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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道治天下”

2015-04-17

醒狮国学 2014年9期
关键词:分家音律唐太宗

编者按:韩异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千古一帝”,但只有唐太宗同时做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这两件事。他曾是个豪迈的军人,登基之时读书识字还有困难;他接手了隋朝留下的“烂摊子”,以区区2000万人口起步;他面对的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复杂的民族形势和多元文化的碰撞。唐太宗是怎么做的呢?

三个转型奠定大唐盛世基础

唐太宗完成的三个转型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础:领袖自身的转型、“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型、朝廷治国理念的转型。

唐太宗16岁参军,2年后他父亲李渊起兵反隋,他以18岁的年纪率军打仗,24岁就扫平群雄、统一中国。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人。毛泽东说他是第一号军事天才,无人能比。从24岁到29岁,他又挑战既定的政治秩序,在和哥哥的政治斗争中胜利,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上了皇帝,从此政治上也没有了对手。他可以继续玩下去,但他选择以道治国,不搞权术。

我们认为唐太宗是文冶的典范,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登基时是个纯粹的军人。他晚年回忆,年轻时曾有很多文字看不懂,于是请老师读书给他听,每天从下午读到深夜。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他认为“治国先治君”,转型从自己做起,推动治国理念的转变。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国就是政权,可以通过争夺赢来;天下是老百姓,不可能用不仁的手段获得老百姓,所以“打天下”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他要“逆取顺守”。这样,从上到下、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唐太宗推动了国家的一系列转型,所谓“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

朱元璋也打天下,但他没有及时转型,治国手法和理念和打天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康熙皇帝则不是打天下的皇帝。从这个标准来看,开国皇帝中能完成转型并实现天下大治的皇帝只有唐太宗。

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唐太宗如何接手隋朝的“烂摊子”?唐太宗请魏征主持修纂《隋书》,以史为鉴。

隋亡的原因是与民争利——38年间征调了3000万劳动力,隋朝统一时人口只有2000万,这意味着每一个壮丁一生要被国家无偿征调数次。唐太宗接手隋朝的“烂摊子”时,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已从(隋)顶峰时期的5000万掉到了2000万。冷兵器时代,仅仅几年的动乱,不可能杀掉3000万人,这些人口只是从国家的户籍登记中“逃”走了——这意味着国家收不到税。古代缴纳的都是人头税,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就在于人千方百计地挣脱户口以逃避税收。唐太宗没有像隋初时那样彻查户口、追缴税收,而是“藏富于民”。如果说人口5000万,在户口登记中只有2000万,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二的税是让给了老百姓。

唐朝就从这2000万登记在册的人口起步,直到150年后的唐玄宗时期,人口才恢复到6000多万。而隋朝登记在册的人口从2000万人增加到4000万人,只用了一年——当然不是生出来的,是查出来的。再从这4000万升到5000多万人,则用了十几年时间。同样的人口增长,唐朝花了150年,隋朝只用了20年。人口数的缓慢增长背后,是政府在减税和让利。

隋朝为加税还用了各种手段,比如“析户”,即分家。国家规定孩子成年必须结婚,婚后即分家,户数增加了,赋税就有了。然而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孩子另立门户以后孤寡老人没人赡养,子女的教育也做不好。中国古代实行大家庭制度自有其道理,但这样一来道德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就被击穿了。唐太宗接班以后,唐律规定,只要父母在,孩子不分家。如果分家,孩子要承担刑事责任。对国家来说,这就是牺牲了赋税收入,为社会秩序和维持道德买单。

关于文化开放政策的争论

唐朝之所以是盛世,根源在其开放、多元。尤其是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举个例子,唐太宗曾经为制定音律组织过一次讨论。

中国音乐的正统是庙堂音乐,追求庄严肃穆,轻松欢快的小曲则被视为“靡靡之音”。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中亚音乐。例如琵琶就来自波斯,早期是横着弹的,因为游牧民族都骑在马上弹奏乐器。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称琵琶为“民族乐器”,事实上这些来自中亚的乐器、音乐融入中原的过程伴随着艰难的斗争。

中国古乐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有对应之物:“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隋朝统一以后曾重新定音律,希望吸收中亚音乐,遭到了政治力量的反对,认为不能转调,否则“君”变了“臣”,岂不天下大乱?隋文帝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拍板决定维持原有的音律、秩序,不吸收这些“靡靡之音”,恢复到汉朝以前缓慢庄严的音律上去。这事实上要抹杀五胡十六国以来三百多年的音乐成就。

隋朝短命,数十年就灭亡了,唐太宗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定音律?同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在老调重弹:“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旧唐书·音乐志》)”唐太宗则反驳这种看法,认为悲欢在于人心,而非音乐,“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他甚至要为这些大臣演奏“靡靡之音”:“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旧唐书·音乐志》)”唐太宗选择了开放的政策以应对多元的文化,才有了大唐盛世。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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