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他的作品是什么关系？母子关系？“我”生出了另外一个“我”？作品完成之后作为一个“独立存在”到读者那里去了，和“我”没关系了？都对。那么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好的作品 ——仅仅是足够好的触及到人类血脉的作品，这关系是作品在被写作过程中不断杀伤作者的关系。

并非在写《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见《中国诗歌》2013年3期）时我才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也许因为愚钝，我想过很久。1991年底的《重看曹禺话剧》 —诗中，我认为曹禺的艺术，是“从我们的血肉中/抓出一把诗句”（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版拙著《名城与门》79页）。欣赏的过程尚且如此，创作当甚之。“这艺术何用/令我冥顽而专心，我因为它/而把自己逼上绝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华诗歌百年精华》528页拙作《向自己倾诉》）。意思是我终于能够说出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在人生到了濒临“绝路”的时候。面对文森特-梵高，1991年8月在《仓皇的向日葵》（见《十月》杂志1995年3期，台湾诗之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日内瓦的太阳》34页）中我写道，“我的疼痛无边涌荡/天才是人类的疾病”。有艺术才能的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抵达对同类的痛苦与欢乐的感受极限并能够以人们熟知的手段加以表现，假如不意间突破了这极限，就只有疯掉。我至今还能清楚回忆起当时写这首诗时内火攻心、气血逼喉的情景。梵高在法国阿尔作画时想必有过之无不及。同样地，《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如此，写了《1984年》的奥威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