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福，解柠羽

(大连民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05)

一、特色产业与城镇化概述

“事物之独胜处曰特色，言其特别出色也”。特色经济、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的“独特性”在于其形成基础、设计加工过程或服务应用价值具有独特之处，是历史的积淀、文化的传承和其赖以产生发展的特定具体环境所决定［1］。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产业、产品的竞争很激烈，需求空间相对越来越狭窄，而随着绿色、原生态化的市场需求趋势，中国欠发达地区、西部民族地区要在市场经济中获取竞争优势，就应当发展特色经济，培育和发展具有地域化、生态化和自生能力的特色产业，并以此作为推进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的基本原动力。本文的民族地区是包括不重复计算的民族8省区(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云南、贵州和青海)和民族自治地方，显然民族地区占大部分国土面积(近64%)，且实际上表现为“四区叠加”:生态脆弱地区、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和贫困地区。

“城镇化”也称非农化，起源于英文“Urbanization”，是一定地域内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系统社会变迁过程，包括人口向城镇地带的流动、生活方式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社会、组织和文化的变迁等。城镇化有三方面的含义，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Urbanization)、城和镇的数量增加(Urban Growth)和城镇生活行为特征扩展(Urbanism)［2］。城镇化指经济发展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化的必然过程，城镇化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创造消费需求，最终带动地区迈向现代化［3］。1979年吴友仁在研究城市发展时引入“城镇化”概念，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发展观”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埃尔德里奇较早提出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Friedman［4］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是物质、空间、经济、人口、体制以及社会特征的多维现象反映，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多层面的经济与社会空间演化过程。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概念的表述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城镇化是乡村变为城镇的过程，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中、部分农村地区逐步演变为城市地区、城镇人口不断增长。因此，城镇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其根本标志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业比重的上升［5］。

当前民族地区突出的问题是基础设施落后、生活贫穷、城镇化率低，且缺乏特色与可持续有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支撑，使得“产业、城镇、居民”三者难以融合，也是国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和难点。本文探索将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与城镇化发展协调机制，期望成为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这种机制也将是缩小东西部和城乡差距、突破“二元结构”、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最直接、有效方式。

二、东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城镇化现状比较

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3)》，2012年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为52.57%，而发达地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大高于这一平均水平，相反5个民族自治地区除内蒙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而贵州、云南等城镇化率不到40%，最低的西藏仅仅为22.75%，城镇化进程严重滞后。

表1 中国东西部部分省(自治区)城镇化状况及GDP比较

表1数据说明，地区城镇化率与地区的GDP存在密切关联性，人均GDP高的地方，城镇化水平就高，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是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产业竞争力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动力。辽宁省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见表2。因此经济发展、产业带动，特别是第二产业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第一推动力。

表2 辽宁省东西部部分县(市、区)城镇化状况及GDP比较

三、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城镇化演进的动力是指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只有从本质上理清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才能把握城镇化的演进方向、演变规律和过程，才能科学合理地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说，城镇化演进的原动力不外乎二个，即“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

1.“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力

城镇化表象上是人的聚集，其实则是多种资源要素的汇集过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是指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经济和社会要素运用由政府行政力量作主导，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开发、城市建设、行政区划，从而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自上而下”城市化模式强调的是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政府运用指令性手段发展城镇变迁模式，比如移民搬迁、资源开发、边防建镇等行政行为。张永亮和刘峰［6］指出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突出，以往的城镇化多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首先，政府通过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推动经济发展，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增就业，同时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将增强城镇的聚集能力，通过对城镇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的投入提高城镇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镇发展;政府建立的各类行政机关、公共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等绝大部分都在城镇，这直接促进了城镇的建设和形成。

其次，政府通过制度政策促进城镇化。政府是社会管理制度供给者，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或制度，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促进城镇化的扩展。

2.“自下而上”的市场推动力

市场经济的核心在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推动城镇化表现为“产业驱动型”城镇化和“宜居消费型”城镇化。城镇化与市场化、工业化实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城镇发展是产业升级、规模扩张、社会劳动分工和人口迁移与聚集的自然结果，这种模式中城镇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社会各种资源要素聚集的过程。市场通过“看不见手”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来促进城镇化发展，市场是人们在自愿基础上对商品、劳务、要素进行交换的场所，通过市场交易使个人产权获得了积极的运用。民族地区利用区位、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培育先进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即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特别是“原生态农业”“高端休闲产业”“绿色产业”等，从而促进和引导生产要素进行流动，使要素流向收益较高的产业和区域。由于城镇相对于乡村有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要素回报率，就导致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客观上推动了经济持续发展，从而促进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的实质是由产业集聚所引致的人口、资本、技术、公共服务等要素的集中。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城镇化的内在推动力，在城镇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改变三大产业的结构关系，增大工业和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就可以获取更多的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城镇化水平。专家雷纳德对一百多个国家的研究分析发现，一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紧密相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状况和其经济水平呈现了密切的正相关性:“当人均GDP从250美元增加到1 5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一般会从25%上升到50%，当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会上升到75%”。上述表1和表2也验证了这一论点。

综合1，2两部分内容，民族地城镇化动力机制如图1。

图1 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四、中国民族地区城镇化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大”提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者并重的发展模式”。民族地区有必要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区位特点、民族及原生态环境优势，努力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进而带动城镇化进程。至于特色产业的培育发展方式，比如资源开发的循环生态工业模式、依托边境区位优势的低碳边贸产业模式、基于民族文化的旅游产业模式等，也是带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有效模式。

1.旅游带动城镇化

旅游是高度复合型的产业，能带动食、宿、行、游、购、娱等行业，具有综合性高、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加快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业发展，是适应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就业、增收入、缩差距都有重要意义。

(1)风景名胜周边城镇化。中国民族地区具有丰富而奇特的多类型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依托旅游产业和配套服务业发展不仅能够有效地实现人口集聚，带动城镇化进程，同时相较于工业驱动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是推动城镇化的有效途径。

长白山旅游景区分为北坡、西坡和南坡三个景区，他们的景点也各有特色。目前北坡和西坡是游客主要游览的景区，主要景点有瀑布、地下森林、温泉、绿渊潭、小天池等景点。每年夏季长白山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巨大，当全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超35摄氏度时，在长白山景区，最高气温仍然才20多摄氏度，清爽怡人的天气，壮丽多姿的风景使得这里成为夏日避暑胜地。2013年8月以来，北、西、南三个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15 000人，极大的带动了当地三个城镇的餐饮、住宿和交通业的发展。

(2)乡村旅游带动城镇化。推动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合理利用民族村寨、古村古镇，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旅游小镇，保持传统乡村风貌，让游客能够回忆往昔和乡愁;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扎实推进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城镇化化建设，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呼伦贝尔鄂温克的“牧民一日体验”活动，就是这一思路的典型例证，其推动了牧区旅游，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跨境旅游推进边疆城镇化。中国疆土辽阔，2万多公里陆地边境线形成的边境旅游市场成为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助推器和睦邻惠边的人文新纽带，必将带动边境地区人、财、物的聚集，从而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这类地区地理位置较为特殊，位于两国交界地带，具有界碑、国门、海关、边贸场所等标志性旅游景观。

2.边境口岸城镇化

中国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分别与14个国家接壤，分布有众多的边境口岸。各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非常相近，经济上消费品互补性很强。这使边疆民族地区具备了发展边境贸易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人文优势和市场优势。边贸经济依托“口岸”、借助“通道”或“过境”便利，以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为主体，通过货物的集散扩展产业链，带动当地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商品仓储、装载、搬运、食宿、银行等过境通关的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发展，直接助推了小城镇的建设。

满洲里是中国最大的沿边陆路口岸，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具有发展口岸贸易经济的独特条件，承担着中俄贸易70%以上的陆路货物运输量。满洲里辖区面积732平方公里，人口30万，有蒙、汉、俄罗斯等20多个民族，目前都是城镇居民(以前少量农牧民也已经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100%。

3.资源开发带动城镇化

历史演进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逐水草而居”、“逐矿山而居”，资源依托型产业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普遍模式，也是民族地区人口聚集的传统方式。新疆是资源大省，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丰富，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依托石油的克拉玛依、库尔勒，依托于煤炭开发的哈密市以及依托于有色冶金的阿勒泰和阜康市，这些城镇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依赖资源开发产业。

资源型城市往往也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资源开发与废弃物排放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因此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开发必须限制在一定限度内，要朝低碳循环发展方向努力，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资源枯竭以后的城市的发展转型，这类城镇应及早积极谋划替代产业的发展，选择合适的时机发展其他产业，探寻城市转型新路径。

4.生态移民城镇化

生态移民大多是由于过于恶劣的生态环境，导致人类无法在该地区继续居住，从而进行移民，具有自愿性;或者为了保护以及重建某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将该地区居民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具有计划性［7］。显然生态移民是典型的政府推进型“自上而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鄂伦春自治旗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距鄂伦春旗府阿里河镇一百多公里的多布库尔民俗村是为狩猎民族鄂伦春新建的移民民族村落，村内建设31栋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民居，鄂伦春猎人部落绕村而建，以保护鄂伦春文化传统与习俗为核心，以保留、保护鄂伦春游猎民生产生活方式、原生态文化为主体，成为展示鄂伦春民族独特民族文化和民俗的窗口。

五、案例分析: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城镇化

内蒙古鄂温克旗2013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81.2%，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为79.2%。近十年来，伴随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人口、环境、社会剧烈变化的趋势已明显减缓，进入平稳改善期。

1.鄂温克旗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资金短缺制约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密度小、布局分散，因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各镇的给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及道路等市政设施不健全，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非常大。

(2)棚户区改造任务繁重。从旗所属镇的情况看，巴镇地处中心城有商业开发潜力，突破点在于科学有力的组织，探索形成多赢的开发机制;大雁棚户区的绝对数太大、困难最大，难点在于资金，出路在于激活房地产市场和产业城良性互动。

(3)苏木所在地居民被边缘化。鄂温克旗6个苏木、乡现有居民5 987人。随着户口、草原管理政策趋严，牧区居民从事牧业，但没有草牧场、不属于嘎查组织，也没有建立居民自治组织，很多政策享受不到，成为边缘群体，这是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方面。

2.鄂温克旗城镇化发展路径

(1)合理制定政策鼓励牧民进镇，进一步提升城镇化规模。为了改善乡村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减轻草原生态压力，应当出台人口向城区聚集政策。按照“自愿为主、来去自由”的原则，鼓励农牧民和林区群众在土地、草牧场和林地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进城安居。并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引导，通过保障房建设、住房补贴等政策性手段扶持鼓励，促进人口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

(2)推进区域一体化，不断增强城镇体系活力。开放、连通、融合、一体化是潮流。巴镇纳入中心城是机会，应下决心打破交通、体制、理念方面的各种障碍;大雁镇应主动对接与牙克石一体化，建设半小时、一小时城镇圈。

(3)突出民族文化底蕴、培育特色小镇。鄂温克旗民族文化多元，保持比较完整，各个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要依托各苏木乡镇主体民族聚居的优势，打造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特色城镇。在严格审核的前提下鼓励乡镇苏木政府进行项目融资，发挥基层政府的主体作用，加大特色小城镇建设力度。

(4)着力培育支柱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集聚中小微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支牧产业、新兴服务业;按照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规划，大力推进现代农牧业，与城镇化实现良性互动;结合民族文化和草原景观，丰富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质，带动居牧民增收和城镇服务业发展，促进牧区城镇化。

［1］张璞，赵周华.少数民族特色产业的内涵和特征分析［J］.前沿，201l(17):152-157.

［2］保罗·诺克斯，琳达迈克卡西.城市化［M］.顾朝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3］PEDERSON P O.Innovation Diffusion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al Urban System［J］.Geographieal Analysis，1970，2:75-78.

［4］FRIEDMAN，JOHN.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 urbaniz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6，30(2):440-451.

［5］李丛军.中国新城镇化战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6］张永亮，刘峰.论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转变［J］.湖南社会科学，2005(1):116-118.

［7］包智明.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