存繁衍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所有德国诸侯国境内，狼的繁衍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斯图加特公国甚至还颁布命令，多猎杀狼群，以减轻其侵害。而到了19世纪，由于环境的不断恶化，狼几乎灭绝。⑦

与此同时，重商主义者们的商业经营并没有为该地区经济发展作出持续性贡献。他们曾多次尝试着进行桑蚕养殖和烟草种植，然而却时断时续，收效甚微。另外，许多行业中的手工业生产也好景不长，往往几十年就无疾而终。不过，在果树种植方面，由于当时有德国大文豪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之父、宫廷园艺师约翰·席勒（Johann Caspar Schiller）的普及宣传和亲自示范，该地区的园艺栽培和果树种植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为美化环境带来了很好的效果。1770年，斯图加特大公在其“寂寥宫”（Schloв■ Solitude）内成立了一所果树栽培学校，此外还在霍亨海姆城区成立了一家森林研究机构。到18世纪末时，针叶林在该地区已被大规模栽种，主要树种有落叶松和云杉等。在狩猎方面，由于它是一种社会上层人的娱乐活动，格莱姆森林还特地被辟为大公国狩猎区，而且里面还建有野鸡园，专供放养狩猎之用。另外，有经济实力的人还可以在城郊建造私人花园。①

在近代早期，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还要数当地人在水资源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开发和利用。1566年，克里斯托弗公爵（Herzog Christoph）就曾在格莱姆河上游建闸蓄水，然后再通过一条挖凿好的长达850米的水渠将蓄水引入内森巴赫河。53年后的1618年，弗里德里希公爵（Herzog Johann Friedrich）新挖了熊湖（B■rensee）。1623年，城市中的露天饮水池有23处，而宫廷内的露天饮水池却多达30个。这些水源都是通过木制管道引入城市，为居民生活、手工业发展和市容维护带来了极大便利。②然而，水污染仍是当时最严重的一个环境问题，其中内森巴赫河就因污染严重而被多次清理，甚至在1811—1812年间还放水清淤冲洗，拟作彻底清污，但最终还是没能得到有效根治。③

五、19世纪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

19世纪初，人们已开始尝试着去解决一些环境问题。1806年，城市已动员垃圾过多、异味过大的手工业作坊搬到市郊进行生产。4年后，拿破仑统治下的城市正式颁布法令，要求严格遵照执行。于是，很多制革厂、染坊、陶瓷厂和铁匠铺等纷纷迁出。④与此同时，一些较富裕的市民阶层也乐于搬到郊外，他们在那里不但建盖漂亮的房屋，而且还开垦荒地、种植葡萄、修建人工花园，过起了自然纯美的乡村生活。

大型建筑兴建的地基勘探工作在19世纪初已正式启动。1817年，为盖建一所军营，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曾委托工程专家杜腾霍福尔（K.A.F. Duttenhofer）对今天火车北站大街（Nordbahnhofstra■e）和海尔布隆大街（Heilbronner Stra■e）之间的地基情况进行勘探。结果，有27处被钻井灌浆，深度多超过9米，以确保地基的牢固和建筑工程的安全。这有可能是斯图加特建筑史上首次进行的地下勘探。⑤

从1860年起，斯图加特经济发展已呈现出一个旺盛的势头，人口也随之快速增长，这是因为城市连接外面世界的铁路已于1845年正式修通。另外，农奴制废除后大批农民劳动生产力的解放，也为城市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此之后，1862年城市间自由贸易的开通，又为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1871年德国的统一，更加速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1873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经济危机萧条期，但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因此而受阻，相反却以更快的速度前进，特别是这段时期内许多工业区的建立，标志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全面形成。⑥

在斯图加特市内的西边、南边和东北角，每年都会有许多新建筑拔地而起，不断上涨的地价带动了新的房产投机。①这些楼房多是石材建筑，特别是地基和房屋正面多采用就地取材的石料，坚固耐用，色调美观。放眼远眺，市内一群群建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色调统一，排列整齐，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就是在今天，很多楼房还一直保持着当年的原始风貌，实属难得。之所以此时期多采用石料，除了前面的这些优点外，还在于当时的木材资源已相当匮乏。所以，石材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木材危机。②

同样，斯图加特周边地区也面临着人口和楼房建筑同时暴增的问题。内卡河谷的许多地方和福尔巴赫地区已发展成为工业生产区，许多小村落也发展成为大型集体居民区。为疏散市内人口，从1900年开始，许多山坡中间的零星地带被推成平地，用于建房移民，这些密度不大的住房均带有花园设施，环境良好。通过这种迁居方式，斯图加特的城市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③大型居民区主要集中在（今天也是）地势较缓、土地肥沃的地区，包括依山傍水、森林茂密的地方。由于此时期人口众多，居住较为集中，环境卫生的综合治理已变得尤为重要。如1872年为郊区居民和1874年为市区居民颁布的有关环境卫生设施建造的条文，就明确规定了家畜粪坑和私家茅厕的盖建标准。④尽管此时期人们在为乡村和城市美化工作付诸努力，但空气质量和污水问题已日趋严重，如何进行有效的防治，仍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和德国许多大城市一样，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斯图加特市和周边地区已开始建成水供应和污水处理设施，自来水厂、远距离调水管道和沟渠设施等都一一兴建，此时的民众百姓在遭受环境污染后都意识到水源清洁的重要性。同时，当地农村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坡地这样有利的地形，建造一种当地特有的污水净化灌溉场，让污水流经坡地自动净化后再浇灌土地。为获取更多的土地，他们还利用排水技术排干许多内涝地。⑤在提高产量方面，他们还使用有机肥料，使农作物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此时的甜菜制糖业就得益于此而处于最鼎盛时期。⑥

此时期内，如何保证充分的水资源供应，已成为一个紧急棘手的问题。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想在格莱姆森林继续开挖人工湖泊已无可能。山区居民想从内卡河人工汲水的计划，自1862年提起后又一再被搁置。此时的内森巴赫河已不仅成为沿岸屠宰场，而且也几乎成为城市的排污口，里面受污染的鱼虾已很难再被捕捞食用。1900年前后，福尔巴赫河中已很难再发现鱼虾的踪影。⑦

19世纪下半叶，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如在1862年颁布的行业法规第7章中明确规定，如果某企业开设工厂或经营业务，就必须遵循当地警察部门的有关规定，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以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前提。1900年，尽管新水法颁布实施，而且颇有超前意识，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能被彻底贯彻执行下去。①

各项法律条文的条条框框虽多，且要求严格，但并没有因此阻止整个地区科技进步的步伐。1873年，斯图加特市成立了首个食品检验实验室，用以检测食品，以确保食品安全。②同年，为清除粪便，防止再污染环境，城市研发了空吸设备，将厕所茅坑中的粪便吸入密封容器，然后再通过货运列车运出城区，作为农肥出售给周边农村地区。1874年，城市地下已开始铺设排污管道。1915年，缪尔豪森已有了本地区第一家污水处理厂。③到19世纪末，城市街道卫生工作和垃圾出城处理每天都没有中断。尽管城市卫生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是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葡萄园里还不时散发出未经化学处理的粪便的臭味，老城区公厕中的臭气也不时四处飘散，这些都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困扰。在堪施塔特城区，此时期虽开设了矿物温泉浴场，但也时而发生污水乱排问题。为此，1905年，小镇和斯图加特市合作，安装了给排水处理设备，从此一劳永逸，没再发生过任何环境污染问题。④总之，虽然从历史记载中可经常发现人们为求得自身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所作的许多科学发明和科技进步，但由于缺少详细的使用方法和经验介绍，所以只能了解一个大致轮廓，但无论如何，它至少反映了19世纪环境问题的严峻紧迫性和相关科技发明跟进的及时性。

六、20世纪环境问题的全面爆发与综合治理

进入20世纪，斯图加特地区的环境问题和德国其他地区一样全面爆发，令人担忧。从人口发展情况来看，城市管辖地区在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合并重组后又进一步扩大，到1960年前后，人口已暴增至60万。另外，整个地区的人口数已达到200万，成为德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⑤从机动车人均拥有量情况来看，本地区已高居德国榜首。在交通条件方面，家庭住所和劳动岗位之间的交通网密集度在德国也首屈一指。此时期内，如何将这些劳动大军从私家轿车转移到公交工具中，以更好地缓解交通压力，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到很好的解决。密集的柏油马路将城市划割得四分五裂，到处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车辆人群。为解决这一问题，发展地下交通、合理分流交通参与者已成为当务之急。⑥

其实早在20世纪初，德国有些大城市就开始动手兴建带有休闲功能的城市休闲区，如1910年杜塞尔多夫和1912年柏林两座城市就有此先例。⑦不过，当时的斯图加特还没有感到人口压力，市区内当年修建的很多公共休闲设施仍可供使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城市中每一平方米都被纳入到城市规划的版图，其目的在于：既要确保物种的多样性和地下水资源的富足，又要保护空气、土地、水资源等不受污染。另外，防治噪音、避免出现城市极端气候也是城市规划的重要任务。这些构思和设想在当时已由各行业专家提出，社会各界也受邀积极参与到计划方案的讨论与制定的过程中，这其中包括国王大街（K■nigstra■e）的绿化、屋顶绿色计划、拆迁地区的绿化、隔音墙的修建、废旧河道的疏浚治理和绿化等实施计划。①针对当时树木损坏时有发生的情况，在经过许多公众激烈的讨论之后，1983年，城市决定运用近红外线成像技术对市内所有树木进行监视，以防止新的破坏行为发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②另外，城市还对新栽种的树木按期浇水施肥，清除了除雪防滑使用的盐水和路面汽车漏油对树木造成的损害，为树木生长和环境美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建筑行业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较为突出。据统计，1999年，本地区大规模建筑和城市开挖工程所产生的垃圾为8504吨，高居垃圾排行榜榜首，远比街道垃圾（1794吨）和市民生活垃圾（1638吨）高得多。特别是运出城市的建筑垃圾要么堆成一座座小山，要么填满山谷，可见数量之大。③在砂石采集方面，河谷山谷里的采集量已达到了相当规模，早已远远超出300多年前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采集规模。另外，20世纪初，大型人工湖泊虽不断修成，但结果是不但造成了周围地区的旱情，而且湖底也留下高低不平的坑洼和炸山放炮后滚进的碎石。④

20世纪初，由于农业生产结构的重大改变，如土地的重新丈量划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化肥的大量投入使用等都使农业生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量不断提高。此时的森林储量也相当可观。尽管如此，不时出现的土地旱情和城市高楼的不断修建却导致了本地区气温不断上升。⑤为保证物资运输的畅通快捷，在20世纪20年代，辖区内最重要的河流——内卡河第一次得到了疏浚，而且于50年代还扩建了沿岸城市斯图加特和普罗兴根（Plochingen）的码头，以保持航运畅通无阻。⑥纵观20世纪早期该地区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说，环境压力和人的生存压力已远大于史上任何时期，许多不可逆转的自然破坏和环境损害都产生于20世纪初。

二战以后，战后重建工作已成为重中之重，如何创造就业机会、确保经济增长，已成为当务之急。但对于如何加强环境保护的问题却考虑不多，只是当时的法律规定，村镇一级单位可拥有房屋规划建设权。其结果是，每个地方在建盖房屋时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及他人，环境问题很少被考虑。比如在科恩塔尔（Korntal）镇，清一色居民住房直接和一个工业区相毗邻，中间仅以一条铁路线将彼此隔开。不仅如此，道路建设和机场建设等方面也存着环境保护考虑不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暴露，应该归咎于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比如1968年该州发展规划中就明确规定，经济发展要依赖于“交通大动脉”，也就是说要多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以促进和带动附近地区工商业、交通和住房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势必会加剧只顾经济发展、顾自然环境的思想的蔓延，其中，内卡河谷很多村镇布局建设的教训尤为深刻。①可喜的是，这种发展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已得到彻底纠偏。这一时期，巴登-符腾堡州的《自然保护法》出台，其中第一条就已明确规定：“作为人们的生存基础和休养生息地，自然环境应受到很好的保护维护、设计规划和开发利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要求：第一，确保大自然发挥它最大最好的潜能；第二，确保实现自然商品（如土地、水、空气、气候、动植物等）的最高利用率；第三，确保自然生命的多样性、稀有性和万物之美。”②这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在这样的法律规定和社会价值观的引导下，本地区的环境保护有了长足进步。比如1990年，一个长期致力于邻里地区加强环境保护的“友邻协会”，为了促进本地区自然环境保护，就呼吁政府部门应尽快制定濒危动植物物种保护的有关规定。1992年，它还提出了气候保护方面的方案设想，其中包括气候分析、极端气候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解决方案等具体内容。③

1996年，《21世纪斯图加特发展远景规划》的颁布实施，可以说是对《自然环境法》维护的新贡献。其中的一项环境保护计划的颁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即市内总共100公顷面积大小的铁路网将作新的布局调整。为此，在准备阶段，受环保部门的委托，有关建设部门在市内各地区作了相关的环境测试分析，并向社会公布结果。这些测试分析包括冷空气和风速测算、有害物质对环境的影响测算、水文地质勘探情况分析、物种生存和气候变化情况分析等。④此外，成功的事例还有如威尔瑙（Wernau）附近人工湖泊的开挖兴建，以及堪施塔特城区附近内卡河岸生态环境的修复。为了更好地恢复生态平衡，该地区特设立一种所谓的“生态账户”，旨在在村镇一级实行生态补偿机制，要求“污染者付费”、“受益者和破坏者也付费”。在这种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有些原来环境遭到破坏的地方也有了新移民迁居，许多新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正逐渐形成。如20世纪末，霍恩勒（H■rnle）旁边过去的一个采石场经过生态修复后，甚至被并入到国家自然保护区，成为生态补偿机制方面一个成功的范例。⑤

在综合治理方面，技术措施的合理运用也发挥了作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机动车有害物质排放方面，20世纪末，根据欧盟3号排放标准要求，该地区平均每台不带尾气净化装置的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从原来每公里2700毫克下降到80毫克，相当于每公里的碳氢化合物从1019毫克下降到33毫克，一氧化碳从6258毫克下降到606毫克，效果显著。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状况没持续多久，到2000年，平均每个工作日有813000辆机动车进出城市，比原来增加了近三成，这使原本得以控制的排放量又重新遭受到新的挑战。由于车辆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城市道路面积也不得不随之增修，1955年时，道路建设总面积约合为2000公顷，而到了2000年，已翻了整整1倍，约达到4000公顷。同样，机场建设面积也在不断扩大。⑥虽然在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全社会还是为之付出了许多努力，该地区的政治家、企业、社会团体、宗教界、公民和媒体等都为环境改善和民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结语

美国环境史学家休斯（Donald Hughes）认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①德国斯图加特地区所经历的史前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和生态文明时代，正体现了日耳曼人在他们的生产劳作过程中形成的对人与生态群落关系的种种思考。这当中，既有他们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和谐，也有与自然环境的抵牾悖逆；既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也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如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各文明时代是否在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的有效保护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该州《自然保护法》的颁布施行，即预示着本地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正式到来。正是由于德国环境主义者提出并一贯奉行“全球性思考，地区性行动”（Global denken. Lokal handeln）这样的口号，②斯图加特人才和德国其他地区的德国人一样从自身做起，首先着眼于本地区环境问题的解决，然后为共同建成“绿色德国”而不懈努力，他们30年来的实践业已为全人类树立了榜样。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日耳曼人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实践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