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赣太，徐和清，余秀华

(1.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探究

杨赣太1，徐和清2，余秀华2

(1.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2.上饶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老子历览前贤，借古用今，以“人民至上”观念为核心，以治国理政为旨归，把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论和辩证论延伸、贯通、落实到人类社会特别是领导者的治国理政层面，形成由世界观统摄指导并具有民本性等显著特征的既理性又实用的领导哲学思想体系；其内容涵盖了领导目标、领导原则、领导决策、领导用人、领导思维、领导修养、领导作风、领导艺术等方面，对当代领导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老子； 领导哲学； 领导思想； 治国理政； 民本性

《老子》是一部以宇宙自然之道推演人类社会之道的哲学著作，是一部以道本体论为基础，以治国理政为根本旨归的领导哲学著作。整部《老子》紧紧围绕百姓安宁、社会稳定、天下太平的治国理政目标，阐发领导者(老子笔下的帝王、侯王、圣人等统治者)如何认识和遵循自然、社会、人生之道，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思维、决策、用人，如何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与危机、减少社会冲突、实现长治久安。

一、《老子》作为治国理政领导哲学的依据

(一)阐发治国理政思想是《老子》的旨归

首先，《老子》是对古代帝王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一方面，老子肯定了借古用今的重要性以及承认了自己思想与古代思想的继承关系。如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1](P26)；“古之善为士者……”[1](P28)；等等。全书有30余处称“圣人”如何如何，或“是以圣人”如何如何。《老子》中引用了不少古人、古书之说，只是有的明白标出了，有的未标明。如，“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1](P44)“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1](P78)，等等。另一方面，老子总结了古代帝王(包括原始部落的酋长、首领)的统治经验。如“功遂身退，天之道”[1](P16)的思想，就可追溯到古代部落的酋长选举制和禅让制。[2](P47-48)

老子之所以能总结古代帝王的统治经验，在于道家自身的思想理论渊源以及老子思想与史官、帝王经验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在老子之前就有原始道家存在，并指出了原始道家思想本为我国上古社会治国的政治传统，凡是载于史册的古帝王都有原始道家思想；同时，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历览国家四方典籍、文书、档案，为日后辞官隐居研习上古之学，总结历史兴衰规律奠定了坚实基础[3](P10-11)，恰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4](P530)

其次，治国理政是老子哲学的根本旨归。“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5](P475)老子的根本主张就是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清静不扰的行事原则，百姓、社会、国家、天下就能趋于化生化育，归正太平。这可从《老子》不少章段直接运用了体现治国理政内涵的语汇，得到印证。如，“为无为，则无不治”[1](P6)；“爱民治国”[1](P17)；“以正治国”[1](P105)；“其政闷闷”[1](P107)；“治人、事天莫如啬”[1](P109)；“治大国若烹小鲜”[1](P110)；“故以智治国”[1](P120)等。老子思想的主旨实则为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者提供一套如何治理国家、社会、天下的基本法则，这套法则的核心就是如何通过“无为”走向“无不为”的境界。这一主旨的集中交代就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1](P87)老子告诉现实中的统治者们，研究学问能使知识不断增长，而研究事物的规律法则则能使主观妄为的因素不断减少，这种因素减之又减，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清静无为反而能够成就一切事情，违背规律的主观妄为则无法治理天下。

(二)《老子》的领导思想在官与民的矛盾关系中展开

首先，《老子》书中论述的逻辑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施事主体，即领导者，包括圣人、侯王以及代指领导者的“我”；另一个是受事主体，即被领导者，包括其所称的百姓、民以及代指百姓、民的“人”。如，“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P9)；“我无为而民自化”[1](P105)；“侯王若能守之”[1](P63)。施事主体与受事主体的关系，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前者构成领导活动的主体，后者构成领导活动的客体；前者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后者处于非主导和被支配地位。

其次，从其相互关系看，官与民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老子通过总结以往朝代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及观察所处时代的治国现状，发现实现社会安宁目标的难点在于解决官与民的矛盾关系。一方面，官与民在根本上是社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存在目标一致的统一面；另一方面，官与民在现实中又出现了利益相悖的对立情形。如“朝甚除，田甚芜”[1](P97)现象，即统治者的宫殿金碧辉煌，而老百姓的农田却一片荒芜；又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1](P136)的情形，即统治者收税太多，导致老百姓忍饥挨饿。

再次，从化解官民矛盾对立的路径看，老子提出了领导者清静无为的主张。由于领导者是领导活动矛盾的主要方面，官民矛盾对立的最终解决必然是领导者的正确行为。老子以清静无为为根本点，为领导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如，领导者要有“受国之垢”与“受国不祥”[1](P140)的能够承受屈辱与灾难的胸襟；要有“以百姓心为心”[1](P89)的民权意识；要有“太上，不知有之”[1](P33)的守得住寂寞的定力；要有“言下之”“身后之”[1](P122)与“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1](P132)的谦下心态；要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P18)的爱民为民情怀。

(三)治国理政思想的立论基础是道本体论

实现什么样的治国理政目标？怎样达到目标？老子将其立足于对宇宙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的本质认识上，并依此建立了一个“道存与道尊”和合统一的领导哲学世界观体系。

老子首先从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视域，揭示了一个“道存”的宇宙世界，即“道”在宇宙世界中的普遍存在性及其客观实在性。“道”是老子从宇宙世界的具象中抽象出的哲学概念，具有本原性、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运动性、辩证性等特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P80)，揭示了“道”的本原性特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1](P49)，揭示了“道”的物质性、客观性、运动性特征；“反者道之动”[1](P77)揭示了“道”的规律性、辩证性特征。

“道存”的宇宙世界实质就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按照自身规律运动的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1](P50)，他朴素地指出了宇宙世界的四大规律，即道的规律(普遍规律)，天的规律，地的规律，治理天下的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四大规律中，道的规律是普遍规律，是其它特殊规律的普遍遵循，故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P50)

人类为什么能够效法宇宙自然？老子坚持从可知论出发，认为人类不仅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现象，还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这就是“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1](P2)。

这样，老子内在地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理政的“道尊”哲学原则，即以道为尊，尊重客观规律，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他强调领导者要 “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P5)，避免主观随意性，防止恣意妄为。他甚至从尊重客观规律出发，把是否合“道”以及合“道”之程度，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P40)，指出伟大、高尚的品德就在于遵循客观规律。如果说一般的老百姓具备基本道德准则就可以的话，那么，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组织老百姓的领导者，则需要有高于老百姓的高尚品德，正是如此，老子心中的理想治者便是尊道、悟道、用道的“圣人”。

可见，老子关于治国理政的领导思想是以哲学本体论、辩证论、认识论为前提的，实现了领导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有机统一。

二、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内容涵盖

老子以治国理政为旨归，构建了一个较系统、完整的领导哲学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一)领导目标

领导作为治国理政的主要施事主体和责任主体，首先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老子给出的领导总目标是“无不为”和“无不治”。“无不为”就是做成或成就一切事情，使组织的合理计划、蓝图以及领导活动主体的良好愿望变成现实；“无不治”就是国家、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各项工作没有什么治理不当和不妥的。“无不为”和“无不治”总目标的具体体现有三个层面：一是“天下往”[1](P68)，即人心所向，天下归附。只有天下人心归顺，才能发挥好被领导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领导者才有组织、指挥、控制权威，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二是“安平泰”[1](P68)，即老百姓过上安乐太平的幸福生活。这是领导活动的目的与宗旨。三是“天下将自定”[1](P71)，即社会安定，天下大治。

不难看出，老子从治国理政者的普遍本质要求上，规定了各级领导治国理政的共同目标是百姓安祥幸福，社会安稳有序，国家安定太平。

(二)领导原则

领导原则就是实施领导行为，实现领导目标等领导活动据以遵循的准则、观念、前提、立场。怎样才能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领导目标呢？老子倡导“无为”的根本领导原则。“无为”的内核就是不主观妄为。

“无为”领导原则的立论依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道常无为”[1](P71)。老子观察认识到天地万物存在“本原之道”和“规律之道”，“道”使万物得以产生，既无形、无状、无象，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又内在推动事物发展并左右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面对这一客观前提，人们只能尊重事实，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行事，而不能按个人的主观臆想行事。运用到政治领域，就要求领导者“去甚、去奢、去泰”[1](P57)，亦即去掉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主观想法和行为，做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1](P116)，也就是以不妄为去作为，以不生事去做事，以不掺味去品味。二是成功领导经验的总结。老子总结前人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在于“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P105)。他认为，真正懂得按规律治国理政的领导者，一方面应该是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简政放权，信任百姓；另一方面，应该带头示范社会，清静无欲，质朴恬淡。领导者如果能够以“无为”的原则要求自己并影响全社会，天下岂有不治之理？

(三)领导决策

决策是任何时代领导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能。老子特别重视决策在领导者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性，不仅提出了“善谋”[1](P133)的概念，而且为领导如何正确决策提出了一整套原则要求。

1.遵道原则。科学的决策一定是以认识把握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为前提，决不是闭门造车、拍脑袋、想当然的结果，所以，老子强调领导者要“以道莅天下”[1](P111)，要“善为道”[1](P28)，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识道、求道、用道、谋道，求神不如求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道。

2.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原则。“合抱之木，生于毫末”[1](P118)，“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1](P116)，老子根据事物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的积微成著规律，提出“未兆易谋”“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P118)的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原则，要求领导者应及早预测、分析、判断影响事物走向的各种利弊因素，以便决策时避害趋利，防患未然。

3.弹性、稳定原则。“治大国如烹小鲜”[1](P110)，老子告诫领导者应从“烹小鲜”的要求中感悟治国理政的原则方法。决策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领导者做出的决策，制定的政策，要像“烹小鲜”那样用文火而不用武火，即要有柔性和弹性，不能过于刚性；要像“烹小鲜”那样不要经常性搅动和翻动，即要保持决策、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防止良好的决策与政策因人而异、因人而易，防止朝令夕改，使被领导者无所适从。

4.民本原则。决策效果的优劣与百姓对其拥护执行的程度成正比，因此，一个好的决策必然能够顺民心、应民意、集民智、解民需。老子主张决策应少一些领导个人的长官意志，多一些百姓的民主意愿，做到“以百姓心为心”[1](P89)。

(四)领导用人

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促进人类自身前进发展，这一切均离不开人的作用，因而，如何用人必然成为领导活动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老子提出的领导用人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立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老子指出，“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1](P)，他是第一个将人从天地万物中分离开来，作为独立于天地万物之外的一个类别的哲学家。他认为人与道、天、地相互倚重，相互作用，确立了人在认识、改造宇宙世界中的主体位置。这一观点为领导者重视人、用好人提供了认识基础。[3](P84)

2.知人是用好人的前提。“知人者智”[1](P65)，老子不仅强调了知人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知人的艰难性。全面了解、认识一个人，需要领导智慧，同时也体现领导智慧，但为了组织与领导目标，领导者应成为知人的智者。为此，老子提出了“善用人者为之下”[1](P125)的主张，强调领导者要以谦下的态度与心胸对待被领导者，形成领导者主动走进被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愿意主动接近领导者的相向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更好地知人，更好地获得人心、聚得人智。

3.知人善任，人尽其用。“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1](P53)，老子认为，明智的、高水平的领导者往往能做到不求全责备，不以貌取人，而是知人善任，人尽其用。在这里，老子实际上倡导了一种“人人皆才，人人皆用”的人才、用人观。

(五)领导思维

领导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运用思维导向的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决策、用人的过程，领导思维在领导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老子根据宇宙万物对立统一、联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领导者治国理政提出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方法。

1.系统思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P4)老子观察总结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整体。为了证明对立统一关系的普遍存在性，老子运用了祸福、善恶、荣辱、静躁等共40多对矛盾概念，旨在告诉领导者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用全面、联系、发展、系统的辩证思维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实现治国理政目标。

2.反向思维。“反者道之动”[1](P77)，事物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是符合规律的运动。老子强调了事物反向转化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P107)。《老子》中类似的反向思维俯拾皆是，旨在告诉领导者要正确对待人生顺逆、名利得失、工作难易，适时分析事物变化发展趋势，把握事物转化节点与拐点，化危为机，变害为利。比如，在对待个人名利得失方面，就应懂得“少则得，多则惑”[1](P43)的道理，要向深谙这一真谛的领导学习，在做减法中求得更大的“和”，做到“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1](P145)。

3.创新思维。思维创新往往是实践创新的先导，老子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思维创新，提出了两种思维创新方式：一种是“革故鼎新”的思维创新方式。老子反对固有僵化的习惯性思维，提倡适应事物变化发展要求的超前性、系统性、多向性思维，在永不自满中做到“蔽而新成”[1](P29)。一种是“从无到有”的思维创新方式。老子发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P77)的基本规律，要求领导者根据事物“无中生有”的生成发展规律，善于思考，善于实践，从抽象思维到具体思维，以一般性指导个别性，从普遍规律中创造典型经验，举一反三，变“无”为“有”。

(六)领导修养

老子极其重视领导者的修养，他崇尚的理想治者是“圣人”，“圣人”就是既有高超领导才能，又有高于常人修为的人，“圣人”人格是老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而德行修养又被视为领导者安身立命之本，从老子为领导者提出“孔德”“玄德”“上善”“上德”等要求可见一斑。老子关于领导德行修养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内涵：

1.领导修养的客观准则。作为担当治理天下重任的领导者来说，修养高尚的德行是其使命的内在要求。那么，判断和衡量其德行大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其德行修养的客观依据又是什么？老子没有局限于伦理道德范畴，而是从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相互联系上提出了依据和标准，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1](P40)，把遵从客观规律作为领导者修养德行的基本准则。老子认为，作为世界本源与万物运动发展规律的形上之“道”，在社会、人生等领域的展开、运用、落实，便是“德”，换句话说，人们德行的大小取决于遵循“道”的程度。这样，就将德行修养的依据与标准建立在客观而非主观上，为领导修养制定了客观准则。

2.领导修养的目标境界。老子从知行合一的关系层面提出了领导者德行修养的目标，这就是思想认识层面上的“尊道贵德”与实践行为层面上的“同道同德”。“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1](P93)，只有牢固确立以“道”为尊，以“德”为贵的思想意识，才会有相应的行为自觉，成为自觉寻求规律、修养品德的人，在实践上使自己的言行总是符合规律，使自己的行为总是具备美德，一如老子所言“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1](P45)。当“尊道贵德”与“同道同德”融为一体时，便可达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1](P94)的“玄德”境界。

3.领导修养的基本要求。怎样才能实现领导修养的目标境界？老子以“修之于身”为起点，以“修之于天下”[1](P99)为落脚点，把修身与治天下结合起来，从修身、养性、自省、治国、认知、处事等方面为领导者提出要求，指出：“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1](P17)要求领导者做到：肉体与灵魂相统一，精气聚结致柔，清除私心杂念保持内心清明，把爱护百姓作为治国理政的立足点，在宁静专一中认识世界，以清醒的头脑明白通晓事理。

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内容涵盖除上述6个方面，还涉及以“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1](P73)为要义的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P5)为要旨的“自然而然”领导艺术等。限于篇幅，恕不详述。

三、老子领导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老子领导哲学思想具有统摄性与民本性两大显著特征。

(一)统摄性

老子以世界观统摄指导领导观，把对宇宙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及其运行法则，作为领导活动本质规律的认知、原则要求、行事法则的总前提。他从探寻宇宙世界的普遍本质规律与内在法则入手，构建了一套融本体论、辩证论、认识论、人生论于一体的哲学体系，并把这一体系延伸、贯通、落实到人类社会特别是领导者的治国理政层面，形成理性实用的领导哲学。

在本体论方面，老子通过揭示自然之“道”的本原性和普遍规律性，阐明整个宇宙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规律性、运动性，直接贯通了“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 以“推天道而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说明了领导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规律的一致性及其遵从性。据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P71)的自然法则，对于领导者来说，就应该是“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P5)；“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1](P138)的平衡规律与法则，就应防范并反对被人类社会扭曲为“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1](P138)；效法“利而不害”[1](P145)的“天之道”，就应该行“为而不争”[1](P145)的“圣人之道”。

在辩证论方面，老子系统揭示了事物联系、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矛盾规律和质量规律，以此要求领导者学会运用辩证思维，按辩证法办事。如，根据“躁胜寒，静胜热”[1](P84)的辩证法，领导者应采取清静无为的方式治国理政，做到“清静为天下正”[1](P84)；又如，遵循“天下大事必作于细”[1](P116)的辩证法则，领导者只要脚踏实地，不贪大求全，反而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一如老子所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1](P116)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坚持从可知论出发，强调认识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认为识道、悟道是用道的前提，倡导“涤除玄览”[1](P17)“不出户，知天下”[1](P86)的内观、内求式的悟性认识方法。要求领导者对待事物与工作要反复认知，不能停留于一知半解，更不能不懂装懂，否则就无异于患上“不知知，病”[1](P130)的大毛病；而高水平的领导之所以没有这种毛病，就在于“以其病病，是以不病”[1](P130)，并最终达到“知常曰明”[1](P31)的认识境界。

在人生论方面，老子坚持“天人合一”的观点，根据“天之道，不争而善胜”[1](P133)的宇宙法则，要求领导者在名利以及各种诱惑面前，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P83)，按照“见素抱朴，少私寡欲”[1](P36)，“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之能争”[1](P43)等方法修养身性。

所以，老子以论“天道”为出发点，告诫人类在认识并掌握“天道”的前提下，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行“人道”与“圣人之道”。这才是其领导思想体系的落脚点。

(二)民本性

老子继承并强化了《尚书》“民为邦本”的思想，“人民至上”的观念成了老子社会政治思想、领导哲学思想的核心。“民”“百姓”这两个直接具有人民群众内涵的概念，在《老子》中出现了30余次，以“人”代指“民”“百姓”也有几十处之多，还有不少地方直接省去了作为主语或宾语的“民”“百姓”“人”。《老子》的结语，也可谓老子全部理论的逻辑结论就是“圣人之道，为而不争”[1](P145)，告诉世人，领导活动的本质、规律、法则就在于帮助人民群众而不与他们争夺，内蕴着“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旨意。

站在领导学视域，老子的人民观是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涉及爱民、贵民、民权、民生、民享、民治、为民、利民等内容。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1](P17)老子强调，治国先爱民。为何？因为民为贵，民众是江山社稷的根基，没有民众这个被领导者就没有领导者，没有民众就没有国家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正所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1](P75)。懂得以民为贵，才会去真心爱民，而爱民的最好体现就是尊重民众的各种权利，解决好民权、民生、民享、民治等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调动民众治国理政、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在民生方面，老子坚决反对统治者剥夺民众饮食起居等生活资料的行为，斥责有些统治者不顾民众死活，而是“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1](P131)；又比如，在民享方面，老子主张民众享有社会财富的平等分配权和占有权，他把那些利用职权侵占社会财富，过着奢侈生活的官员称之为强盗头子，厉声说道：“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1](P97)再比如，在民治方面，老子倡导“治权在民”，反对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反对扰民政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的民治方略。老子认为，真正的爱民还必须落实在为民、利民的行动上，而不是损民、害民，更不是与民争利，这样才是真正的恩泽人民，最终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一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1](P139)，“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1](P111)，“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1](P122)。

上述人民观的丰厚内容可观，老子高度重视并完全确立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其内在原由在于老子明白：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看，领导者的决策、号令离不开被领导者的贯彻落实；从领导活动与领导目标的关系看，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尽管都是领导活动的主体，但其目标的最终实现主要靠被领导者；从政权、江山的巩固与民众的关系看，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与否取决于民心向背；从人类社会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关系看，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其实，这也是老子赋予“人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基本内涵所在，果能如此，何愁不能达成“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1](P68)的治国理政图景。

《列子》云：“变易活乱，古犹今也。”[6](P186)同理，老子的领导哲学思想主张对当今的领导者不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吗？

[1] 李聃.道德经[M].乙力(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 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中国老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3] 李凤飞,张大生.品读老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0.

[4] 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 司马迁.史记[M].张大可(辑评).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6] 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许婴]

On Laozi’s Thoughts of Leadership Philosophy

YANG Gan-tai1; XU He-qing2; YU Xiu-hua2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China)

After reading through the books by former worthies,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for the contemporary, with the idea of “people supremacy ” as the core, with administrat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s as the gist, Laozi expanded, and linked up ontology, epistemology, life philosophy and dialectical theory, and then he applied all of them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 beings, and even leaders. Finally, he made them a rational and practical thinking system of leadership philosophy which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on, guidance and people-orientation as a philosophic world view. The content of this system covers leadership target, leadership principle, leadership decision-making, leadership employing, leadership thinking, leadership accomplishment, leadership style, and leadership art,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to the contemporary leadership work.

Laozi; leadership philosophy; leadership thinking;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olitics; people-orientation

2015-06-03

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GL38)

杨赣太(1963-)，男，江西余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srygt.123@163.com

B223.1

A

1004-2237(2015)04-0052-06

10.3969/j.issn.1004-2237.2015.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