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新

摘要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资源价值结构和经济机会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模糊的制度规则未能及时、有效调整以反映新的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争夺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的社会冲突频发，而地方政府的介入及其凭借强制力对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进行的策略性分配使得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与剧烈。本文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来展示城镇化利益分配的基本情境、利益分割中的不对等博弈以及谈判破裂后的抗争策略选择博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情境进行了延展分析。研究表明：关键行为者为获得城镇化利益而展开争夺，他们围绕城镇化利益分配存在着根本性利益冲突。通过利用制度规则模糊性提供的机会，地方政府和强势利益团体，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日益严重地侵犯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权利边界，利益攫取和成本转嫁越来越厉害。在城镇化的利益分割严重不对等和公共权利非均等覆盖的情况下，弱势群体也不愿意忍气吞声，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抗争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在制度规则形同虚设的情况下，现有体制鼓励了极端抗争行为和事件的发生，地方政府往往陷入越维越乱的维稳怪圈，社会冲突呈现出燃点低、爆点多、不断蔓延的特征。

关键词快速城镇化；社会冲突；制度模糊性；利益分配；成本转嫁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57-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08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城市型社会。我国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民变市民、农村变城市的低效向高效发展转化的过程，而且存在着显著的分配效应，城镇化发展的收益和成本并不均等地由各个利益主体获取和承担。资源非农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流动群体的不断增多、经济活动外部性日益显著、市场交易内部性问题严重等因素导致社会摩擦与利益冲突呈现显性化趋势，社会冲突呈现出频度高、强度大、类型多样、相互关联、扩散性强等特征。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发生并不断蔓延？社会冲突发生的机理和过程是怎样呈现的？这是非常复杂但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姜杰等[1]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利益机制的动力偏差、信息不对称和约束力量的发育滞后，致使我国城市发展中各利益主体行为失当、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资源浪费严重、社会冲突增多。文军等[2]认为，在城市社会空间中农民等弱势群体陷入了权利不公和利益受损等情境之中。随着农民等弱势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感受到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成为冲突事件的主要源头[3]。在非农化压力、城镇化暴力情境下，农民等弱势群体的选择是运用 “韧武器”进行抗争并使问题公共化[4]。还有很多学者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用、城市拆迁、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等因素引发的社会冲突，分析了冲突的表现、特征与因素。学者们的研究多偏重于某一领域的社会冲突，现有研究多属于静态分析从而缺乏对社会冲突发生过程与机理的动态阐释。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冲突发生的机理和过程进行描述和阐释，揭示社会冲突发生的根源、发生逻辑与演变过程。

城镇化的推进导致资源价值结构和经济机会水平发生了重大改变，制度规则的模糊性使得其未能及时、有效调整以反映新的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导致了争夺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的社会冲突，而地方政府的介入及其凭借强制力对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进行的策略性分配使得冲突变得更加复杂与剧烈。本研究将首先考察城镇化推进导致的边界变化如何导致资源价值的变化与经济机会的增多；其次阐述由于制度规则的模糊性如何导致城镇化利益被置于“公共领域”之中，利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工具展现“公共领域”中各个主体如何进行利益博弈与冲突的过程；最后阐释在强势群体主导的利益分割如何导致严重不对等的分配后果，以及在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弱势群体的理性抗争何以形成。

1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边界变动与利益冲突的显性化

计划经济时代，城乡边界是政府强行设置的，城乡间资源要素只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改革开放以后，严格设置的城乡边界渐趋松动，开始不断调整、重组并趋向模糊。城乡空间（地理）边界、制度（权利）边界、身份（社会）边界、经济（产业）边界、资源（环境）边界等都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不仅使得资源要素加速流动，还导致边界频繁调整区域的资源价值迅速提升与经济机会持续增多，城乡利益地图关联区域呈现深度扩展趋势。城乡边界的不断变化导致城镇化利益的再分配，城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和机会不断被挖掘并呈现在相关利益主体面前，由资源价值和经济机会分配引发的利益冲突也逐渐由隐性状态演变为显性状态，围绕利益分配的社会冲突密集发生。

1.1资源结构变动与价值提升

城镇化使得城乡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导致资源价值结构和水平发生很大变化。本研究以最具代表性的土地资源为例，描述和阐释其价值变化的过程。土地资源价值可以用地租来表示，地租又分为绝对地租、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绝对地租是指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所取得的地租，级差地租Ⅰ是因土地肥力和位置不同而产生，级差地租Ⅱ则是因投资的生产率不同而产生。

在城镇化停滞的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土地转换用途的需求极为有限。在集体产权制度下，农村土地资源的可交易性为零，土地资源交易市场事实上不存在。土地资源的农用性质、可交易性差、产权模糊性以及用途转换需求小等因素导致农村地区土地资源价值极为有限且处于潜在价值状态，相关利益主体对有保障的明晰产权的需求程度也较低。在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和价值的各种经济社会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扩张导致土地资源的用途转换需求大幅上升。受到用途转换需求上升和市场体制改革的影响，土地资源的交易市场开始发育，但是土地资源征用仍由政府垄断。土地资源对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投入的可得性发生了很大变化，附着于土地之上的各项要素投资迅速增加，投入可得性明显增强。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土地资源价值结构和水平的变化，也导致利益主体对保障土地资源产权的要求和利益动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