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燕 安汝杰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登封 452470）

侠义：中国武侠电影的伦理构架

刘晓燕 安汝杰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河南登封 452470）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中国武侠电影的侠义伦理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武侠电影形成一种特异的“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两个“叙事母题”是一种互为映衬、同时彰显的关系；“家族为本”的伦理思想在武侠中普遍存在；引领武侠电影走向不朽、并不断创造银幕传奇的灵魂是义、是情；对信义的追求是武侠电影矢志不渝的叙事格调。研究对于深刻认识潜藏于中国武侠电影当中的伦理意识具有导向作用。

中国；武侠电影；侠义；伦理

中国武侠电影是在华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类型，它多姿多彩、精彩纷呈的武术技击和光怪陆离的离奇故事，往往闪耀着一种深入人心的伦理精神，它就是形成武侠电影大厦的构件和主体框架。纵观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角色，他们所归属的武功流派，所使用的种种打斗招式，实质上都具有一定的伦理内涵和意蕴，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一种高尚的武侠伦理和武侠规约紧密地关联着。武侠电影对于传统的伦理思想的充分肯定和积极吸收，不仅是由于此种类型的电影所状写的是大侠豪客行侠仗义的光辉事迹，还在于撑起豪侠事迹至关重要的心理基础根植于传统道德的伦理感召和精神感化。

1. 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

“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明了对于个体生命作为集体成员的绝对约束；而“孝”则暗示着对于个体生命作为家庭一员的必守规约：“入国为忠，在家为孝”[1]。“忠”和“孝”集中强调的是对父（上）的无条件服从和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因此，二者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忠”、“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社会文化变迁中，已经从最初的对于个体行为的强力约束，变为了人人普遍遵守的一种精神契约和伦理观念。而大侠豪客行走江湖、跻身天涯的天性使他们成为一种处于正统社会之外的视“报主”与“尽孝”为毕生使命的“天外来客”[2]，因此，中国武侠电影形成一种特异的“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是在情理之中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武侠电影中的大侠既有打抱不平、为民除害的英雄，也有为数众多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者和人间伦理真情的守护者。武侠电影《方世玉》中的方世玉不仅是一个担负民族、国家大义的大侠，更是一个为亲人、为家庭而奋不顾身的儿男。此种相互映衬的剧中角色性格恰好将武侠电影中的侠义图谱描述得绘声绘色。由于道德（伦理）观念早已经成为先于叙述题材而生的客观存在，因此，在伦理文本和叙事题材相互交叉之时，伦理文本一定是叙事题材故事展开的根本推动力和助推器。方世玉为救出落难的父亲，只身与法场衙门展开肉搏，在方世玉冲到父亲跟前之时，悲痛万分、救父心切的英雄男儿无论如何也掰不开那架在亲人身上的利刃。然而，在这万分紧急时刻，“一位老母亲为方世玉这种旷世的孝子之心所感动，毅然冲上法场，与方世玉一起奋力拉起悬在方世玉父亲头上的屠刀”[3]。武侠电影《方世玉》的叙事结构布置和故事情节安排，集中展示的就是“孝”，而“孝”是促进戏剧高潮的形成和达成观众对“方世玉”形象认同的内在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致认可的“忠孝传家,尊师重道”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伦理精神，而当“忠”、“孝”的“叙事主题”在武侠影片的“叙事情节”中“共现”时，两个“叙事母题”就形成一种互为映衬、同时彰显的关系。

2. 家族为本的武林道义

由于父亲在中国文化价值观念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以父亲为叙事中轴线的“家族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武侠电影中有着异常突出的意义。儒家提倡的积极进取的入世哲学，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家国一体，国就是家，家就是国”[4]的传统家国观念就是把国家这一整体概念看作是家庭这一分散的社会组织的概念集合体，对父亲（家父）的服从和对于国君（国父）的尽忠都是不可置疑的道德准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心理依从，即便在传统思想瓦解的当今社会，“家国一体”的道德观念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中国武侠电影在其从萌芽到壮大的历史演进中，虽然其叙事技巧和特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组成中国武侠电影的伦理基础和文化精神框架——家族为本的“传统道德”却始终如一、未曾变动，而且也日益发展成为一种被广大影视受众所普遍认可的文化价值体系。

武侠电影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家族为本”的伦理思想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那些牵涉到武术派别之间比武较技的武侠电影中，“家族”往往是某个武术派别的中心；而“族长”则是无可争辩的精神象征和众人崇拜的对象。因此，“族长”（家长）这种特殊的兼职身份（既是家庭核心成员，又是社会风云人物），使得这类角色在整个电影的叙事情节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每每武林门派之间出现难以调解的矛盾时，调停成功的往往是掌门人（家长），而对于掌门人（家长）的态度则是给电影中的其他角色提出的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或者俯首称臣、甘拜下风；或者反抗命令、背叛家长。所有这些使得“家长”在武侠电影中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伦理道德维护者和坚守者。从人生发展阶段来看，人作为生物的一种，其生命力最强的时期，是在青年阶段，而武侠电影中武功最为高超的却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功夫的修行境界和人的年龄大小成线性递增关系。“通常许多武林弟子在江湖上闯了祸,或者是遇到强敌无以招架之时,最后的一招是请师傅出山,师傅摆不平的时候,再请师祖出来。”[5]这除了表现出中国传统伦理对老者的尊重有加外，也透射了一种效法古人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中国儒家极度重视的尊卑、高下的家庭伦理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伦理纲常在中国武侠片中亦有深刻的体现。

3. 义非侠不立的精神取向

中国的武林中人从来就是严格遵守、模范执行侠义精神的道德楷模，这正是《豪侠论》所言的“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6]。太史公曾经在其《游侠列传》一章中高度肯定了侠客们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完美人格。有史以来的中国大侠豪客都是这种重视承诺、信守诺言、舍生取义的精神楷模。而作为一种拥有百余年历史的中国武侠电影与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文化有着天然的历史渊源关系，特别是对大众喜闻乐见的经典武侠作品的重新编码，更是中国武侠电影妙笔生花的源头活水。即便中国武侠电影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武功”，而引领其走向不朽、并不断创造银幕传奇的灵魂却是义、是情。中国武侠电影中的豪客大侠无一不是武林高手，甚至是武术的开宗立派之人，更是被渲染成为重仁守义、渴求精神超脱的“义士”。

故事素材来源于古典侠义文学经典《水浒传》的《英雄本色》刻画了一位与主人公（林冲）肝胆相照的英雄侠义仇伍。在无辜的林冲遭受奸邪迫害，亲人的人身安全不保时，仇伍不顾一切地伸出援助之手，冒着生命危险将此事告知林冲，而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仇伍的人头在拼杀当中出现在林冲身边，恰似高贵的雕像永远扎根在人们的心目中。因此，仇伍为义气抛弃生命是武侠电影宝库中发人深思的一幕。此外，在武侠电影中，侠客的周围总是活跃着一群生死与共的英雄：“黄飞鸿的身边有梁宽、鬼脚七;林冲的身边有鲁智深、仇伍;方世玉身边有大宝”[7]。同性之间的情谊不单使武侠电影充斥着为朋友洒热血、抛头颅的义气，而且还充满着一种肝胆相照的博大胸怀。武侠电影《狮王争霸》中熊欣欣饰演的鬼脚七在落难的境遇中，却被他的主子在一个恶劣的天气里抛出门外。而此时的大侠黄飞鸿基于义愤，抛弃前嫌，并热情礼遇。黄飞鸿的豪侠情怀与鬼脚七主子（赵天霸）的残暴刻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照，黄的举动终使鬼脚七迷途知返，并自此之后成为黄的莫逆。武侠电影中英雄侠客都要经历极其险恶的人生旅途。当英雄侠客遇到无情的对手时，尤其是在生命的搏斗中，银幕上总会上演一出出大侠不顾生命救友人于危难之中的感人场面。影片《少林豪侠传》中的黄飞鸿在何昌遭到官府围追阻截而身体遭受重创的危急关头，不仅从官兵手中夺回了何昌，使其获得了人身自由，又用嘴巴清理了何昌身体所中之毒，使其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4. 己诺必诚的道德契约

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皇皇巨著《史记》中论述作为大侠者的行为事迹时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8]这句话讲的就是，英雄侠客打抱不平的实际行动不是依仗武力的高强出众，而是由于侠客们所普遍遵守的信义和道德承诺。因此，侠客们能够以武功用命于国家，效力于明主而得到人们尊重的原因，不在于他们忠实于当权者的命令，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是由于为侠者“家无余财,衣不完采,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9]的高贵人格和脱俗道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被无数的文人墨客和武林志士仰慕不已，是由于荆柯的事迹感人至深，他所践行的“己诺必诚的道德契约”足以成为光耀千古的英雄侠客。对此，太史公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曰：“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信义作为一种特定的不受现存社会规则约束的伦理准则和标准，其重点在于“信”，“信”就是“诚”，“义”的重点是“宜”，而行为至于“宜”就做到了“义”[10]。“信义”的道德准则对于那些行侠仗义的英雄来说是一种毕生追求的文化信仰。从这一角度讲，中国武侠电影在虚拟空间中对道德律令的遵从，依然有其既定的时代意义。直至今天的武侠电影，仍然是把久传不衰的侠义气质和道义关怀寄托在此起彼伏的刀枪对杀与徒手搏击中，不管这些武侠电影在结尾时多么的残酷，对信义的追求就是武侠电影矢志不渝的叙事格调。武侠电影《六指琴魔》中的主角为守住他所在“镖局”的声誉，在押送“天魔琴”途中挫折不断、险境重重，他所推崇的就是武林中人“镖在人在，镖失人亡”的承诺。武侠电影中的英雄践行的是一种积极奋进的人生哲理和伦理信条,当侠客为道义、为承诺而不惜拼杀武林之时，侠客作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就超出了他先前的存在意义，从而获得永生。

5. 结论

大侠豪客行走江湖、跻身天涯的天性使他们视“报主”与“尽孝”为毕生使命，中国武侠电影也因此形成一种特异的“报主”与“尽孝”的叙事母题；两个“叙事母题”是一种互为映衬、同时彰显的关系。

由于武侠电影是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艺术样式，因此，“家族为本”的伦理思想在这种艺术形式中普遍存在。

中国武侠电影离不开作为其基础的“武功”，而引领其走向不朽、并不断创造银幕传奇的灵魂却是义、是情。其中的豪客大侠无一不是武林高手，甚至是武术的开宗立派之人，更是被渲染成为重仁守义、渴求精神超脱的“义士”。

对信义的追求就是武侠电影矢志不渝的叙事格调。当侠客为道义、为承诺而不惜拼杀武林之时，侠客作为单个的生命有机体，就超出了他先前的存在意义，从而获得永生。

[1]陈墨.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20.

[2]范志忠.现代视野下的武侠电视剧—论新武侠电视剧的审美特征[J].电视研究，2012，（7）：32-33.

[3]严家炎.论金庸小说的影剧式技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56.

[4]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12.

[5][6]赵孝思，沈亮.影视剧作的叙事艺术[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77-79.

[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01.

[8][9]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M].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3-35.

[10]孙刚.从“暴力美学”视域审视武术技击美的心理归因及和谐思想[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2-23.

（责任编辑 孔占奎）

Abs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this article has carried out a study on the narrow ethics framework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have formed two distinctive narrative motifs which stress on ones’honesty to their lord and filial piety to their fathers and the two motifs a intervolved with the other;the moral standard of considering ones’families’interests as the most valuable stuff is prevailing in the wild lives of chivalries;it leads martial arts movies to be eternal and creates righteousness and its corresponding affections;the pursuit of faith is the unswerving narrative style of martial arts films.In conclusion,this article will guide people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hidden in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Chivalrous Spirit—Ethics Framework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lms

LI U Xiaoyan An Rujie
（P hysical E ducation College of Zhengzhou University,Dengfeng 452470，China）

China;martial arts films;chivalrous spirit;ethics

I 235.7

A

1008－7257（2015）01－0044－03

2014－05－23

刘晓燕（1990-），女，河南安阳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电子商务师；安汝杰（1987-），男，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文学学士、教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武术文化、武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