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培, 李 超,杨庆媛

(1.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 西安 710054; 2.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重庆市近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析

侯 培1, 李 超1,杨庆媛2

(1.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 西安 710054; 2.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重庆 400715)

以重庆市2001—2012年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采用协调发展模型和函数分析重庆市近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的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 重庆市近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总体处于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阶段，呈现“U”型转向“一”字型发展；(2) 重庆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曲线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测度曲线的走向基本呈现出轴对称关系，且两者整体在波动中上升；(3) 城镇化发展的强度和力度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相匹配，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共赢的基本要求。

城镇化; 生态环境; 协调度模型; 变异系数法; 重庆市

城镇化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4个方面。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被多次提及，可见城镇化发展俨然成为新一届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手段和方向[1]。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新型城镇化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这一客观载体，城镇化的发展是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技术和手段，生态环境的质量反过来又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2]；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3]，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能够在较小的空间内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并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而城镇化的过快发展又会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空心村等一系列“城市病”和“农村病”。因此城镇化率的提高要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4]，否则城镇化的发展便失去了实际意义。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质是两者之间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这种关系可以归结为人地矛盾[5]，其协调性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谐和共生。而城镇化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高效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高度适宜性[6]，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双赢。

马世骏等[7]提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新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和自然是3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个系统的问题不能简单的看成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或自然问题，而要放置在“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解决。国内外关于城市、城市化(城镇化)、生态环境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 在城镇化测度、发展模式方面，Todes等[8]针对当前南非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和趋势，重点解析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关键驱动力因素，指出循环移民仍然是南非农村人口寻求生存的重要方式，并论证了经济发展和就业率的增加对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性；刘彦随等[9]采用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和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解析了1990—2010年中国城市典型样带的城镇化差异性；杨俊等[10]以旅游小镇为研究对象，结合元胞自动机系统(CA)理论对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进行模拟和预测分析，研究表明元胞自动机模型在模拟旅游小镇演化方面具有较高的可靠性。(2) 在生态环境方面，陈利顶等[11]系统总结了城市化过程对景观格局演变的影响，分析了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并指出目前城市景观演变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中的不足。(3) 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方面，王长建等[12]以新疆1978—2009年的数据为基础，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并分别绘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曲线图，对比分析两者的关系；候阳[13]以盐池县5个典型乡镇为研究对象，借助3S技术、景观分析软件及其他统计分析手段，对当地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景观格局的变迁和城镇化引起的社会经济转变进行分时段研究；卢虹虹[14]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建立基于离差系数法的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运用GIS软件对研究区不同年份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变化进行模拟，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刘耀彬等[15]以江苏省的统计数据为支撑，将城镇人口比重与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表征变量，按照“各态遍历假设”的观点，从“时间序列谱”中透视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一般规律，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江苏省工业“三废”与城市化数据进行拟合，呈现出U型、倒U型或N型等不同耦合关系。这些研究成果分别在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涵义、意义、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诠释，揭示了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响应，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但这些成果多集中于沿海或边境典型地区的研究，对内陆城市关注不足。

本文以西部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为例，以时间为研究线索，采集2001—2011年的统计数据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综合协调度进行分析，探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互动关系，以期对相关部门的决策规划提供参考和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幅员面积8.24万km2。直辖以来，重庆市城镇体系逐步完善，初步形成由主城特大城市、6大区域性中心城市、23个区县城市和上百个小城镇构成的4级城镇体系。据《重庆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及《2012年重庆市环境状况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2 945万人，城镇化率为5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52.57%；全市GDP为11 409.6亿元，人均GDP为34 500元，稍微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 914元。近年来，重庆市正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时期，这也是生态环境调控和保护的关键时期。2012年9月，重庆市出台的《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重庆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55%提高到60%，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2012年10月，中科院发布《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重庆位列“新型城市化水平”第8位。

伴随重庆市的城镇化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至。针对城镇化发展及环境保护和建设面临的形势，重庆市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2012年7月开始陆续设立了17个PM2.5监测点；2013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2013年5月，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主城区尘污染防治办法》；2013年5月，重庆市出台《重庆市环保“五大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中提出“环保‘五大行动’”分别为蓝天、碧水、宁静、绿地、田园行动。2013年8月，重庆市环保局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程序规定》(渝环办发[2013]48号)，使得城市建设项目的环评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

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过程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2—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年)、《重庆市环境统计公报》(2001—2012年)、2001—2012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重庆市在2011年进行过土地行政区划变更，因此全文统一以2011年行政区为标准，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相邻年份数据插值补齐。

2.2 研究方法及过程

2.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在借鉴相关已有研究成果[16-24]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和综合性原则，并根据重庆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自身特点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构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测度体系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表1)。

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1) 人口城镇化指标。该指标涵盖人口发展状况，隶属判别城镇化发展水平最传统的数据统计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发展的判定基础；(2) 经济城镇化指标。包含GDP等相关统计数据，从经济方面解释城镇化发展的支撑性动力；(3) 空间城镇化指标。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即为空间用地规模的扩大；(4) 社会城镇化指标。该方面指标反映重庆市城镇化进程对居民生活水平及社会质量的改善状况。

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测度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1) 生态环境压力指标。该方面主要反映城镇化进程中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和产生的各种压力；(2) 生态环境状态指标。反映重庆市生态环境现状；(3) 生态环境响应指标。该体系通过相关部门应对城镇化进程对生态环境产生压力后所采取的措施来客观反映生态环境状况。

研究过程中采用变异系数法[25]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1)

(2)

表1 重庆市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2.2.2 数据处理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为消除量纲差别，先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评价指标有正向和负向两种类型(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介于[0,1]之间，计算公式如下：

(3)

(4)

式中：yi′——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yi——第i个指标的具体值(i=1,2,…,n)；Xi，xi——第i个指标在研究时段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采用以下模型计算[26-27]：

(5)

式中：Y——城市化或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yi′——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i=1,2,…,n)；Wi——第i个指标的权重。

2.2.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模型 在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时，学者们大多采用以下模型：

(6)

式中：Ci——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Y1，Y2——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由公式(4)计算得到。协调度数值的计算结果取值范围为[0,1]，值越靠近0，表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水平越低，反之则越和谐。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26]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协调度值的评价结果精确到千分位，共划分10个等级(表2)。

表2 协调度等级划分及标准

3 结果与分析

3.1 重庆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如图1所示，重庆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在2004—2005年、2008—2009年发展速度较缓，2004—2005年人均GDP增长率下滑，由19.20%减少到14.38%，2008—2009年期间金融危机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体来看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在2005—2009年、2010—2011年发展迅速，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1 2001-2012年重庆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的发展趋势线整体在波动中上升。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的发展、城市建成区范围的扩张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2008—2009年城镇化发展速度放缓，但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此期间环保投资激增，由2008年的126.4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89.55亿元，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在2010年达到80.40%；而人均GDP的增长率在此期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下滑，由2008年的23.22%减少到2009年的11.86%，幅度较大；在2010—2012年经济又出现回升，人均GDP增长率由2009年的11.86%激增到2012年的25.02%。2009—2010年，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曲线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指数曲线基本交汇重叠，其发展速度趋于一致，呈现同步发展；2009年和2011年，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发展速度超过城镇化综合水平发展的速度；2011年以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表明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成效显著。且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人口素质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加强，城镇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逐步同步上升。

3.2 重庆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

如图2所示，重庆市2001—20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协调度呈现“U”型发展趋势，2003年处于“U”型谷底，全程变化幅度为0.442～0.500，处于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状态过渡中。且该曲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拐点分别为2003年、2005年和2009年：(1) 2001—2003年，濒临失调、急剧下降阶段。此阶段重庆市成为直辖市4年，正处于大力发展城市化建设阶段。工业“三废”的排放、城市人口规模的迅速增加、城市建成区的急剧扩张等，使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有所提升，但重庆市大部分区县地处三峡库区敏感生态区内，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此阶段城镇化的发展显然已经超过了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发展速度；(2) 2003—2005年，濒临失调、缓慢恢复阶段。此阶段正值国家及重庆市政府出台一系列相关环境保护的法规、文件，从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起到保护和改善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阶段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发展速度呈现一致、逐渐恢复协调的态势；(3) 2005—2009年，濒临失调、快速上升阶段。该阶段处于刚刚平稳度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谷底关系的关键时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发挥了一定的成效；(4) 2009—2012年，勉强协调、稳步发展阶段。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稳定中求发展，基本上已经跨越濒临失调、进入勉强协调阶段，此期间属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调整的关键时期，决定未来发展趋势的好坏。总体来说，重庆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不断优化。

图2 重庆市2001-20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变化趋势

4 结 论

(1) 重庆市2001—2012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协调度曲线呈现“U”型转向“一”字型发展，2003年处于“U”型谷底，总体处于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阶段。

(2) 重庆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数曲线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指数曲线的走向基本呈现出东北—西南向的“轴对称”关系。从城镇化综合水平测度指数的结果来看，整体上升：2001—2004年和2009—2010年发展速度较快；2008—2009年发展速度略微下降。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测度指数的结果来看，整体提高：2001—2004年发展速度较缓慢；2005—2009年、2010—2012年综合指数上升较快。

(3)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二者的协调发展影响到城市—环境大系统；城镇化发展的强度和力度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相匹配，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共赢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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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of Chongqing City in Recent 12 Years

HOU Pei1, LI Chao1, YANG Qingyuan2

(1.Xi′anEngineeringInvestigationandDesignResearchInstituteofChinaNationalNon-FerrousMetalsIndustry,Xi′an710054,China; 2.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from 2001 to 2012 in Chongqing City, we constructed the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had been employed to analyz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Chongqing City in recent 12 years. The results could b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in general,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in Chongqing City in recent 12 years was in a transitional stage characterized as the shift of disorders into reluctant coordination, which had presented in the ‘U’ model to a straight line； (2)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had a axial symmetry relationship with eco-environment, and both of them had been rising in fluctuation； (3)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o match the strength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protection degre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urbanization; eco-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method; Chongqing City

2014-05-13

2014-06-20

重庆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课题“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CDBCQ2012100)

侯培(1989—),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国土规划。E-mail:coolhope@163.com

杨庆媛(1966—),女,云南腾冲人,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国土资源区域规划、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E-mail:yizyang@swu.edu.cn

F291.1; X171.1

1005-3409(2015)05-02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