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康凯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地位崇高，无出其右。但即便如此，鲁迅依然受到严重的忽视和误读，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他的小说，他的诗歌（主要是《野草》）受到严重忽视和误读；二是相对于他晚期带有左翼色彩的零散的文论，鲁迅早期的系统性的诗学受到严重忽视和误读。在看似热闹的鲁研界，其实是冷热不均的，作为启蒙小说家、左翼作家和文论家的鲁迅受到过多的关注，而作为诗人、诗学理论家以及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奠基者的鲁迅则被边缘化了。虽然新世纪以来这种失衡状况有所改观，但还远远不够。

早在1907、1908年，青年鲁迅以其慧心精思，先后写下《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诗》、《破恶声论》等诸篇思想文本。这些文本高屋建瓴、体大虑周，以当时最具现代性、国际性的视角，观照人类文化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史的兴衰变化，对种族、国家、科学、宗教、人文、诗歌等诸多议题提出振聋发聩的见解。虽然这些文本的论题各异，却有共同的题旨贯穿其中，可以一言以蔽之，日“根柢是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认为，与那些辁才小慧之徒或干禄求利之辈所掇拾的“枝叶”相比，这才是抓住了“根柢”。那么何以立人？首先在立“心”，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危机在根本上是“心”的危机，因此鲁迅的启蒙诉求也就成为对“心”的诉求。那么何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