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妮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 454001）

直译的现代性：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

张三妮

（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焦作 454001）

“直译”是从属于周氏兄弟整个改造中国语言的博大思想的。他们正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来论述其“直译”主张的，甚至于鲁迅的“硬译”成为了现代汉语变革的暴力手段。在翻译研究框架下，从中国近代的文化场景和文本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将拓展周氏兄弟和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周氏兄弟；直译；硬译；现代性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语言学派面临困境之际，翻译研究学派诞生于以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构建为目标、以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为主线的当代西方主流翻译理论流派。尽管翻译研究学派早就表现出了鲜明的文化意识，但翻译学正式发生文化转向却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鲁·勒弗菲尔（AndréLefevere）在其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强调翻译研究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文化转向是由安德鲁·勒弗菲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共同提出的重要观点，特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tudies），侧重分析在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

文化翻译论者通常认为，文本并不是静止不变，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当代的翻译研究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诸如共同的规则、读者的期待、时代的语码，探讨翻译与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运用新的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述是当前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翻译研究也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之外。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似乎越来越不关心对原文本义的探讨、对具体翻译方式的研究而热衷于讨论影响翻译的外围因素，如安德鲁·勒弗菲尔提出的赞助人制度、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等等。女权主义者则强调在翻译中突出女性的主体性，要以女性的意识驾驭文本。因为，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人类的语言里浸淫的无不是男性的权威、意识和主体性，可“男权”这个中心是不应该在男性本身，而是在与女性对比的差异中体现的，翻译中要表现的也正是这个作为比较的女性的意识和主体性。后殖民主义学者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关注的是被殖民者的文化权力，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再现被殖民者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1]。

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How should we translate,what is a correct translation?）——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他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What do translation do,how do they circulate in the world and elicit response?）”[2]

1. 周氏兄弟的日本文学翻译

在20世纪转折时期，思想家和翻译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翻译研究框架下，从中国近代的文化场景和文本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周氏兄弟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着重要意义。首先，在鲁迅研究方面，历来研究资料都十分丰富可观。对于鲁迅和外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对鲁迅在留日期间文学思想的形成目前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对于鲁迅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其次，在周作人研究方面，与鲁迅相比就显得单薄许多。然而，周氏兄弟在引领五四文学思潮上一样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孙郁将周氏兄弟合并立传也开了周氏兄弟研究的新气象。

在世纪相交之际，国内学人志士的翻译姿态中弥漫着忧患意识和启蒙意识。他们试图通过翻译来寻找中国文化的发展之机，鲁迅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他的文学道路上，翻译与创作并行不悖，前者甚至起到引领的作用。

鲁迅和周作人早年留学日本，从翻译文学开始展开其文学活动，直至1923年7月二人失和，这一期间他们更多地以“周氏兄弟”呈现为一个整体,在文坛和中国翻译史上同享盛誉。鲁迅在其翻译实践中坚持对于西文与日文句法的“直译”，周作人亦是如此。逐字逐句直译外语可以将外语异质的要素和表现方式引入本国语，对于本国语的改造和完善意义重大。周氏兄弟选择翻译作为他们推动中国社会改革的起点，两人并肩作战，从理论、翻译和创作各方面积极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文学也成为他们文学活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周氏兄弟的翻译是一种文化改造行为，其目的是通过翻译来引进西方文化，变革中国文学，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落后的国民性。

变革中国的文学，必须从变革语言入手；变革语言，又需要从翻译入手。鲁迅的“硬译”于是成为语言变革的暴力手段，挑战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意译”。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文章诟病鲁迅的不顺翻译。把周氏兄弟的翻译放在历史的纬度，就能清楚发现，在当时，意译派占绝对上风。然而，不少意译者泥古不化，自认为中国文化万万优越于西方，所以，当时的“意译”常常是误读与误解，甚至任意删改、杜撰。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中，周氏兄弟坚持“直译”作为其翻译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惟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西方文化才能够被真正引进到中国。鲁迅在其论著中多次提到“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刻意为之。它会带来精华与糟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精华自然在中国文化中沉淀，糟粕必然遭到淘汰。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的翻译理论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他提倡的“硬译”至今仍为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学者所推崇。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作《翻译之耻:对差伦理的追求》(The Scandal of Translator: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中专辟一章讨论鲁迅的翻译[3]。

自从有翻译实践以来，“直译”与“意译”、“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这样的原则之争就没有停止过。而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脉络中，“直译”的主张及其与“意译”的争论已无法单从语言沟通或符号学的架构层面来加以评价。周氏兄弟等人的“直译改造中文思考论”是属于有意义且积极的主张，还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周氏兄弟强调“直译”，首先是针对当时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附益的翻译方法，其矛头指向的是整个晚清的意译思潮以及这种翻译路径背后所牵涉的整个现代化方案。二人认为，只有通过“直译”，首先意识到中外文化的“不像”，然后翻译才会有效，才能鼓励“模仿”并由此引导古代中国向现代“蜕化”。

其后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等译作，实践并体现了周氏兄弟二人提出的这一原则。他们从《域外小说集》起便坚持“直译”以保存外国文学作品的精神原貌。在这种“直译”的背后，显示一种积极开放、虚心学习的文化心态。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录有周氏兄弟前期翻译的所有日本小说，其中收录了包括夏目漱石、森欧外等15名作家的30篇短篇小说。鲁迅对其中的6名作家的11篇、周作人对9名作家的19篇分别进行了翻译。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周氏兄弟二人遵守“直译”的文学翻译方式，将异域文学所讲述的地方知识、情感体验、精神价值、文学观念、审美方式等内容，以不加任何文学修辞的方式直接复制过来，使文学翻译呈现出单向度的文化主体性。

2. 直译的现代性

近年，翻译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意味着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开始关注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的近代嬗变。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文化翻译学派的核心人物，苏珊·巴斯奈特曾对翻译研究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但她同时也指出中国学者在该领域所表现出的巨大潜力。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显得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一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

在面对翻译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时，学者刘禾提出“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这样一个极富启发性的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近代中国的视角。他认为，语言之间透明地互译是不可能的，不同语言的词语之间想象性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自明的，而是历史地、人为地建构起来的[4]。针对翻译与语言变革之间的关系，社会学者张君玫提出中文改革的多面向努力构成了中国“现代性”（modernity）概念的一个核心，并认为中国的语文现代性是在文化翻译过程中被想象、跨越、转化与创造出来的现代性。这个改革的内容广泛，包括白话文学、简体字、各种拼音化方案，以及句法与文法的欧化。所以，现代性意味着历史的觉醒，意味着历史渐进的自觉，意味着继续通往改造之路[5]。

这一点十分适合中国近代翻译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将改革弊政、破旧立新作为己任，以翻译为利器，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周氏兄弟在译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有关“直译”的观点，在中国近代译学史上高张一帜。周氏兄弟强调“直译”，首先是针对当时盛行的任意删削、颠倒、附益的翻译方法，为了涤清翻译界的混乱。他们更以《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等译作，实践和体现了自己提出了这一原则。出于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反思，鲁迅更是希望以“直译欧文句法”的方式改造中文，进而改造“中文思考方式”。“直译”是从属于鲁迅整个改造中国语言的博大思想的。周氏兄弟正是站在中国语言改革的高度来论述他们的“直译”主张的。社会学者张君玫从翻译的分子化运动看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建构的角度，将鲁迅等人的直译，甚或硬译、死译，最终被归结到一个巨观的、整体主义的中国语文现代性计划之中。

从语言形态论上看，汉语是SVO型语言，而日语则是SOV型，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完全是异质的语言。周氏兄弟的“直译”主张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录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与幼小者》等译本中，周氏兄弟走出了汉语从来的句式和表达。如：

（1）因为除下了裏腿而露出的右腓上，帯一条径寸的伤痕、流着血《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2）为你们之父的我《与幼小者》

（3）教给我爱你们的你们《与幼小者》

（4）还没有给伊知道是结核症的你们的母亲《与幼小者》

这些译文乍看之下，从汉语的习惯上来讲并不通顺。这些日语中多见的定语修饰成分，在周氏兄弟的翻译文本中有多处的表现和再现。

（5）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纪念刘和珍君》

（6）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

如上述例（5）、（6），这种语言现象之后在鲁迅作品里使用范围的扩大是超出我们汉语的规范用法的，翻译带来的文体上的影响不容忽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科学家等都曾在日本留学，汲取知识，并将之介绍到中国来。大量日语文献、小说被译入中文，加之中文转译的日译西方小说，西化的汉语文体必然包含“日本”这一环节。国内有关汉语文体的研究，从来华传教士到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对汉语近代文体的形成中来自西语的欧化进行了详实的、历时的分析和论证。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思路的展开从文化交流史上来说是有点问题的，即中日之间的近代交流这一环完全被忽略了，其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完全被掩盖了[6]。所谓汉语的欧化现象有多少是直接来自英文的，还有多少是经过日文转述的，当然还有哪些实际上是直接来自日文的，这三种情形必须分别进行研究，尤其是后两者由于目前研究的不足，更显得极为迫切。

总之，在翻译研究框架下，立足学科发展的前沿，从中国近代的文化场景和文本语法角度重新审视周氏兄弟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结合“翻译的现代性”的理论，着眼于特定作家翻译作品的文化场景和文本语法相关的具体研究具有一定创新和学术价值。汉语如何从19世纪以前的前近代语言演化成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的现代语言的？在汉语近代化进程中日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对周氏兄弟翻译文本中“直译”的翻译策略和审美特质加以分析必将有所收获。以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来探讨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的革新的积极意义，论证文学翻译与中国语文的现代性的互动关系。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1]李龙泉.为什么西方翻译理论与文本越来越远?——他者思维的延绵线索[J].上海翻译，2006，（2）.

[2]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7.

[3]罗选民.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J].中国外语，2012，（2）.

[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修订译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张君玫.德希达、鲁迅、班雅明：从翻译的分子化运动看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建构[J].东吴社会学报，2005，(19):57-100.

[6]陈力卫.试论近代汉语文体中的日语影响[M].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関西大学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ICIS）．2011:43-53.

[7]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A].吴福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11.

[8]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69.

（责任编辑 娄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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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3

张三妮（1983-），女，河南焦作人，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心理比较、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