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英杨林翰

（1.北京大学 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在回顾中反省在展望中发力
——“北京世妇会+20：我们在行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魏国英1杨林翰2

（1.北京大学 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2.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2015年5月21-22日，由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性别课程中心、韩国启明大学女性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北京世妇会+20：女性在行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从法律政策、历史文化、家庭生活、职业发展、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围绕职业女性、老年妇女、女农民工、女大学生以及同性恋女性等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需求，深入探讨了北京世妇会以来各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行动目标。

一、多领域透视：性别平等进展与困境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许多国家为提升妇女的法律地位付出了努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妇女已有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如实的反映。缩短妇女法律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差距，成为与会学者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韩国培花女子大学校长、法学教授金淑子梳理了韩国近20年来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来提高妇女地位的进展，如在《女性发展基本法》（1995）全面修订基础上颁行了《男女平等基本法》（2014）；《男女雇佣平等法》（1987）修订后更名为《关于男女雇佣平等和支持兼顾事业家庭的法律》（2007）；通过修订《国籍法》（1997）保护已婚女性独立的国籍选择权；通过修订《民法》（2005）废除户主制；颁行《性别影响分析评价法》（2011）、《关于女性科技人员的培养及扶持的法律》（2002）和《经历中断女性等的经济活动促进法》（2008）等；以及出台在《公职选举法》中施行女性公选配额制（2002）、《公务员聘用考试令》中施行男女平等聘任目标制（2003）、《教育公务员法》中施行国立和公立大学男女平等雇佣等措施（2003）。她指出，“单从法律的制定或者修订上看，韩国在世界上应该属于男女平等、女性权益得到保障的先进国家之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韩国的女性并未达到法律所保障的平等水平”。她以韩国在国际性别赋权指数（GEM）、性别平等指数（GDI）和性别不平等指数（GII）中的排名以及结合韩国女性生命周期、玻璃天花板指数等数据，分析了韩国女性在现实中仍然遭受到与男性不同的差别待遇。她认为，克服男女两性的社会不平等，首要任务就是废除法律上、制度上的男女差别，制定保障平等权利的法律。但是，即使废除了法律上的差别，男女平等也不可能立即实现。重要的是改变过去关于男女作用和性别分工的支配性意识以及习惯等广泛的社会认识。韩国启明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李露利也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她指出，在有关妇女发展的诸多领域中，韩国政府将妇女与经

济、针对妇女的暴力、妇女的人权问题、妇女与媒体置于最优先的地位。韩国1995年制定的《女性发展基本法》是标志女性地位提高的制度性成果；针对对妇女的暴力，韩国制定了防止家庭暴力、性暴力、性买卖特例法，使得相关救助制度化；在女性人权方面也出台了婚姻、家庭、工作方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设立两性平等基金，创办了支援两性平等政策的有关机构及设施与团体。但政府方面人力及预算限制、女性政策统筹与调整限制、决策过程女性代表不足以及公民人权意识与教育的不足等，是韩国在完善保护女性人权和实现两性实质平等过程中仍需面对的课题。

一些学者从历史文化角度解析近20年来妇女解放与发展的进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叶汉明教授基于后殖民理论，以香港长期存在的蓄婢、纳妾和新界地区妇女没有继承权等现象为例，对殖民地时期底层妇女的处境和经验进行历史梳理，探讨了中国传统父权文化和英国殖民文化共同操控殖民地性别权力关系，呈现了性别、阶级和族群间的错综复杂情景。她认为，近20年香港由殖民地进入后殖民时代的历史契机，造就了后殖民理论对妇女史学研究的介入；20世纪80年代的本土化和为革除殖民地时期残留的父权传统而发起的社会运动，刺激学界开始后殖民反思。而殖民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如何影响后殖民时代仍持续存在的殖民主义传统和父权文化，以至二者结合，为各种方式的保守力量所保护及培育，以追求后殖民时代的霸权，其历史渊源值得探究。同时值得探究的还有全球化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它一方面为妇女运动注入了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强化其现代性；另一方面，全球经济重组的冲击令女性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者。从香港基层妇女的经验看，她们可以说是时代进步的最后受益者，也是困厄来临时的首要受害者。北京大学历史系臧健教授认为，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的历史，与中国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1979年以后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呈现三个特点：一是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者的研究逐渐出现分歧与分化；二是进入21世纪，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女性的现实问题；三是妇女与性别研究开始在高校设立学科和专业，标志着逐渐被主流学术界所接纳，朝着学术上的性别平等努力。她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妇女观与斯大林妇女观存在很大差异，希望学界能更多关注五六十年代苏联对中国在性别观念方面的影响。

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和育儿要求的提高，生活与工作的矛盾更加突出，寻找平衡之策成为职业女性面临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周云教授从教育程度、就业水平、生育年龄和时间利用的特点三方面比较了中日美三国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与工作方面的平衡状况。她发现，中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最低，但初婚年龄最低，劳动参与率最高，工作时间最长，因而最难平衡生活和工作的冲突。女性提升自身教育水平、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自我积极选择，结婚和生育等自我设计选择以及家务劳动和家庭事务增多等不得已的选择是造成这一冲突的主要原因。减缓和避免这一冲突，需要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李汪洋基于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探讨了女科技工作者怀孕与哺育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多数女科技工作者在喜悦和挑战并存的孕哺期希望并尽力兼顾工作和家庭，但是她们面临孕期困难多、产后职业发展遭遇瓶颈等问题，可能导致被迫减缓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积累，在岗位竞争和晋升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造成资源积累的断裂。这种不利因素将持续影响她们此后的职业发展，而且这种影响存在着明显的群际和代际差异，年轻一代女科技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更大些，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科技领域对学历要求普遍提高，从业女性职业起步期与孕哺期出现重叠。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林玉凤副教授讨论了澳门女性的家庭责任与个人发展之间的冲突。澳门20至40岁生育年龄的女性有八成工作，其中六成已婚，一边照顾子女一边上班的女性占大多数，妇女是主要的家务承担者。她认为，澳门女性的社会地位仍低于男性，在澳门政治场域以至职场，女性担任领导人员的比例仍很低。原因之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澳门根深蒂固。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会为了照顾家人而放弃个人在职场上的升迁机会。林玉凤提出，增加妇女的各种社会支援，让在职妇女有更多

时间平衡家庭生活和追求个人理想，将有助于构建更完善的家庭与工作模式。韩国启明大学女性学博士李元心以女性主义哲学观考察了韩国女性在如何走向退休、离职或建构新的工作形态。她发现，女性把家庭看作另一种职场，而不像男性将其视为单纯的休息空间，因而职场女性试图摸索与照顾家庭相协调的工作形态，她们并不看重“佣金劳动”，而是要创造和追求工作与“人的生活”相互协调的状态。这种状态对女性和男性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多群体关照：女性生存发展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复杂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与会学者认为，关注不同女性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推动女性进步的必由之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金蕾运用2012年中国家庭动态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发现，迁移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健康有着不同影响。农村女性迁移到城市，生活满意度没有太大变化，而抑郁程度略有减轻；而男性迁移后，生活满意度显著下降，抑郁程度略有加重。其中部分原因是，移民女性比男性更多地处于已婚状态并与她们的伴侣生活在一起，而且移民女性比男性的社会融合程度更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岳昌君教授基于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对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状况进行了性别比较。计量回归结果显示，无论男性和女性，高校毕业生跨省流动能够增加10.7%至21.1%的收入，但女生跨省流动的比例明显低于男生：男生流动率是50.8%，而女生只有39.1%，且女生起薪低，因此应该在政策上给予女毕业生更多就业帮扶。

韩国启明大学的两位教授讨论了韩国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问题。洪成姬教授基于韩国保健福祉部和保健研究院“2011年老龄现状调查”数据，从结构和功能维度考察了子女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的中介作用。她发现，影响男女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共同因素是包括主观性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水平在内的个人因素。但不同的是，男性无配偶老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受子女联络频度的影响；女性无配偶老人的生活质量则受子女情绪、身体、经济上支持的影响很大。李信影教授对2013年6至7月间居住在韩国农村的610名女性老年人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抑郁是影响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最大变量，农村女性老年人抑郁水平高于男性，75%的老年女性营养状况处于危险水平。她建议探索以老年人会馆为中心的集体用餐、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等解决方案。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罗鸣探讨了中国非异性恋女性家庭暴力问题。她通过419份问卷和对13人的访谈发现，近半数（42.2%）同性恋女性遭遇过来自父母家庭或婚姻家庭/恋爱伴侣的暴力。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她们通常会选择理解性忽略、功能性认同、从定义上直接否认等方式。遭受家暴后过半数人会选择求助，首要求助对象是社区内熟人和社区外亲属，但求助效果并不明显。非异性恋家暴双方虽然有明确的身份认同，但二者的角色仍然被异性恋霸权支配，因为社会还没有赋予非异性恋婚姻中相应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任务。罗鸣认为，非异性恋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与异性恋女性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有一定的相似性，应当且有必要将其纳入反家庭暴力立法考量之中，而且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方面，也需要有针对性的措施来保护非异性恋女性，避免其遭受来自亲密伴侣或原生家庭成员的暴力伤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吴利娟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北京数据为基础，结合定性访谈的资料，对北京居民对中国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正是性别立场、家庭立场、社会立场等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认知差异。韩国启明大学女性学博士权洺辰基于“实现自我和他人互联”的价值观和实践理论，分析了韩国非营利组织中女性活动家的领导特征。她发现，社区的持续和发展是不能通过活动家们宣称的“独自行动”来实现的，它的可能性存在于“互动”中。在互动中，社区成员会批评活动家错误的交流方式，同时活动家也能接受批评并做出改变。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李晓隽以《人民日报》近30年来对女排的报道文本为数据来源，从中国体育的价值取向、运动员的训练和赛场性别形象、运动

员的其他社会性别角色、社会各界对女排的消费方式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精英体育中女性是如何被定性、拔高和消费的，以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女性“赋权”过程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他指出，中国女排在国内受到尊奉，并不构成值得乐观的性别平等样板；相反，30余年来在市场和国家联袂实行的新自由主义脉络中，精英体育中女性的困境变得更加隐晦复杂，但此中也不乏突破限囿的契机和空间。

三、未来展望：重视社会现实问题，探索本土妇女发展之路

北京世妇会以来男女平等进程步履蹒跚，与会学者认真检视问题的症结，呼吁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要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更加关注底层妇女面临的困境，坚持走本土化的妇女发展道路。来自韩国启明大学的女性学研究所所长曹珠铉教授回顾了近10年韩国女权主义方法论的发展，指出现存方法论上的不足是韩国女性研究衰落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她以近年来韩国出现的性工作案例和整形手术等有争议的议题为例，借助实践理论提出了新的女性主义分析方法论，希望实现女性运动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和社会的重构。她提出，现代女性运动要更多关注女性的自我实现，而非仅关注男女群体间的平等；要通过对男女平等权力和主体性概念的不断深入研究，应对东亚各国女性所经历的新形式的性别不平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杨林翰则回顾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男女平等问题的研究。她发现,虽然性别研究有更多男性参与，也有更多本土经验观照，但两性间的绝对和相对资源在进一步分化。她认为，要实现性别平等就需要建立新的性别平等文化，应从性别平等概念、方法论层面上进行反思和再建构。

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教授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与界定，对新近发生的各种性骚扰情景进行了新的解析。她认为，性骚扰既包括性敌意环境、明示或暗示身体接触，还包括被拒绝后仍坚持追求的行为。调查表明，90%的女性受到异性性骚扰；10%的男性受到性骚扰，其中八成是同性性骚扰，两成为女性骚扰男性，可见，女性更多地被性骚扰所困扰。她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防止性骚扰的机制和行动，提出应该从机构政策和公众教育介入，改变大众对性骚扰的态度，呼吁尽快修订一个全面、跨领域的方案，将性骚扰纳入妇女权益和性别平等的整体框架，以实际行动来消除争取性别平等及妇女全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哲学系苑莉均教授从性的自主论和唯我论角度分析了色情观念。性的自主论者认为色情消费者有权利观看，他们是道德中立的；女性主义反色情者则强烈谴责所有色情，认为是对女性的客体化，使她们沉默并否定其自主。她通过详细检验这两种对立的色情观和与之相关的其他论点，提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方法论对女性主义色情纠结有更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建议。她认为，女性主义应扩大对色情暴力的分析，吸收各阶层妇女有分歧的色情观点，建立起在女性经验基础上又超越个体的、以关怀关系为导向的道德观，这将有助于促进对色情批评的健全辩论。

台湾大学叶德兰教授从2015年第59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年会的200多场会议及论坛中，发现了国际性别平等的三条主轴线——跨越界限的成果、承先启后的努力和彻底改变的追求；并从妇地会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二十周年政治宣言》与10周年、15周年宣言的纵向比较中，注意到了国际社会承认并关切结构性障碍和挑战等动向。她提出了未来亚洲女性运动着重的三个方向：培育年轻女性在实务上与理论上的能量；实践以女性权利为基准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宏观之和平、安全考量下，转变歧视女性的社会常规、刻板印象和习惯做法。

令人欣喜的是，参与本次研讨会的既有老一辈学者，也有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既有女学者女学生，也有男学者男学生。正如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国英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指出的，这是对会议“我们在行动”的主题做出的很好诠释，是男女平等事业不断进步的动力所在，也是人类和谐发展生生不息的不竭源泉。

责任编辑：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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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2563（2015）04-0118-04

1.魏国英（1946-），女，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编审；2.杨林翰（1991-），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3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