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武

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王传武

（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江门529020）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党锢之祸；东汉党人；党议；群体认同

东汉党人与党锢之祸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古士人研究和汉魏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研究中古士人之学者往往重党人独立精神之阐发，对之褒扬有加；研究政治史、思想史者则关注党人与皇权、外戚、宦官之矛盾，侧重具体阐明党锢之祸发生之原因，认为其暴露了东汉党人过于注重名节之失，其后果之一是促使东汉经学逐步让位于魏晋玄学［1］。

在此，本文无意评价东汉党人精神之独立崇高或不合时宜，也无意于继续探讨党锢之祸之具体成因，相反，笔者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党议”为什么能在东汉中后期成为影响朝野的政治思潮？换句话说，党人及“党议”的社会基础究竟何在？他们是通过哪些手段来表达和维系身份认同？对此，既往的研究多关注地缘关系和地缘整合。笔者曾仔细考察过颍川、汝南、南阳、山阳四郡的士人整合，结果发现，地缘关系并没有使党人封闭起来，相反形成了广泛的跨地域交往网络［2］。因此，地缘关系并不能解释党人群体之形成和“党议”之兴起。基于此，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的角度继续探讨此问题，以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党锢之祸为什么会发生。

一、党人的阶级基础

以往的研究多认为，党锢之祸源于士族与皇权、士族与宦官之间的矛盾［3］。“党议”的领袖和参与者中确有很多出身于士族：如陈蕃、窦武、刘淑、李膺、王畅、荀翌、刘祐、夏馥、范滂、尹勳、岑晊、羊陟、刘表、陈翔、孔昱等，都是史籍载明出身于士族的。明言出生贫贱者只有郭太、度尚、檀敷等三人。另有几人略有争议：

《后汉书》①卷67《党锢列传》载：“唯赵典名见而已。”但卷27《赵典传》载：“蜀郡成都人也，父戒，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其兄子赵谦、赵温相继为三公。本传注引《谢承书》曰：“典，太尉戒叔子也。”《华阳国志》卷10《蜀郡士女》载：“赵典，字仲经，成都人也。太尉戒子也，与李膺等并号八俊。”尽管其与赵戒的关系，史料中存有矛盾，但其出身于望族应无疑问。

唐长孺先生说：“杜密虽不记先世官爵，杜氏却是颍川名门，前有杜根，三国时有杜袭，应是冠族。”［4］但卷57《杜根传》载杜根“颍川定陵人也”。杜袭若为杜根之后，亦当为定陵人。但史料中杜密却是颍川阳城人，是否冠族，尚难定论。对魏朗，唐先生说其尽管出身县吏，门户不高，但会稽魏氏乃当地四大姓之一，出生士族似有可能，但亦难确证。其他人史书未载明出身，但多以孝廉入仕，出身大族的可能性较大。

但这是否表明士族力量只有发展到了桓、灵之时，才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外戚和宦官，导致“党议”兴起呢？也就是说，士族力量是否在桓、灵之时相较以前有了新的发展？一般来说，评断一个家族是否士族，主要考察其家族中是否有人入仕。判断其子孙是否士族出身，就要看其父辈、祖父辈的身份。因此，考察桓、灵之时的士人是否士族出身，应该在考察其家族时，把时间向前推移两代人。如果以桓帝即位的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为界，向前推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假定每代人二十年左右），正是安帝即位的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若安帝前后确有大批的士大夫家族出现，则表明士族力量确有新的发展。

笔者检索《后汉书》中除诸王子列传、列女传之外的其他人物共403人②，可考其出自大族或祖孙父子为官超过两代者，共206人，除去同族分开列传的共10家，即载明出身士族者为196家。其家族第一代为官在安帝前后的有王堂、冯绲、赵咨、韩韶、陈寔、史弼、赵岐、张奂、皇甫规、陈蕃、李膺、范滂、岑晊、刘矩、刘虞等15家。15家相对于196家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且儒林、文苑、方术等传记中为了叙说学术师承关系，大量的人物未记载其家庭出身，而这些知识分子出身于士族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考虑到传统史传的特点：在叙说本传人物的家世时，一般只追叙血缘最为亲近、地位最为煊赫者，而非进行家史追踪，因此，在以上所载人物中，其先辈可能有更早的入仕者。此并非凭空臆测，如卷63《李固传》载，李固“司徒郃之子也”。卷72《方术列传·李郃》载李郃，“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卷74《袁绍传》载袁绍“司徒汤之孙”。卷75《袁术传》载，袁术“司空逢之子也”。袁绍、袁术均出自汝南袁氏之门，为袁安之后，但本传均不溯及其先人中的更早入仕者。因此，说15家起于安帝之后已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估计了。

因此，在东汉安帝之前，士族力量已经发展较为充分，尽管此后还有新的士族兴起和加入，但士族力量的主体早已形成。其实，在东汉王朝开国之后，随着一批随光武征战的功臣加入士族队伍，加上西汉原有的士族力量，士族的力量主体已基本形成。

上面15家之中，出现在“汉末名士录”中的仅四人，无疑是一个较小的比重。如果以金发根［5］先生的较为宽泛的标准去统计的话，属于其中的依然只有韩韶、冯绲、陈寔、史弼、赵岐、张奂、皇甫规、陈蕃、李膺、范滂、岑晊等11人，参较于其所统计的140人而言，则比重更小。当然这140人中也可能有少量同族之人同时列入。

因而，把“党议”兴起归因于士族力量的壮大不能说是错误，但无疑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命题。因为它容易让人误以为桓、灵之际士族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但事实是，士族力量在安帝前后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强，此后的增加不足以对社会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党议”中，安顺之后新起的力量也没有成为行动的主体。同时，宦官之中也有少量出身于大族者，曹节“世吏二千石”，中常侍袁赦出生于汝南袁氏，说明是否出身于士族并非党人与宦官的严格分界线。

二、党人的群体认同

汉晋之际，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开始觉醒［6］。卷60《马融传》载：“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卷67《党锢列传·李膺》载：“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所羞。”此处的“正直”“节志”表明了士人有了自己的圈子和行为规范。这些规范在无人违反之时很模糊，但一旦有人违反，则清晰地呈现出来。尽管这些规范并未标示明确，哪些人属于圈子也很难划定，但它可以很明确地将那些违背者排除在外。正是士人心目中的圈子意识促成了党人的团结，成为了党人的认同基础。

1.门生故吏关系

促成圈子意识的首要因素是一些有形的社会纽带，门生、故吏关系是最重要的二种。东汉党锢人物中，有过门生与宗师、故吏与府主关系的人不少，这方面已被前贤研究甚多［5］，兹不赘列。在汉代察举制度下，党人之间的辟举、从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交网络，相互之间联系的纽带错综复杂，使他们有了团结和联系的机会。

诚然，并非所有的门生都认同和支持其举主。梁冀所举之吏对其就多有匡正，朱穆为梁冀所辟，却对他多次规劝。吴祐曾被梁冀表为长史，但当梁冀诬奏李固时，“祐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去”［7］（卷64《吴祐传》）。

这说明，举主举荐需要获得正直之士——即便是自己的故吏——的认同，也必须要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士人的期望，否则轻则受到规劝，重则遭到谴责。但故吏对府主忠诚，当是时人情理之中的期待。张陵是梁冀之弟梁不疑所举之孝廉，后因梁冀带剑入省而劾奏他，“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7］（卷36《张陵传》）。从梁不疑的言语中，可以体会到他对故吏之期待。

因此，仅仅罗列党人之间的门生故吏关系，并不能说明他们的团结和整合程度，因为关系并非一定意味着认同。认同需要特定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象征仪式来表达，尤其是在生死危难之际［8］。因为生死危难之际最能集中地展现个人的内心认同，因此丧葬活动应引起高度关注。一般说来，门生故吏都积极参加宗师、举主的丧葬活动。

最常见的是服丧。卷37《桓荣传》说桓荣在其师去世后，“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卷79《儒林列传·任末》载：“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即便是身死途中，也要持尸奔丧。

收葬则更表现士人的追求与认同。郭亮对李固、杨匡对杜乔的行为都体现了他们对忠直之士的认同。此种典范性行为使时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士林的风气和力量，梁太后默认了他们的行为，“义而不罪”。小吏亭长也因之受到感染，叹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适宜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张纲死后，“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吏人咸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7］（卷56《张纲传》）。这种大规模的收葬活动，更是表明了故吏对举主的认同和怀念。

树碑立颂、加封谥号等集体性活动则更是门生故吏公开彰显其所追求的价值观、加强群体认同的重要手段。现存的汉代碑文，内容绝大多数是对举主、府主功德的颂扬。《贵阳太守周憬功勋铭》载：“于是熹平三年，岁在摄提，仲冬之月，曲红长零陵重安区祉，字景贤，尊承典宪，宣扬德训，帅礼不越。钦仰高山，乃与邑子故吏龚台、郭苍、龔雒等命工击石，建碑于泷上，勒名公功，传之万世，垂示无穷。”③此种碑铭多是歌功颂德，且多有夸张。蔡邕曾为郭太撰写碑文，后来对涿郡卢植曰：“吾为碑文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7］（卷68《郭太传》）张霸去世后，“将作大匠翟酺等与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7］（卷38《张霸传》）。朱穆去世后，“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7］（卷43《朱穆传》）。此种谥号追加活动尽管本是皇帝的专利，时人也有反对④，但这种集体活动无疑会让士林更加追求品行与人格的高洁。有时弟子们为了纪念其先生，甚至编书以录其言行⑤。

此外，当先生或举主出事之后，门生故吏一般都要竭力营救。李固被诬陷参与谋立清河王刘蒜而下狱时，其“门生渤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斧锧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7］（卷63《李固传》）。王调与赵承是否有联系已无从考究，但他的举动无疑获得了赵承等的同情以及太后的默认。窦武出事之后，陈蕃率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刀突入承明门”［7］（卷66《陈蕃传》），此八十多人多是其门生故吏，他们的行为表达了对窦武、陈蕃政权的肯定。尽管他们的行为有些天真，但也获得了当时士人之同情⑥。

当史弼被侯览诬陷下狱后，“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渑之间，大言于道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弼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可见故吏和举主间的认同和鼓励，此种“大言于道旁”的表现方式，无疑会更具感染力。“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诈为家僮，瞻护于弼。弼遂受诬，事当弃市。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7］（卷64《史弼传》）也就是说，吏人为了援救府主，甚至采取了一些非常灵活的策略。尽管此后士人对此亦有非议，但非议本身也表明士人们的关注。李膺下狱之后，“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7］（卷67《党锢列传·李膺》）。“时人义之”便足以表明士林对此事的态度。

门生故吏的这些行为，标明了他们对士林价值观的崇尚，表达了他们对主流士人行为的肯定。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的行为也表现了主流士人的影响力和在社会上的吸引力。通过他们大胆激进的行为表现，士人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同。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门生故吏并不能在政治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作为下层官员，形成了主流士人的外围圈，使“党议”的兴起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当然，大多数门生故吏可能行为表现一般，多不是具有非凡感染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也认同当时士人的行为规范，但在行为中的表现则不那么彻底和激进。李固、杜乔遇难之后，甘为朝廷政治犯，敢于公开要求收葬的人毕竟只有两三个；史弼下狱之后，大部分吏人是“莫敢近之”。当然，有时为了凸显主角的正面形象，一些故吏的行为影踪也被记载，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大部分门生故吏的行为表现。

（廉）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郡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范无所受，与客步负丧归葭萌。［7］（卷31《廉范传》）

（赵咨）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7］（卷39《赵咨传》）

（杨震）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7］（卷54《杨震传》）

（杨）秉免归，雅素清剑，家至贫寒，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虑赍钱百余万，就以饷秉，秉闭门，拒绝不受。［7］（卷54《杨秉传》注引《谢承书》）

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后迁乌桓校尉。黎阳营故吏皆恋慕，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尝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襥，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9］

由此可见，故吏一般对举主怀有感恩之心，他们时常对举主送往迎来，以示感激。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能够为历史所记录，无疑是为了显示历史主角的高尚，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当时社会的一般状况。

2.以丧葬活动为主要场景的集会

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需要一些有形的纽带外，还需要很多的行为、仪式去展示和确证其存在。因此，只有在出事、尤其是发生考验这种关系的事情的时候，关系才能真切地为人所感受。过多罗列人与人之间的有形关系纽带意义不大，因为相同的关系对不同的人可能意义不同，在各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很可能也不一样，表现在行为上亦不尽一致。因此，考察士人的群体认同，应该去追寻那些能展现他们认同的事件。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便是展现这种认同的最好时机。这种“非正式”是相对于有形的制度、民间各种有形纽带而言的。

史籍之中有大量的大规模的丧葬活动的场面。如乐恢被逼自杀后，“弟子缞绖挽者数百人，众庶伤痛之”［7］（卷43《乐恢传》）。卷89《儒林列传·楼望》载其“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郑玄死后，“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7］（卷35《郑玄传》）。胡广死后，“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这些大规模的集会当然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同时也标示他们在教育、政治上的成功。倘若死者是因迫害致死，集会则更有向对手示威的意味。

有些集会则更明显以表达认同为目的。颍川韩韶去世后，同郡的李膺、陈寔、荀淑、杜密等为他立碑赞颂；荀靖去世后，“学士惜之，诔靖者二十六人”［7］（卷62《荀淑传》注引《高士传》）。陈寔去世后，“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7］（卷62《陈寔传》）。这种大规模的集会无疑强化了颍川士人间的团结，也成为各郡士人的交往契机。郭太去世后，“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7］（卷68《郭太传》）。可以想见，一个盛大的集会上追思一位名士的生前功德，无疑会给在场的士人一次思想洗礼。有时为了表示对名士的认同，其家人的葬礼也会规模甚大。“及袁绍与弟术丧母，归葬汝南，与公会之，会者三万人。”［10］（《魏书》卷1《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大部分史料只提到这些集会的规模，没有叙说其详情，很难再现集会时的生动场面。幸运的是，黄琼的葬礼为了解此种大规模集会的部分情形留下了机会：

及琼卒归葬，稺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稺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途，容为设饭，共言稼穑之事。临诀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7］（卷53《徐稺传》）

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7］（卷53《申屠蟠传》）

此次聚会对于郭太等主流士人来说，是一次结交陌生名士的难得机会。郭太也的确利用此机会加强了与徐稺的联系：后来郭太丧母，徐稺曾去吊问。对于徐稺和申屠蟠来说，这次聚会也使他们有了一次公开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机会。可以想见，茅容把徐稺的话带回之时，那些名士又会有一番怎样的品评与感慨。四方名士会葬，其间必有交流与讨论，尽管内容不大清楚，但至少有对人物的品评和议论，至少徐稺曾一度成为了他们评议的对象。这些集会上的谈吐如云，无疑加强了士人的联系与交往。可以想见，很多与南郡生相似的士人会在集会上觅得知己，尽管他与申屠蟠的交往是一次意外的不幸。

葬礼上的集会，并非人人都会参加，也非人人参加都会受到欢迎。此种方式，士人再一次确定己方与他方，划定自己的交往圈子。陈蕃丧妻还葬之时，乡人毕至，唯有许劭因为陈蕃“性峻”而没有参加。许劭通过拒绝参加葬礼表达了自己的交往原则，把陈蕃排斥出了自己的交往圈子。宦官张让的父亲归葬颍川之时，“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7］（卷62《陈寔传》）。名士们通过拒绝参加宦官之家的葬礼，表达了人己之分，宦官赵忠也感受到此事对自己的侮辱。通过此种消极的不作为方式，名士们无疑再现了自己的圈子，加强了群体认同。郭太遭母忧时，乡人贾淑前来吊问，距鹿孙威直因“淑性险害”，而指责郭太受恶人之吊。这些说明，当时人们参加葬礼，存在主人是否接受的问题。也就是说，主人是有办法回绝恶人之吊的，且名士一般会拒绝异己者出席家人葬礼。

除丧葬活动的集会之外，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集会，也同样是区分彼此、加强认同的场合。郭太有一次回归故里，京师的“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7］（卷68《郭太传》）。范滂遭党事出狱，南归之时“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7］（卷67《党锢列传·范滂》）。这些都是表达和展现士人认同的绝好机会。宗慈曾因“有道”被征，大会宾客。岑晊登门求见，被宗慈拒之门外数日才得召见，原因是其父是因生性贪婪、行政残酷被诛杀的。此刻，清流与浊流的界限再一次清晰。

游学也是当时士人加强联系、获取认同的重要方式。太学是人们集会的重要场所，何顒因游学京师，与郭太、贾彪交好而显名太学，贾彪也因游学而获取名声。最富传奇色彩的是郭太，他因符融推荐而为李膺所接见，因此声名大振。要想奖掖后进、使之成名，最好的方式就是劝其游学。郭太就曾因欣赏孟敏、庾乘而劝他们游学，二人都因此成名。

太学是时人品评和交流的场所，卷68《符融传》有载：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间，惭叹逃去。

很可能，此时李膺就在太学，因为符融游太学之时是以李膺为师的。可以想象，符融到太学把这番话讲给那些太学生听时，会在他们中激起多大的反响！没过多久，二人惭逃而去，有力地说明了太学在品评人物中的作用。

另一则生动的史料来自《仇览传》：

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嗟叹，下床为拜。［7］（卷76《循吏列传·仇览》）

符融这样的名士经常宾客盈门，太学生之间的交往一定是相当频繁。符融认为那个时代是“志士交结之秋”，他们平日一定非常注意与士人的联系和交往，一旦发现志同道合之士，他和郭太这样的名士会马上主动与之交往，尽管仇览不屑于此。

由于太学生之间联系较多，因此，必要之时太学生便很容易组织起来、集体上书，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太学生的集体上书有两次：皇甫规为徐璜、左悺诬陷下狱时，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到朝廷为其鸣冤；另一次是，朱穆因打击宦官过于严酷而被桓帝下狱时，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为他请罪。这样的集体请愿活动是展现士人认同的绝佳例子。

3.人物品评

人物品评是后汉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它是“党议”的主要内容，是士人认同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党锢之祸发生的主要原因。最早的人物品评之语多来自民间，是下层民众对地方长官或地方精英的评价。这些评语可能由精英阶层制作，但只有下层民众认可，才可能风传开来。人物品评在“党议”之前便已经大量出现⑦。这些品评多来自乡里地方，也有来自于士林的，甚至皇帝有时候也参与人物评价。章帝曾赐韩棱等人宝剑，题写他们的名字说：“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7］（卷45《韩棱传》）三公有时也成为人物品评的主体。卷68《陈蕃传》载：“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人物题目的方式在“党议”兴起以前早已存在。卷44《邓彪传》注引《东观记》曰：“彪与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陈绥伯、张第伯同志齐名，南阳号曰‘五伯’。”邓彪生活于明帝时代，可见题目方式早已存在。顺帝时，派八使巡行天下，天下号曰“八俊”。又有荀淑八子谓“八龙”，许劭兄弟谓“二龙”，贾彪兄弟谓“三虎”。

可见时人非常热衷于人物评价。这些评价尽管褒贬不一，但都是为了确认士人价值规范的存在。汉代的选官制度是察举制，乡里和士林的评价是其入仕的重要依据。按例，地方每年都要举谣言，让皇帝对地方政情有充分的了解，以决定地方长官的黜陟。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仪》曰：“每岁州郡听采长吏臧否，民所疾苦，还条奏之，是为之举谣言者也。”有时皇帝也令臣下举谣言，桓帝时曾“诏三府掾属举谣言”［7］（卷67《党锢列传·范滂》），灵帝光和五年，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两千石”［7］（卷57《刘陶传》）。

若善于识人之名士把持了地方功曹的职位，则更是直接掌握了人事推荐权。荀淑到汝南，“既而至袁阆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看来，袁阆和荀淑应该是交往频繁，且对自己郡国的士人非常熟悉。后来王龚担任太守时，袁阆便是他的功曹。主持“月旦评”的许劭也曾出任过本郡的功曹。党祸之起也正是由于担任功曹的范滂和成瑨。

另一方面，名士的评价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直接影响士人的政治前途。士人有被李膺接见者，名为“登龙门”，也就是可以入仕为官。甚至象晋文经、黄子艾这样的欺世盗名之徒，也能对士人入仕有强烈影响，“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7］（卷68《符融传》）。这些必然导致天下士人都追求声名，看重士人的价值规范，相互品评。“党议”的兴起就是这种思维惯性的结果。

关于人物品评，有学者认为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发生了重要转变：“不局限于具体行为表现的校验，在方法上更注重直视人物品格的内在本质，重视其气质与涵养，重视品鉴对象给自己的第一印象和感觉，力图透过表象直观本质的技巧”［11］，表达方式则由“直指变为譬况，从具体变为抽象的象征”［12］。侯外庐等先生的例证中，前期有抽象的例子，后期也有具体的例证，不能够表明有这种转向。

为辨明侯外庐等先生之误，再举一例。卷67《党锢列传》说：“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太平御览》卷465记载太学生的评价说［13］：

不畏强御陈仲举九卿直言有陈蕃

天下楷模李元礼天下好交荀伯条

天下俊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

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刘伯祖

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英才赵仲经

再来看看当时士林对李膺等的看法，《世说新语·赏誉》载：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注引《李氏家传》曰：“膺岳峙渊清，峻貌贵重，华夏称曰：‘颍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陈仲举，轩轩如千里马。南阳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

对陈蕃、李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评价，华夏所称当为士林私下的评价，太学生的评价则明显已经程式化。也就是说，人物品评由一种日常化、即时化的谈论⑧，转变为了刻意的政治标榜。侯外庐先生所举的“抽象化象征”主要来自士人们在私下的谈论。

与皇帝采择谣言同时，民间评价有时候也会传到皇帝耳中，甚至被他认可。光武帝曾赞叹郭宪说：“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7］（卷82《方术列传·郭宪》）章帝曾经介绍黄香说：“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7］（卷80《文苑列传·黄香》）

但像太学生这样有组织地评价公卿名士，且唯恐这些评价之语不为朝廷所知，“致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严重影响到了朝廷政治的运作。这使人物品评这一主要流行于士林、表达士人群体认同的的风尚，走向了朝廷政治场和皇权这个前台，而这套话语无疑不是政治前台的表演规则。因此，后来牢脩上书说李膺等“养太学游士，结交诸郡生徒，更相趋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也并非纯属诬陷。士人本有两个生活世界——士林和朝廷——两个世界的运作逻辑迥异，士人在其中的角色和行为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一旦士人混淆这两个世界，由此入彼时不能自觉地进行角色和行为方式的转换，轻则不适，重则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结语

“党锢之祸为什么会发生”无疑是东汉史研究中最具魅力的课题之一，这不仅因为它与东汉由盛而衰、汉魏时期经学向玄学的转型等重大的学术问题联系在一起，更因为它与一批一流的具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士人”联系在一起。任何时代的读书人都会和他们一样面对类似的困惑，在他们那里找到自己和时代的影子，现实生活中苦闷和困惑常常让我们求诸古事，或寻求现实的出路、行动的勇气，或追寻生命的启示、甚至心底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可以抚慰人心！

但以学术研究而论，知识的积累与创新才是最终的标准。就党人及党锢之祸研究而言，士人与外戚、宦官、皇权的矛盾，党人自身的局限，毋庸置疑是党锢之祸发生的原因。但一旦将视野从“祸”本身移开，探寻其所发生的那个时代和社会，则会有柳暗花明之感，探寻士族力量的发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无疑是党锢之祸研究中社会科学化尝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顺此思路，本文详细统计、分析了东汉安、顺时期的士族力量的发展，发现士族力量在东汉安、顺之际并没有显著性的增长。因此，问题的关键可能并不在有多少士人，而在于这批士人如何以行动展现自己，以至获得社会力量和影响力，这才是“党议”得以发生的社会基础。

门生、故吏关系可能是东汉时代除了家族等原生性纽带以外最常见的社会联系方式。门生、故吏通过为先生、举主服丧、收葬、树碑立传、加封谥号以及危难时的营救，展现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士人形象以及士人行为规范。此过程中，士人的圈子意识得以确立，“士林”得以形成。在东汉的察举制度之下，士林公论和名士征辟、举荐成为士人入仕的最重要的途径，人物品评和交游之风因之而得以大兴。太学和名士及其家属的葬礼成为士人交游最重要的场合，葬礼的参加与接纳与否往往成为士人区分人己、表达认同的手段，葬礼之中名士的规模则成为主人士林声誉的体现。但对士林而言，士人声誉的高低、品行的清浊最为直接的表现方式还是人物品评中所获得的评价。人物品评不仅标明了士人的身份认同，而且强化了士林风尚，一旦宦官等“异类”控制朝政，品评人物、批评朝政之风便会急剧高涨，“党议”便是其直接表现。但一旦“党议”把品评转变为议政，这就意味着已经以士林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来要求朝政和政治中人，其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注释：

①下文引自《后汉书》者，仅标明卷数。

②统计过程中，本文只统计史书有本传者，而未计附列在其他传主中的人物，且子孙同家族者列入一传的仅算为一人。

③洪适：《隶释》卷四。转引自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④卷43《朱穆传》注引《袁松山书》曰：“荀爽闻而非之”。卷62《荀爽传》曰：“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⑤卷63《李固传》注引《谢承书》曰：“固所授弟子，颍川杜访，汝南郑遂，河内赵承等七十二人，相与哀叹悲愤，以为眼不复瞻固形容，耳不复闻固嘉训，乃共论集《德行》一篇。”

⑥卷68《郭太传》：“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

⑦有评价学问的：“关西孔子杨伯起”（卷54《杨震传》），“《五经》从横周宣光”（卷61《周举传》），“《五经》无双许叔重”（卷79《儒林列传·许慎》）；评价德行的：“道德彬彬冯仲文”（卷28《冯豹传》），“德行恂恂召伯春”（卷79《儒林列传·召训》）；评价为政的“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卷31《杜诗传》），“前有赵张二王，后有边延二君”（卷64《延笃传》），“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卷44《胡广传》）。也有评价人物其他方面的，如“关东大豪戴子高”（卷83《逸民列传·戴良》）评价身家；“避世墙东王君公”（卷83《逸民列传·逢萌》）评价隐居方式；“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卷81《独行列传》），评价贫俭的生活方式；“前有管鲍，后有庆廉”（卷31《廉范传》）评价朋友交好；“任文公，智无双”（卷82《方术列传·任文公》）评价术士的智慧；“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卷78《宦者列传》）言宦官的权势与贵宠。

⑧如戴良对黄宪的评价是他的母亲见到他失落的情绪后问他时的对语，郭太对黄宪的评价是薛公祖问及他为什么到袁阆那里“车不停轨”，而到黄宪那里“累日方还”时所作的回答（卷53《黄宪传》）。还有很多时候是见到某人由衷地发出的一种感慨，如郭太见到王允说：“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卷66《王允传》）《世说新语·赏誉》注引《汝南先贤传》说“谢甄见许子政兄弟弱冠时，则曰：‘平舆之渊有二龙’”。

［1］王传武.20世纪以来的党锢之祸研究综述［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5）.

［2］王传武.东汉党人的地域认同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09（4）.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9-191.

［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M］//魏晋南北朝史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卷下，1963（12）.

［6］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觉醒与新思潮［M］//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

［9］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94.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尚晓梅.汉魏之际的英雄观［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12］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373.

［13］王泽民.人物品题与汉末标榜之风［J］.文史知识，1991（9）.

责任编辑：汪频高

（Email：luckywpg@sina.com）

The Class Basis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

WANG Chuan-wu
（Guangdong Overseas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enter，Wuyi University，Jiangmen 529020，Guangdong，China）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class basis and group identity of the 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It is a false conclusion that noble clans brought out the partisans’comments，since noble clans had not an observable increase in emperor An and emperor Shun.The real reason of partisans’comments was the strong group identity，which was formed in the concrete relations，such as teacher and students，upper and lower officials，and was strengthened in some assembling.The group identity was showed and strengthened by person comments，which brought out a high tide to partisan comments and led to a forbidden and disaster to partisans.

disaster of striking groupings in late Han；partisans in late Han dynasty；partisans’comments；group identity

K234.2

A

1006-6152（2015）03-0115-08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7

领域语言研究

2014-10-21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王传武，男，湖北监利人，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思政部讲师，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栏目主持人：李宇明周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