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姗姗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福建福州 350012）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荆棘鸟》

刘姗姗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福建福州 350012）

文章主要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卡洛·麦考琳的名著《荆棘鸟》，探讨了小说中被颠覆的男性形象以及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里获得话语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作品。

后现代女性主义；荆棘鸟；颠覆；话语权

1.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

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就是女性主义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精华理论而形成的，它提出了实现男女差异性平等、认同差异、包容差异，并且认为差异并不必然带来性别歧视；呼吁建构女性自我意识，立志铲除地球上所有不平等现象与制度。概括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一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一种“受害者”哲学；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三是认为对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来。

后现代女性主义吸收和利用了福柯的理论和方法。福柯认为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话语就是一切，权力在话语的运行中运作，体现于一切关系中。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非常重视话语的作用，也重视产生和维持话语权力的机制，致力于构建新的女性话语，让女性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权主义运动不仅改变了传统女性气质，同时也让传统的男性气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它推翻了男性的生理优势论，动摇了父权制合理性的根基，男性危机开始蔓延，因此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被动、消极、失败的男性形象，可以说是此次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2.《 荆棘鸟》的创作背景

《荆棘鸟》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代表作，于1977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销量超1000万册，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在美国的版权曾卖出了1900万美元的天价，先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及音乐剧，深受读者的热捧。但其在商业上的成功和读者的热捧却并未使其在文学评论界受到关注，反而却备受冷落；并且在一出版就有评论者认为它情节俗套，并不是读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优秀的“家世小说”，而仅仅是一部有关爱情与复仇的平庸之作，并且作品中语言运用欠熟练，人物塑造苍白无力。但依托于作品的经久不衰，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由于小说中出彩的女性形象，大多数有关这部小说的研究都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入手，探索女性意识觉醒。

作品的创作时期是第二波女性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这个时期的女权主义者质疑并挑战父权社会的男性特征，致力于推动社会制度和全面性别平等，传统的男性角色受到抨击，男性危机论逐渐蔓延。作品中男性角色不再高高在上，反而呈现出一种男弱女强的现象，可以使我们联想到作者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受到当时女性运动的影响，将当时男性气质的变迁也体现在小说文本中；同时，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也千方百计地争夺着女性话语的权力；作品中传统的男性与女性气质荡然无存。

3. 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

《荆棘鸟》中的男性角色霸权地位不再，出现了被动、消极以及失败的男性角色。在小说中出现的许多男性角色已经不再爱情事业双丰收，令人艳羡，而是出现像弗兰克一心想要获得成功却身陷牢狱的角色及像卢克一心想要操纵自己的妻子却被妻子所抛弃的形象。

3.1 弗兰克：失败的一生

女主人公梅吉的哥哥弗兰克，是母亲菲奥娜与有妇之夫私通而生下的私生子，身份尴尬，属于被边缘化的部分男性；不仅如此，弗兰克的外形也与传统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极大的差异：“他个头很矮，还不到5英尺3英寸，依然瘦弱得像个少年”[1]（P4），这样的外形完全有别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一家之主的形象。在性格上则更多地显示出阴郁、不够刚强的部分，内心敏感而脆弱；糅合了女性忧郁气质的他有别于传统男性的高高在上，反而对家里的女性极其关爱，弗兰克深爱着自己的妈妈，每天在继父上床休息后，总是偷偷地帮妈妈擦盘子；帮助妹妹修理布娃娃，这些女人“专属”的活弗兰克却干得有滋有味，这在当时的男性社会看来是多么的可笑。

传统的男性必须事业成功，因此弗兰克也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博得他人的尊重，但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和经济支持，费兰克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体力来赢的大家的关注和尊重：“我靠这个挣到了钱，几分钟就赚到了20镑……我今天下午赢得了每一个在场观众的尊敬。”[1]（P92）在家里没有感受到存在价值的他选择了离家出走，期望能够出人头地，可惜事与愿违，希望靠拳头打天下的他被自己的拳头送进了监狱，被判终身监禁，服苦役。三十年后，出狱的弗兰克“已经52岁了……站在基里的夕照中的这个男人非常瘦弱，几乎是形容枯槁，苍白至极”[1]（P380），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将死之人诉哀的眼光，枯涩，极其疲惫。弗兰克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因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被边缘化，男性形象被弱化了，导致其悲剧的一生。

3.2 卢克：被遗弃的丈夫

梅吉的丈夫卢克在小说中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要有自己的事业，所以他惟一的乐趣就是看着自己存折累积起来的一排排整齐的数字，对金钱的狂热追求使他甚至利用自己外表对异性的吸引力，希望能够通过娶到有钱的女继承人来达到他的目的，并到处找寻着自己的“猎物”，来到德罗海达也是为此目的。尤其是当察觉到梅吉对自己感兴趣后，更是对这个在他眼里“极富价值”的有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现款的独生女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并在将婚礼定下来后就急不可待地提出将梅吉名下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女方所有的财产都应当归男方所有……我知道你有一小笔钱，现在我告诉你，在咱们结婚的时候，你得签字，将它移交给我。”[1]（P228）结婚在卢克眼里只不过是可以从妻子那里掠夺金钱的一个途径，因此一旦自己的目标达成，他就不再有兴趣对自己的妻子大献殷勤了，让还在蜜月中的妻子去当女管家赚钱，而自己则到外地割甘蔗了。不仅对如花似玉的妻子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不想拥有：“在没有买到牧场之前，我宁愿不要孩子，所以，咱们就盼着没有孩子吧”[1]（P240），因此在朱丝婷出生后，卢克不仅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还因为她是个女孩不能帮他干活赚钱而觉得晦气透了：“女孩子一点用处也没有，只能把一个男人吃穷，等她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就会给其他什么人干活儿去，而不像男孩子那样，在他的老父亲晚年之时能助他一臂之力”[1]（P287）。

热衷于赚钱给自己带来的愉悦感并没有使卢克获得幸福，成为一个在他人眼里的成功男士；相反，过度的操劳透支了自己的身体，牺牲了自己的健康；自以为能够绝对掌控住自己的妻子，却使妻子不仅在身体上背叛了他，还带着女儿离他而去，深深地打击了卢克作为男子的霸主地位。

4. 女性话语权的构建

单纯通过对男性气质的打压还是难以逃脱传统男性话语势力的控制，因此，在《荆棘鸟》中，麦卡洛通过让女性从边缘走出来，用种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从而使女性找到一条化茧成蝶的道路。

4.1 玛丽·卡森：一切尽在掌控中

玛丽·卡森出身低微，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她甘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过日子，那么她终其一生只能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生活操劳终生。但她与当时的其他女性不同，对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洞悉当时的爱尔兰对女性的偏见：“我知道，在爱尔兰我永远找不到一门好亲事，在那里一个女人非得有教养有背景，才能找上一位阔丈夫。”[1]（P54）不想接受自己的命运并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玛丽只身离开家，来到了门户观念比较淡薄但却人生地不熟的澳大利亚，并充分利用自己“一张脸、一个身子和一个比人们认为女人应该有的更聪明的头脑”[1]（P54），她赢得了富翁迈克尔·卡森的爱情，但是玛丽并没有被自己的丈夫所控制，相反，她却牢牢地控制住了自己的丈夫，不仅利用他摆脱了自己贫穷、低下的地位，而且让他至死都极为宠爱自己，并无情地嘲笑自己的丈夫是个“傻阔佬”[1]（P54）。玛丽在丈夫死后继承了巨额财产，为了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命运，她不愿再嫁，于是她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成为澳大利亚最富有的人，完全摆脱了对男性及对家庭的依附。在德罗海达这个王国里，她可以随心所欲，掌控着任何人包括所谓“高高在上”的男性的命运。

为了能够完全掌控命运的主动权，玛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就是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但在晚年碰上拉尔夫，玛丽也毫不顾及世俗的眼光，疯狂地爱上了这个小她三十七岁的神父，并且勇敢地向拉尔夫表达她的爱意，并利用自己拥有的金钱将拉尔夫拴在自己的身边，这种举动不仅在二十世纪初，就连在当今社会都让人咋舌。长期的压抑导致玛丽心灵变得扭曲，无法得到拉尔夫的爱使她心怀怨恨，将年幼的侄女视为眼中钉，卑鄙地拆散这对情人。为什么玛丽要让相爱中的二人痛苦一生呢?一方面是因为她太爱拉尔夫，不愿把他拱手相让给梅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玛丽的女权主义思想，拉尔夫这样一个极度虚伪的教士，燃起她的报复之心：“我会让你苦恼的……你用你的英俊当面嘲弄我们，蔑视我们愚蠢。但是，我会让你尝尝自己弱点的苦果，我要让你像任何一个描眉涂唇的妓女一样出卖自己。”[1]（P104）拉尔夫利用自己英俊的外表和过人才华欺骗女人，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玛丽·卡森成功地报复了这个虚伪的教士，最后他“妓女”般地出卖了自己。一千三百万英镑，让他在教会中平步青云，实现了他的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却又让他失去了一生的至爱梅吉及自己的儿子。

玛丽·卡森在这种怪诞和狰狞的“魔鬼”表象下，却掩藏着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玛丽·卡森在生理性别上虽依然为女性，但她几乎没有依赖、温顺等一类女性特征。她追求事业，力图改变命运，渴望爱情，拒绝虚伪，甚至反抗虚伪。同时“玛丽”的名字是一个双关语。在圣经中，玛丽是耶稣之母，是纯洁的童真女。而小说中玛丽却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形象，并且对自己信仰的宗教并不虔诚，反而对上帝充满戏谑，勾引神父并对当时宗教发起挑战：“在我下地狱之前，我期望我能够有机会告诉上帝，他是个自私的、满腹恶意的、可怜地为信仰进行辩护的人。”[1]（P132）她拒绝命运的安排，也拒绝上帝对她死亡时间的安排：“为什么不？我活够了……我要停止生活了……七十多年来，当我想做什么事的时候，我都毫无疑问地办到了。所以，倘若死神以为他想让我什么时候死，我就什么时候死，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当我选择好时机的时候，我就会死去，而且用不着自杀。”[1]（P131）

玛丽·卡森以自己的死亡对整个男权社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颠覆，她展示出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发出了女性自己的声音，以完全独立的人格为自己赢得了绝对的话语权。

4.2 朱丝婷：最终的幸福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再一味地强调女性解放，不再将男女两性完全对立起来，而是以性别差异为基础，把男女平等看成是在承认个体独特性的前提下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要用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而是女性以自身为标准努力做个好女性。朱丝婷是克里利家族的第三代女性。她自信独立并且才华出众。由于自身的努力，她成为一名深受欢迎的女演员，经济的独立使她在男性社会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并拥有了话语权。

朱丝婷刚出生就显示出了“妖女”的特质，给她接生的医生是这样评论这个新生儿的：“她那叫人极其讨厌的头发和她那股脾气倒挺相配……你就是用斧头也休想弄死那小家伙，这我是知道的。”[1]（P272）母亲梅吉在她刚出生时说的一番话也预示了朱丝婷的独特之处：“我觉得，朱丝婷将来不会是我的，也不会是卢克或其他任何人的。我想，她永远属于她自己。”[1]（P273）朱丝婷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她的与众不同。她不喜欢一般女孩子喜欢的东西，不喜欢做家务，不想结婚。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朱丝婷显得尤其独特：“根本不可能！哭天抹泪，像叫花子似地度过我的一生吗？向某个连我一半都不如，却自以为不错的男人低眉俯首吗？哈哈哈，我才不干呢。”[1]（P388）而在对性的态度上，朱思婷显示出了对传统妇德的极致挑战。一直以来，男权社会认为贞操是妇女最大的美德之一，女性要是不能守住自己的贞操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菲奥娜就是因为与有妇之夫私通而被赶出家门；母亲梅吉在知道自己有了拉尔夫的孩子后还要特意与卢克做爱，而后才能与卢克决裂，但贞洁在朱丝婷看来却不值一提，为了演好角色，她冷静地给自己挑选了一个富有魅力并且有经验的成熟男性去体验一下性，并且在事情结束后还能落落大方地与戴恩分析这件事。在朱丝婷看来，男人女人都是人，女性没有必要去刻意讨好男性：“要是我到40岁还没碰上我可嫁的男人怎么办？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做？我就干等这么多年？”[1]（P400）而最终，这位美丽的妖女也因为自己的独立赢得了美满的爱情，收获了一个与她精神相通，对待女性平等且令人尊重的丈夫。婚后，朱丝婷不用为对方去刻意改变自己，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变成另外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一个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胞都不会变的。”[1]（P512）

5. 结语

把考琳·麦卡洛的名作《荆棘鸟》放到后现代语境中来重新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构思作品及创作作品时所受到的女性运动的影响。作品中传达出的对传统男性气质的颠覆，表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的男性霸权主义最终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使读者打破女性是男权社会惟一受害者的观念，许多男性因为自身的地位等问题也成了受害者和牺牲者，这点也是《荆棘鸟》一书的独特之处，使我们在看待男权社会的压迫时，不再把焦点仅仅聚集在女性这一受众群中，同时也需要关注部分处于社会边缘的男性群体。

“话语、知识、权力是三位一体发挥作用的。一定的话语背后总是体现着一定的权力”，福柯的话语理论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找到了一条重构女性主体的途径，即建立自己的话语理论，真正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主体，从而使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作者在作品中构建女性话语权的尝试与努力也体现了《荆棘鸟》这部作品的进步性，值得我们去深究。

[1]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赵文琼.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1，（5）.

[3]余嘉.追寻荆棘的女人——浅论《荆棘鸟》中的女性形象[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4]刘风芸.女性的另一种自尊——《荆棘鸟》与《简爱》中的女性爱情自省自主意识［J］.固原师专学报，2014，（2）.

[5]徐军.性别角色与妇女解放——安托瓦内特和玛丽·卡森性格特征解读［J］.外国文学研究，1998，（3）.

（责任编辑 孔占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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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57（2015）01－0041－03

2014－07－18

刘姗姗（1982-），女，福建平潭人，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