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楠楠张宇

（1.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沈阳 110136；2.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跨文化敏感度研究浅析

马楠楠1张宇2

（1.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沈阳 110136；2.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杭州 310015）

当前，外语学习不仅是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过程，也是拓宽学习者知识面，了解不同文化的过程。英语学习兼备工具性和人文性，更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具备高度的跨文化敏感度，能够包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和学习者逐步意识到外语学习中跨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文章简要介绍跨文化敏感度的内涵及国内外研究趋势，旨在探究跨文化因素对外语学习者的影响，以探求更为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

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能力；文化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常务副校长Robert G.Frank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将“国际视野”这一抽象概念定义为：能在多样化世界背景下的团队合作中有所建树；通过对全球性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树立全球意识；能和他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人进行有效沟通；能在多维度的全球环境中显现出洞察力（才宇舟，2014）。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密切，具备“国际视野”，精通并遵守国际惯例和法规，具备国际道德和操守的国际人才已成为新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

目前，科技使跨文化交际和沟通变得更加简单和频繁，但各个区域和文化间约定俗成的传统和社会准则却大不相同。从社会语言差异性来看，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语言系统和人际交流方式。语言和交际的差异性是不同文化背景之下宗教信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差异性的体现。语言系统和交际系统的差异性不仅仅会阻碍跨文化交际的正常进行，甚至会导致误解和冲突，即便是对不同文化差异性接受度较高的群体也需要更为精密、系统的策略，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在此背景下，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全球化人才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1. 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Edward Burneet Tylor在《原始文化》中首次定义文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胡文仲，2004:39）。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的总和。文化是人类信仰和价值观的高级载体。文化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多种事物的纽带，是同一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媒介。由此可见，“文化即交流，交流即文化”（Hall 1959: 186），文化与交流密不可分，人类的交际过程就是文化交流的过程。

然而，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却不可以直接交流。社会学家Scollon（2000）认为交际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只有以人类为载体才能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即跨文化交际。跨文化敏感度，作为构成跨文化交际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跨文化交际和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 跨文化敏感度定义

Bhawuk&Brislin（1992）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成功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另一种文化中能够有效沟通，必须要对该文化产生兴趣，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文化差异，并且修正行为方式，以表达对该文化群体的尊重。Bennett（1993）提出了著名的跨文化发展模型（DMIS or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DMIS模型包括六个阶段。前三个阶段（Denial, Defense,Minimizations）被认为是民主中心主义阶段。此阶段中，行为个体认为其文化所代表的世界观是所有事实的中心。否定差异阶段（Denial）中，行为个体完全否定其他文化的存在，完全处于文化隔离状态中。排斥阶段（Defense）中，行为个体认为文化差异是对其本体文化的威胁，对文化差异持排斥姿态。差异最小化阶段（Minimizations）中，行为个体逐步意识到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开始尝试减小文化差异。后三个阶段（Acceptance，Adaptation，Integration）是逐步向民族相对主义过渡的阶段，在此阶段中，文化差异不再具有威胁，行为个体逐渐接受并欣赏民族差异。差异接受阶段（Acceptance），行为个体开始接受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并且意识到文化差异客观存在，认识到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性。差异适应阶段（Adaptation）中，行为个体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移情（empathy）和文化多样性（pluralism）。在此过程中，行为个体，以沟通、交际为目的，改变其文化参照框架。最后一个阶段是差异融合阶段（Integration）。处于这一阶段中的行为个体，在面对文化差异的时候，将进行“文化边缘化”考虑，并整合出新的文化身份。经历DMIS的六个发展阶段，个体的跨文化敏感度逐渐形成。

从敏感研究的角度，Bronfenbrener、Harding和Gallway（1958），认为“人际敏感”是发现人际间行为、知识和感觉间差异性的能力。Chen&Starosta（1998：231）将人际敏感进一步延伸到跨文化敏感度研究中，将跨文化敏感度定义为“能够主动理解、欣赏并接受不同文化间差异性的积极的态度”。在跨文化互动中，跨文化敏感度是交际者接受和传递积极情感信号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认可和尊重文化差异性的有效情感反应。研究发现，长期居住于国外或者以英语为外语的群体通常具备更高的跨文化敏感度。

3. 主要测量方式

3.1 跨文化发展测试问卷（IDI）

跨文化发展测试问卷（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or IDI）源自于Bennett的DMIS模式。Hammer&Bennett（1998）第一次提出测量文化差异的工具IDI。目前，IDI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版本。最新跨文化发展测试问卷包含50个自评选题，覆盖DMIS模式中六个阶段，选题侧重不同文化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民族相对主义。描述选项分为五个等级：1=完全不同意，2=不同意，3=不清楚，4=同意，5=完全同意。测试中，参与者将经历跨文化敏感度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否定差异阶段和排斥阶段相关选题13项，相反选题9项；差异最小化阶段选题14项；差异接受阶段、差异适应阶段和差异融合阶段选题14项；其中，交叉边缘性选题5项。跨文化发展测试问卷从认知的角度测试跨文化敏感度。

3.2 跨文化智商（CIQ）

20世纪80年代末，Peterson首次提出文化智商这一概念。Peterson将文化智商定义为：“一种从事一系列行为模式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一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技能和定性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那些与之交流的人们所持有的、以文化为基础的价值观与态度”。这一定义强调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自我调节的过程，认为“文化智商是情绪智商的跨文化维度”。

跨文化智商（Cultu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or CIQ），将情绪智商拓展到文化研究中，为跨文化能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为跨文化敏感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领域。通过对行为个体跨文化智商测试，能够更全面地描述受测者的跨文化能力及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智商测试，以智商测试为主，其理论基础是智商研究、情绪智商研究而非文化研究，对文化智商的培养研究相对较少。

3.3 跨文化敏感度目录（ICSI）

Bhawuk和Brislin于1992年提出跨文化敏感度目录（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ntory or ICSI）用以测试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趋势。跨文化敏感度目录测试个人对不同文化行为方式的理解。跨文化敏感度目录包括46项，分为7个等级：非常强烈同意、强烈同意、同意、未决定、不同意、强烈不同意和非常强烈不同意。测试项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16项与第二文化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相关。第二部分，17-32项与前16项相似，要求受测试者想象在第二文化中生活工作。第三部分测试内容集中于测试受测试者思想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方面。

3.4 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

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or ISS），一共24项，涵盖了跨文化敏感的五大因素: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

交际参与度（量表中占7项），指受测试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参与感。差异认同感（量表中占6项）指受测试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接受和尊重程度。交际信心（量表中占5项）指在跨文化交际中，受测试者的信心程度。交际愉悦感（量表中占7项）指受测试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愉悦程度。交际专注度（量表中占3项）指受测试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有效回应对方所传递的信息的专注度。测评这五个因素的项目不均等，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做比较前需要通过公共方差和特征值把数据处理成具有可比性。

4. 结语

进入新世纪，全球经济合作节奏逐步增强，随着中国经济体的觉醒和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越来越急需全方位的国际化人才，以解决国际合作中，由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法律、价值观、市场环境和管理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而文化的误解多产生于交际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未形成良好的跨文化敏感度。

只有充分了解并研究学习者在认知跨文化敏感度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才能够真正解决跨文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够有效提高跨文化者的跨文化能力。

[1]Ron Scollon（2000）.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 Discourse Approach.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ess.

[2]Bhawuk，D.P.S.and Brislin，R.W.（1992）.The measuremen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 16，pp.413-36.

[3]Bennett，M.J.（1993）.Towards Ethnorelativism: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In R.M.Paige（Ed.），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pp.21–71）.Yarmouth，ME: Intercultural Press.

[4]Bronfenbreber，U.&Harding，J.，&Gallwey，M.(1958).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affective densitivity(empathy)，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18， 407-412.

[5]Chen，G.M.&Starosta，W.J.(1998).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Awareness.Human Communication，35.

[6]Hall，E.T.（1959）.The Silent Language.New Youk:Doubleday，186.

[7]Hammer，M.R.，&Bennett,M.J.(1998).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IDI)manual.Portland，OR: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8]Bhawuk，D.P.S.，&Brislin,R.(1992).The measuremen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6，413–436.

[9]才宇舟.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为例[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6-137.

[10]胡文仲.超越文化的屏障[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39.

[11]王莉.大学生跨文化智商培养模式探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2）:61-63.

（责任编辑 陈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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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57（2015）01－0013－02

2014－08－21

马楠楠（1982-），女，辽宁沈阳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话语分析和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