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东

三民主义与民国精神的锻铸

杨东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134）

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不仅铸就了辛亥革命精神，而且后经“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理念熏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中陶铸了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正是这一时代精神，不但底垫了辛亥革命更为深远的历史价值和深层意蕴，而且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该精神成为志士仁人们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尽管此后的民国精神曾被多次阉割或篡改，但却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辛亥革命；民国精神；三民主义；中华民国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磅礴的气势和高昂的爱国情感，铸就了被后人广为赞颂的“辛亥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又铸就了一种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然而目前学界对“民国精神”的解构，多少显得有些孤寂。事实上，尽管此后的民国精神曾被多次阉割甚或篡改，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精神理念却被人们继承下来，并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从而成为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的巨大文化力量，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一、三民主义孕育下的民国精神及其内涵意指

众所周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总有一些反映时代潮流、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时代精神，以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与精神风貌。1904年，辛亥革命健将宋教仁因祖国遭受到的悲惨命运而悲愤长歌：“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1］这种压抑悲愤的心情，正是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必将会在此时出现。随后不久，历史的发展终于获得了一个机遇和突破口。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正式成立，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很快便以“三民主义”的措辞流传于世。可以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三民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民国精神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理念已初步形成。多年之后，孙中山指出：“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2］237

孙中山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为宗旨，并迅速形成一股革命风潮，的确为“开一新纪元”，这也就意味着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正在成为一股巨大的异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升腾。而以中国同盟会为组织基础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成为民国精神的内核和精髓。之所以作如是判断，原因有二：

其一，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必须是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被人们所广泛认可的社会意识。而三民主义的出现，可谓是“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现在的时代，就可以说是需要三民主义去革命的时代”［3］。正如后来孙中山指出的那样：“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2］238可见，三民主义清楚地表明民众和精英在意识形态上也融为一体了。

其二，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必须是主导阶级的精神信仰，是引领时代发展的巨大力量。对此，孙中山曾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演阐释三民主义，并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试问我们今日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救呢？如果是认定应该要救，那么便应信仰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便能发生出极大势力，这种极大势力，便可以救中国”［4］。

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地将“三民主义”概括为民国精神。

他指出：“中国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党平日主张的三民主义。革命党同志从前主张三民主义，从事革命，十多年才把满清推翻，创造民国。本大总统便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还要希望诸君来欢迎本大总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义，民国前途，还是毫无希望。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诸君欢迎民国的精神，那才算是真正的欢迎。”［2］2-3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原有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由此又建构和拓展了民国精神更具历史和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孙中山所倡导的联俄、联共，实际上就是在“救国”这一思路下的新的表达。孙中山明确指出，他之所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主要目的就是“救中国”。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屡次受列强的侵略，陷于悲惨状态难以自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没有民族的精神”。故而他指出，我们要挽救这种危机，就要“用民族精神来救国”［5］。更为重要的是，在“新三民主义”体系下提出的“扶助农工”这一政策，倡导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已然将农工阶层作为救国的一种革命力量提了出来，这就赋予了民国精神更具时代视野的内涵意指。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由孙中山创立的旨在为建立崭新国家的三民主义学说，历经理论和实践的多次凝练，最终内化为民国精神的内核和精髓，并在中华民国这一亘古未有的现代国家体制下，赋予了民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综归起来，由三民主义孕育而成的民国精神，体现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和意指：

首先，民国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共和的建国精神。随着中华民族观念的不断发掘与张扬，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开始贯注于将国家认同与各民族多元一体化认同相结合，以构建新的精神理念。1912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6］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由此形成了“五族共和”的思想。1921年，孙中山又进一步指出：“吾国今日既曰五族共和矣；然曰五族，固显然犹有一界限在也。欲泯此界限，以发扬光大之，使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有声誉之民族，则莫如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7］实际上这种高扬中华民族理念，以民族精神来建设新的国家，无疑是构成民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的重要养料。

其次，民国精神体现了民主法治精神。正所谓“民国之国是，即为民权，民权之发展，即民国精神之表现也。一切政治上、法律上之问题，其解决皆应以此为标准”［8］。与此同时，民国精神还体现为法治精神，“民国精神，重在约法”［9］1002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应该说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民主法制精神，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非常重视的。事实上就在《同盟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0］关于法治理念，孙中山曾指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治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止则民国亡。”在此基础上，孙中山明确指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9］490即便民国军阀有如吴佩孚者，也持此论。如在护法战争期间，吴佩孚即通电指出：“窃察我国由专制而改造共和，于兹七载，干戈扰攘，无岁无之，推求其故，多发生于法律问题。”因此“民国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乱。”［11］

再次，民国精神体现了一种新的作风与新的精神面貌。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伴随着一系列新的制度法令的颁布，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促使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面貌产生了强烈的希望与认同。如陶行知先生就指出，民国精神体现的新面貌当有“四端”：“第一，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以襄国事。第二，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第三，希望内乱永平，寇贼绝迹，使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共乐太平。而学子亦不为残贼影响所耽误，俾得从容新其体健，新其学问，新其道德，早日蔚为国家栋梁材。第四，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种种恶念、恶言、恶行，譬如昨日死；种种善念、善言、善行，譬如今日生。与日俱新，与月俱新，更与年俱新。”如果能有上述四端，则“民国精神形式，同从兹更始，永永留存，渐渐发育，直至万万载”［12］。1915年，中华实业团赴美考察，受到华盛顿民众和政府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入白宫见到大总统之后，“其仪从之简略，风度之和蔼，令人想见民国精神”［13］。

最后，民国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健全的国民人格。对此，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陆费逵指出：“欲民国精神之发展，不可不求国民人格之增进。故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实今日我国教育之唯一主义也。培养国民人格而不用以发展民国精神，则民国之基础不立。发展民国精神而不先之以培养国民人格，则乌合之众，民国精神终未由发展也。”［14］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了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健全的人格品性，临时政府就规定高等以上学校在新规程尚未颁布前，准“暂照旧章办理，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科目，宜一律废止；……关于前清御批等书，一律禁止滥用。”关于私立学校立案，2月27日起刊登通告，声明在学校令颁布前“从缓批准”；至于已经批准的，“必以登载《临时政府》公报有准予立案字样为凭”［15］。

质而言之，民国精神即为“革去帝国造民国”的精神，是离异于旧体制之外而形成的新的时代精神。这种通过国家建构而形成的新的时代精神，正如汤因比所讲的当少数统治者已经无力进行领导，只能依靠加强压迫，而革命者们对这种挑战的应战办法便是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量，而决心使他们的“精神觉醒”。“当它从开始变化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一种精神上的因为遭遇而引起的戏剧性的变化，把宇宙的生命从秋天的停滞状态，引过冬天的痛苦，重新达到春天的生命沸腾，这正是创造的再现。”［16］可以说民国精神，正是这种“创造”的结果。

二、三民主义的流徙与民国精神的迁变

孕育于三民主义之中，经“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国家理念熏染而形成的民国精神，在随后跌宕起伏的历史演进中，也发生了迁徙流变。其中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所实施的一系列企图颠覆民国的制度法令，首先对民国精神发起了挑战。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便处心积虑利用儒学中的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企图通过尊孔复古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从而达到取代民国精神的目的。1914年10月，严复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建议案》，指出忠孝节义，久为古人所倡导，应以此四端为中华民国的立国精神，并附有办法六条。“以忠孝节义”四者为立国之精神，不仅有悖于民国精神所内含的民主精神的自觉，更使得象征民国精神的“三民主义”在此失去了应有的地位。“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此中坎坷，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复杂性的表征，同时也意味着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理念，要想深深地植入民族文化心理中实属艰难。

孙中山去世之后，1925年6月，戴季陶推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变成了继承孔孟而中绝的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很显然，富于时代精神的三民主义，在此却与孔孟之道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民国精神的时代感荡然无存。而戴季陶的理论，又为后来蒋介石的伦理建设思想提供了依据。和戴季陶一样，蒋介石首先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传统孔孟伦理粘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实施伦理建设，蒋介石在南昌开展新生活运动，以期从衣食住行方面达到“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再次利用儒家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求以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为国民精神教育之总纲”，救国之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共同之信仰是“完成建设三民主义的国家”。同时规定省（市）县都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规定国民以同业公会、学校、机关等为单位，每月集会一次，讲解纲领内容、宣读《公约》及《誓词》。

从上不难看出，无论是袁世凯“忠孝节义”的立国精神，还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伦理建设思想，尽管形态各异，但是都是奉儒家伦理道德为圭臬，以传统伦理道德理念来取代民国精神理念，从而达到专制统治的目的。这种背离民国精神的做法，无疑也说明了在近代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之下，的确还没有完全形成适宜民国精神生长的沃土。更何况作为绵延已久的传统意识形态，儒学早已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惰性力量，正所谓“在一切意识形态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17］。可见，新生的民国精神能够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依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一定时候一定阶段，占统治地位的并不是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面对这种既有事实时无动于衷，这只是在历史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些迂回曲折。而对于那些“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忧国忧民之士而言，“自有一个公道，一到人民有了进一步的觉悟，在坚强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会要把那些污秽恶浊的东西彻底消灭的”［18］。

无论如何，中华民国的成立，并由此体现出来的新的民国精神，已成为一种民主自觉的象征。“民国者，今之国名而表现其国体者也，与‘德谟克拉西’之意义吻合，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9］。这种认识，无疑已不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所以，民国初年如雨后春笋而起的报刊，无不在为民国精神鼓舞与欢呼。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一年之后的1913年1月1日，《民国日报》在武汉创刊，创刊宗旨即为“发扬民国之精神，延长民国之寿算，祓除民国之恶魔”。特别是针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该报响亮地提出“破除人治迷梦，建立法治国家”的口号，并鲜明地指出：“帝制独夫暴露之春，海内义师起义之日，吾民国日报谨为全国同胞发最初之辞曰：专制无不乱之国，篡逆无不诛之罪；苟安非自卫之计，姑息非行义之道。”［20］《开封民立报》在发刊旨趣中同样指出：“民国精神与专制殊。专制者，有一英雄即可操纵宇内，鞭笞天下，彼氓氓者安于田亩足矣。民国建设，非合群策群力不足以建强大之国家。”［21］

而声势最为浩大者，莫过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面对袁世凯以孔教取代民国精神的主张，陈独秀质问道：“民国教育精神果为何物，孔子之道又果为何物，二者是否可以相容是也。”对此，陈独秀从反面给予了回答：“吾人倘以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22］可以说围绕在《新青年》周围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民国精神，而且又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民国精神，特别是在对民主的阐发上大大地超越了此前的认知。

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前后，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将其看做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理想，而经过这些报刊杂志的深刻阐发和大力宣扬，民主精神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价值理念。正如李大钊所指说：“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emocracy的颜色，都沿着Democracy的轨辙。政治上有他，经济上也有他；社会上有他，伦理上也有他；教育上有他，宗教上也有他；乃至文学上、艺术上，凡在人类生活中占一部位的东西，靡有不受他支配的。简单一句话，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23］由此可见，民国精神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愈发凸显出它新的时代内涵和精神实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发展壮大，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始终高举革命的“三民主主义”旗帜，追求着“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目的，并在这一框架之内拓展着民国精神的新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民国精神的大弘扬、大发展时期。在此时期，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为此郑重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24］从而使得中华民族以空前一致的团结精神投入到抗日战争中。在此时期，民权主义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继续秉持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念的基础上，将其发展为“三三制”精神。对此，谢觉哉曾给予专门地论述，他指出：“中山先生，反对几千年来家天下的制度而主张‘建立共和’，同样也反对少数人垄断政权，则主张‘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本着‘天下为公’的意旨，约束其党员在民意机关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样，“几十年前中山先生‘念兹在兹’的‘天下为公’，现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具体的实现了”［25］。

从上不难看出，尽管民国精神在中国近代的前进与倒退、落后与保守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轨迹，但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民国精神始终都是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支柱，由此而凸显出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不仅成为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的巨大文化力量，更是中华民族最终屹立在民族之林的人文因素。

三、民国精神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民国精神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演进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时代精神，以其最革命的方式规划和引导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进而成为整合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发展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第一，肇基于振新中华之中的民国精神，通过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演进，最终陶铸成“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观念，并在“中华民国”这一符号和象征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民国的成立，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观念，而且使得“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成为人们的共识。就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帝俄策动当时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等“独立”。在此情况之下，内蒙古哲里木盟十旗王公在长春两次举行东蒙古王公会议，最后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26］这一通告，体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这一理念的认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华民族更是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方针的指引下，实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反帝运动的第一次胜利，进而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演变。

第二，民国精神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也有巨大的整合作用。由于民国精神以其民主法治的理念而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因此即使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仍要表示“发扬共和之精神，荡涤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安全强固之域”［27］。袁世凯的这些言论，尽管并非出自真心，但是也说明他只有承认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尽管有过任意阉割甚或篡改体现民国精神主旨的一些条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他仍需一再标榜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发誓“毕生服膺三民主义”。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态，充分说明民国精神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具有强有力的整合作用。而这种整合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因而一旦人们操起这一武器，就能形成一股强大潮流，促成近代以来民主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

第三，在民国精神的激励之下，也大大促进了国人通过振兴实业以达富强之梦想。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出于对新生民国的敬仰和信任，一些实业家认为：“今之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28］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之下，人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振兴实业的浪潮中，原立宪派人物也积极从事兴办实业的活动。1912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提出要组织金融机关、发展股份公司、培养实业人才等振兴实业的方案。张謇更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他后来又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成为兴办实业的热心人物。另外，广大爱国华侨也积极回国投资办厂，加入了振兴实业的行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民族工商业者面对西方国家的垄断竞争，提出“如何设法抑制，期夺锦标，方不负民国之精神”的对策［29］。应该说民初实业的振兴和发展，尽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是民国精神对实业的激励与影响，无疑是个重要因素。

第四，民国精神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理念，又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1912年8月1日，“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青岛创办，其宗旨就是“提倡教会信徒之个人独立，集个人而组织一完全纯粹之自立教会，除去依赖性质，唤起自立精神，以期民国肇造，圣道勃兴，奠共和之幸福，促人群之进化”［30］。同时，一些新闻人更是坚持新闻自由的底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31］。与此同时，教育领域也在民国精神的价值理念中凸显着时代性的特点。如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段廷珪在担任校长时就明确指出：“民国精神与专制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专制精神施教与教授大都以利禄为依归。民国贵在自立求新，非具有世界观念以与时势潮流相应付，无以为教”，他号召“在校诸君，应为国家谋福利，将自己的学知普于大众”。为此他制定了学校规程，传输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平等思想，并体现在各科教学中，从而为第三师范学校开创了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新风。［32］正是在民国精神的熏陶之下，一些学生还专门以“民国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如在1920年1月17日，天津学生石恩元、李权曾分别以《民国之精神》《共和国之真精神》发表了演讲。［29］民国教育家陆费逵则更为直接地指出：“民国，国体之极品也。吾国而能注重人格教育及民国精神，教育前途有厚望焉；国民前途有厚望焉；民论教育本义当定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14］

第五，民国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也在创造着具有时代内涵的生活世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著名戏剧家齐如山先生曾对北平二闸的变化做了对比描述，他指出在光绪末年，此地“因粮船告废，此处顿归冷落”。而民国后，由于“打破了封建制度，开辟了许多处，任人游览坐落，消夏之所为之一变。例如社稷坛（即公园）、太庙、三海、天桥、天坛、先农坛、什刹海、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等处，总算是给人民添了许多快乐游息的处所”。何以会如此，齐先生就将其归结为“民国的精神”［33］。在张恨水的文学作品里，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两位土头绅士在树下边下棋边聊起北洋政府的国歌，其中一个说道：“卿云歌，我认为也该和五色国旗一样，把他送进历史博物馆。两千年前的孔子，承前启后，那样有功于中华民族，而一部分人还要打倒四千年前的大舜，随便唱了十个六字的歌，居然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精神，吾斯之未能信。”［34］可见，民国精神在此时确已成为塑造人们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标杆。事实上，民国精神的影响甚至还体现在军队当中，如曾任三十九混成旅旅长的陈干，在治军时要求部下“勿交匪类，勿作殆谋，穷达有命，尽其在我”，只有“维持秩序，不失民国精神”［35］。

当然，所谓民国精神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整合，并不意味着民国精神在此已成为决定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终极力量。尽管民国精神凸显着时代特征，但是时代精神的核心要义则在于它的可变性，也就是说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因此，承接是更具有时代性的接力棒，成为整合民国精神进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承接这一接力棒的任务最终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在中共看来，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解决近代中国出路问题上功勋卓著，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孙中山的一些思想主张既需要继承更需要发展。

在继承三民主义思想方面，中共的认识是一贯的。就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三民主义就被认为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36］。大革命之后，即便“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37］。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拓展民国精神的时代性内涵。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面临民族危机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中共明确提出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而是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组成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38］。正是以此为基础，在民族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辛地探索，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将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更加自觉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民族主义焕发出更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民权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追求民主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广大民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因而代表了当时最为进步和深刻的民主潮流，并使得革命根据地成为当初条件下最为民主的“三民主义地盘”［39］。在民生主义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彻底实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当然，更具有时代意义的是中共在发展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更具有整合力量的民国精神。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践行三民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的新的理论形态——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实现了民国精神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新跨越，更是民国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性升华。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40］不仅如此，中共在继承和发展民国精神的基础上，特别提出了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一主张，也即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41］。很显然，中共提出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这一主张，正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特别是新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共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纲领，则是对三民主义的进一步超越。与此同时，民国精神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中国共产党而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并最终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国精神这面时代旗帜，并在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总体目标下，实现着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整合与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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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hengxiaoyan1023@hotmail.com）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Spirit of Republic of China

YANG Dong
（School of Marxism，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China）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 formed in the 1911 Revolution cast the spirit of 1911 Revolution，also molded the spirit of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means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trend，to highlight the times connotation and to show the advanced ideas.It was just this age spirit that not only floored the profounder historical value and in-depth implication of 1911 Revolution，but also became the spiritual tie to inspire nationalist sentiment，to awak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to show national spirit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state in an emergency national peril.Although the spirit of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cut and changed repeatedly，it always showed its spiritual power and value in emergency national peril and realized the progress in moder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the spirit of Republic of China；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of Sun Yat-sen；Republic of China

K258

A

1006-6152（2015）03-0107-08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3.016

2014-09-25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杨东，男，陕西府谷人，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