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高杰 冯正直 王立菲 杨国愉 黄华涛 马振坤 刘派予 陈 琳

①中国.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学院军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研室(重庆) 400038 ②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学院行为医学教研室 ③第三军医大学学员旅十三营 △通讯作者 E-mail:wanglf1120@126.com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管理和改善自身或者他人情绪的过程，通过一定的方式使情绪在主观体验、生理反应和行为表现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1］。情绪调节能有效地改变个体情绪发生与发展、主观体验、生理反应，对个体人际交往、身心健康等多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2］。积极与消极情绪均可借助于主动情绪调节，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3］。如果个体的情绪调节机能失调，极易诱发诸如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产生各类心理问题［1］。

应付方式是指个体为应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情绪困扰而采取的方法［4］。大量研究指出，应付方式与情绪状态紧密相关，应付方式对情绪状态有良好的预测作用［5］。然而，应付方式与情绪调节方式是否存在紧密关系呢?目前的研究关注较少。此外，由于军事环境具有复杂多样、危险多变、恶劣严酷等特点，军事管理严格且封闭，军事训练强度高，使得军人不良情绪反应相对普通人群更高，焦虑、抑郁是我国军人主要的心理问题之一，且有上升趋势［6-9］，这不仅会影响到军人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还会影响到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此外，男性是部队主体构成，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相对来说不善于谈论情感，不利于不良情绪的有效调节与疏导，使其抑郁水平高于女性［10］。因此，本研究采用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和应付方式量表，对1860名官兵进行测试，旨在进一步探讨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的关系，以期为军人情绪调控训练的针对性开展，从而有效维护军人的心理健康，提供较为科学的研究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抽取7 个地区驻地部队陆海空军人1957名进行问卷测试，获得有效数据共1860 份(95.04%)。其中，男性1739人，女性121人;年龄16～51 岁，平均(21.82±4.03)岁;职别结构为878名士兵，704名士官，278名军官;军种结构为陆军1492名，海军133名，空军235名;受教育程度结构为小学46名，初中473名，高中(中专)975名，大专及以上366名。无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1.2 方法

1.2.1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11］由王立菲等人编著，包含22 个题目(其中引导题1 题，测谎题1题)，由认知重现、自我安慰、行为抑制、情感求助4个维度组成。采用Likert 5 点式量表，1 代表“无”，2代表“很少”，3 代表“有时”，4 代表“经常”，5 代表“总是”。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875，分半信度为0.854;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80～0.796，半分信度为0.659～0.723。

1.2.2 应付方式问卷［12］由肖计划等人修订，评定时间范围为受检者近两年来的应付行为状况。该量表包括62 个条目，分为退避、幻想、自责、求助、合理化和解决问题等6 个因子。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2.3 一般情况量表 包括被试的性别、年龄、职别、文化程度、军龄和家庭结构等情况。

1.2.4 测验质量保证 每个测试点均由经严格培训的心理专业人员进行实际操作，测试前统一指导语，向被试者说明测试的意义、目的及具体要求，采用纸笔测验答题。测验答题卷收集后，聘请专人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核实。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

2 结 果

2.1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总体现状

4种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求助(3.712±0.786)、行为抑制(3.588±0.788)、自我安慰(3.312±0.699)、认知重视(2.628±0.812)。

除自我安慰外，不同军龄的军人对认知重视、行为抑制、情感求助3种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事后检验指出，在认知重视的使用频率上，5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1年、2年、3年军龄的军人，4年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1年、3年军龄的军人(P ＜0.05);在行为抑制的使用频率上，4年、5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1年、2年、3年军龄的军人(P ＜0.05);在情感求助的使用频率上，5年及以上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1年、2年、3年军龄的军人，4年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3年军龄的军人，2年军龄的军人显著高于3年军龄的军人(P ＜0.05)，见表1。

不同职别的军人使用4种情绪调节方式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事后检验指出，在认知重视的使用频率上，士官、军官显著高于士兵(P ＜0.05);在自我安慰的使用频率上，军官显著高于士兵、士官(P＜0.05);在行为抑制的使用频率上，军官显著高于士官、士兵，士官显著高于士兵(P ＜0.05);在情感求助的使用频率上，军官显著高于士官、士兵(P ＜0.05)，见表2。

表1 军龄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s)

表1 军龄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s)

注:* P ＜0.05，＊＊P ＜0.01，＊＊＊P ＜0.001，下同

项 目 1年2年3年4年≥5年及以上F认知重视 2.53±0.79 2.58±0.85 2.48±0.75 2.71±0.75 2.76±0.81 7.586＊＊＊自我安慰 3.31±0.74 3.29±0.71 3.21±0.66 3.36±0.62 3.35±0.70 1.817行为抑制 3.46±0.79 3.57±0.80 3.49±0.74 3.78±0.75 3.68±0.78 9.019＊＊＊情感求助 3.62±0.76 3.72±0.82 3.56±0.76 3.74±0.76 3.83±0.78 6.604＊＊＊

表2 职别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s)

表2 职别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s)

项 目 士兵 士官 军官F认知重视2.56±0.84 2.67±0.79 2.74±0.77 7.097＊＊＊自我安慰3.27±0.71 3.30±0.69 3.47±0.65 8.875＊＊＊行为抑制3.51±0.80 3.62±0.77 3.75±0.78 10.822＊＊＊情感求助3.68±0.79 3.70±0.80 3.86±0.73 5.925＊＊

2.2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的相关

见表3。认知重视与解决问题和求助呈显著负相关，与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自我安慰与解决问题、求助呈显著正相关，与自责、幻想呈显著负相关;行为抑制与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与求助呈显著负相关;情感求助与解决问题、幻想、求助呈显著正相关。

表3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的相关(r)

表4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的回归

2.3 应付方式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回归

见表4。为探索应付方式各变量对情绪调节方式的影响力，以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4 个维度为因变量，以应付方式的6 个维度为预测变量，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回归分析，以0.05 为入选标准，0.1为剔除标准。结果显示，自责、幻想、解决问题、退避、合理化进入了“认知重视”的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认知重视变异的18.9%;解决问题、求助、自责进入了“自我安慰”的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自我安慰变异的5.4%;退避、求助、解决问题、自责进入了“行为抑制”的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行为抑制变异的4.1%;求助、幻想、退避进入了“情感求助”的回归方程，可共同解释情感求助变异的9.7%。

3 讨 论

3.1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总体状态

本次研究的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中情感求助使用频率最高，这与国内以往研究结果具有相对一致性［13］。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军人倾向于主动寻求帮助与支持，从而达到调节情绪体验的目的。行为抑制排在使用频率的第二位，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军人职业特点。此外，不同军龄军人在情感求助、行为抑制、自我安慰3种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13］。具体表现为军龄越长，对3种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也越高，且基于此还表现出复杂的特点。这与不同军龄个体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紧密相关。

不同职别军人在4种情绪调节方式使用频率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这一结果也与以往研究具有一致性［13］。具体表现士兵使用频率相对最低，军官使用频率相对最高。这与不同职别军人的职责与压力有关。

本研究结果指出，随着军龄的增长、职别的提升，军人对情绪调节方式的使用频率呈现出日益增高的趋势，这一结果提示以下几点:①军龄小、职别低的军人可能缺乏对情绪调节方式的有效使用;②随着军龄的增长、职别的提升，军人可能更善于应用多种调节方式改善情绪状态;③随着军龄的增长、职别的提升，军人可能面临更多情绪困扰，故而使用情绪调节方式的频率更高。

3.2 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按照Gross 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有两类情绪调节方式，一类为增强型方式，表现为加强个体与可能引起情绪的情境的评价，增强个体与情境的关联;另一类为减弱型方式，表现为个体以回避、忽视等方式，尽可能减少情境可能引起的情绪体验［14］。认知重视、行为抑制属于增强型方式，而自我安慰、情感求助属于减弱型方式［13，15］。此外，在应付方式的6 个因子中，解决问题、求助属于成熟型方式，退避、自责、幻想属于不成熟型方式，合理化属于混合型方式［12］。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多采用增强型情绪调节方式的军人，更倾向于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多采用减弱型情绪调节方式的军人，更倾向于采用成熟型应付方式。

已有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新生的应付方式与焦虑、抑郁密切相关，一方面焦虑、抑郁的大学生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付方式，另一方面积极的应付方式有助于降低焦虑、抑郁水平，增进心理健康［5］。此外，对高中生的研究也发现，应付方式与焦虑水平关系密切，焦虑水平高的个体偏向于消极应付方式的应用［16］。因此，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应付方式可能通过情绪调节方式影响情绪体验。

3.3 应付方式对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的回归

经过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军人应付方式在回归方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对情绪调节方式具有预测作用。

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和解决问题能更好地预测认知重视。这一结果提示，自责、退避、合理化、幻想较高，解决问题较低的军人个体在遇到问题时可能采用不成熟应付方式难以有效解决问题，从而在认知上反复思考，不断增强与情境的关联，往往会增强情绪体验。解决问题、自责和求助能更好地预测自我安慰。这一结果提示，解决问题、求助较高，自责较低的军人个体一般能够采用成熟型应付方式解决问题，由于自身积极主动作为，故而不论结果如何，能够进行合理归因，减弱自身与情境的关联，从而降低情绪体验。自责、退避、求助和解决问题能更好地预测行为抑制。这一结果提示，自责、退避、解决问题较高，求助较低的军人个体能够采用刻意控制的方式，让自己的情绪体验不暴露在外界环境，从而不影响工作和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人服从命令、攻坚克难、吃苦耐劳的职业特质。幻想、退避和求助能更好地预测情感求助。这一结果提示，求助、幻想较高，退避较低的军人个体能够通过向他人倾诉、求助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以寻求对引发事件的帮助，从而降低情绪体验。

综上所述，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应付方式相关密切。这对军队心理工作者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训练工作有重要的意义。在军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军队心理工作者应重视将应付方式有关内容有效纳入情绪调控训练中，从而更好地帮助基层官兵调适情绪、促进心理健康。

［1］Berking M，Wupperman P.Emotion regulation and mental health:Recent findings，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Curr Opin Psychiatr，2012，25(2):128-134

［2］唐海波，周敏.大学生生活事件、认知情绪调节与心理弹性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3):441-443

［3］侯瑞鹤，俞国良.情绪调节理论:心理健康角度的考察［J］.心理科学进展，2006，14(3):375-381

［4］王红姣，卢家楣.高职生压力源及应付方式特点研究［J］.心理科学，2009，32(6):1328-1332

［5］牛荣华，姜桂兰，房征岩.大学新生应付方式焦虑抑郁及其相互关系［J］.中国健康教育，2010，26(7):548-550

［6］冯正直，甘丽英，孙辉，等.中国军人抑郁流行病学特征的研究［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3，35(20):2138-2142

［7］甘丽英，孟素平，冯正直，等.高寒地区军人抑郁症状流行病学特征及其危险因素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12):1332-1335

［8］冯正直，戴琴.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J］.心理学报，2008，40(3):358-367

［9］杨国愉，刘云波，李维民，等.某进藏工作团体状态－特质焦虑、抑郁状况调查［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20(1):408-411

［10］崔向军，逯春洁，郭永芳，等.大学生情绪调节与抑郁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20(3):431-433

［11］王立菲，郭成，冯正直，等.军人情绪调节方式量表的编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18(4):369-371

［12］肖计划，许秀峰.“应付方式问卷”效度与信度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8(4):164-168

［13］王立菲，郭成，汪涛，等.军人情绪调节方式特点研究［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18(9):834-835

［14］Ochsner K N，Silvers J A，Buhle J T.Functional imaging studies of emotion regulation:A synthetic review and evolving model of the cognitive control of emotion［J］.Ann N Y Acad Sci，2012，1251:1-24

［15］王立菲，郭成，张俐，等.军人情绪调节方式与人格特征的关系［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09，18(8):737-739

［16］刘旺发，刘晓莲，蔡翥，等.高中生焦虑与应付方式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4):595-596